潦倒颠沛之际，倔强的吴佩孚仍恪守坚持，拒绝去外国租界避难。在川避难期间，日本第一遣外舰队总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海军驻沪特务机关长佐藤秀大佐率将佐十五六人由宜昌乘小型舰到白帝城，专诚拜访落魄的吴大帅，向吴佩孚表示慰问，表示愿供给私人借款一百万，赠步枪十万支、小炮五百门、机关枪两千挺连同弹药，由小型舰艇运来白帝城。对于伸过来的橄榄枝，一向不喜欢日本人的吴佩孚说：“过去我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是不在于枪炮和金钱，我如果愿意借外债，引外援，何必待到今日。中国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贵国贵官的盛意我是不会承受的。”
后来有人评价一代枭雄吴佩孚，说他诚实勇敢、淡漠钱财、为人宽厚，富有传统精神，尤其彰显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和爱国主义情怀。即使危机来临时，吴佩孚宁愿到处流浪，也不会屈尊到外国租界避难。这样的赞誉，初看起来，似乎还真像那么回事。吴佩孚在当时各方势力积极寻找列强支持的情况下，相对独立独守，实属难得。这样的行为，也使他受到不少民族主义者的崇敬。当然，吴佩孚一直存在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自负尊大思维陈旧喜作秀。殿堂之人，最忌讳的是自负，不仅会轻视对手，更容易让自己暴露在明处，招致潜在敌人的伏击。除此之外，据说贪杯也是吴佩孚的毛病之一，很多时候，一直处于酩酊游离的非理性状态，很难准确拿捏分寸，经常做一些不合实际的激越之事。以他身边人的看法，吴佩孚最大的缺点在于识人不明，过分相信那些不值得信赖的朋友，经常受骗受误导。性情之下，吴佩孚一次次令下属和追随者失望，终至众叛亲离。
虽然虎落平川，不过吴佩孚仍不忘彰显自己的意志。1927年8月31日，在白帝城的吴佩孚仍以讨贼联军总司令名义，委杨森、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李其相为一二三四五路司令。不过这个时候，似乎谁也没有把吴佩孚当作对手了，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重要人物，已经跌出新军阀的视线之外了。滔天巨浪之中，似乎谁也没有在意西南边隅之地发出的鼓噪，就像谁也不在意一只失群江鸥的孤鸣一样。
风水轮流转，心高气傲的吴佩孚没有想到，继自己和蒋介石之后，另一个中国军人成了《时代》的封面人物，这就是老冤家冯玉祥。在1928年7月3日出版的杂志上，封面选用了冯玉祥的一幅特写镜头，他显得很健壮，巨大的头颅微微仰视，帽檐正好遮盖住前额。照片下面的说明很简洁：“中国的基督教战士……变乌合之众为规矩之军。”而对更多的外国人来说，更喜欢称冯玉祥为“基督将军”，就像过去谈到吴佩孚时喜欢用“儒将”的称呼一样。在美国记者的眼中，冯玉祥站起来足有六英尺高。他不是纤弱的黄种人，个头魁梧，古铜色，和蔼。他一直将《圣经》拿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里，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时代》还介绍，冯玉祥是一个神枪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队——十九万五千人的主人。
《时代》还写道：冯玉祥有着传奇般的经历，谈到他，人们总是会津津乐道于他皈依基督教的起因，以及他命令整个部队的士兵都念《圣经》，唱圣歌，按照牧师们的训导祈祷。在军阀混战的年代，这些做法的确引人注目，也令人好奇。《时代》说冯玉祥“1880年出生于安徽省，家境贫穷，因黄河这条‘中国的忧患之河’年复一年发生水灾，他从小就频遭饥荒”。这一段话，有严重的失误——冯玉祥只是祖籍安徽巢县，出生地是直隶省青县；并且，安徽省也不在黄河边上。显然，写文章的美国记者，对于中国的地理方位没有做到清晰明了。
《时代》继续写道：十八岁时，冯在当时的清军中当兵，拳乱(1899-1902)之后，他很快升至军官。他患溃疡而受其折磨，两位中医告诉他是“不良生活所致”，想收他的医疗费，此事对他刺激和伤害甚大。这位年轻军官很清楚自己的品行，拒绝了中医的治疗，转而去北京教会医院求医并痊愈。为他治疗的基督教医生说的一番话，令他终生难忘：“你不必付钱。我只要你记住，是上帝爱你，派我来为你治病的。”
1913年，冯少校由一名卫理会牧师主持洗礼，此后，他又让自己的五百名手下全部皈依基督教。1915年，他成为少将，在四川省主持了一次祈雨仪式，背诵《圣经》中以利亚先知为加尔默罗山祈雨而做的祈祷。冯将军信奉上帝后采取的进一步行动，是在他被任命为一个省的统治者后，数年之间他满怀热情地反对鸦片、嫖娼、酗酒、吸烟。与此同时，他开始学习写作，还自己编写军歌，题为《士兵之精神》。有几个日本小偷被卫队抓住后，冯将军命令当地一名日本领事道歉，他对日本领事咆哮道：“我没见过一个好的日本人！难道你们都是坏人？日本人难道没有一点儿羞耻？”这位将军又以相当温柔亲切的感情这样写下他的敬佩：“伟大的林肯总统，解放了美国奴隶。”
应该说，《时代》对于冯玉祥的人生之路，总体上把握得还是相当准确的，冯玉祥早年投军时，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农家子弟。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在保定创设北洋军政司，开始大规模地编练新式陆军。冯玉祥当时二十岁，是淮军的一个副教习。淮军弥漫着的颓废陈腐之气，让冯玉祥十分沮丧，因而对袁世凯准备编练的新军十分向往。该年4月，冯玉祥转投袁世凯门下，成为武卫右军第三营左队左哨六棚的一名正兵。凭借着才干、勤奋和不可遏制的进取心，这个大块头的年轻人很快脱颖而出。他接连晋升，从副目、正目、哨长一直到队官，并在所有的考试里名列第一。冯玉祥很快成了军官争抢的人才和同伴们妒忌的对象，这个大块头的士兵一度拥有一个绰号——“外国点心”，意思是十分受外国教官青睐。这个绰号是冯玉祥同僚带有羡慕嫉妒恨的正常反应。
光绪三十年，冯玉祥所在的武卫右军改编为北洋“第六镇”，归段祺瑞统制。标统陆建章看出这个年轻人的远大前程，把内侄女许配给冯玉祥，并对他着力栽培。辛亥革命爆发那一年，冯玉祥已成为北洋军的一个营长，开始招募和训练新兵创建自己的部队。冯玉祥是一个带兵的干才，他把方方面面安排得井井有条极有秩序，力求以个人的品德垂范示人。据说每招收新兵，冯玉祥都要亲自查看，只要右手食指有茧子的，他都不要——那是兵油子、混营子。他喜欢招质朴、精壮的农民以及学生。这一点，跟当年曾国藩一脉相承。新兵入伍后，冯玉祥都亲自选拔较有文化的组成模范连，加以训练。冯玉祥把军队看作大家庭，而他则是“家长”，一手以恩感人，一手以威服人。他经常跑到军营里与士兵同吃同住，与士兵促膝谈心，婚姻、家庭、兴趣、理想、学习、工作，他都关怀备至。当他已是团长时，他还能记住部中约一千四百人的姓名。
恩威并施是冯玉祥的带兵准则，这让部下们对冯玉祥心悦诚服死心塌地。曾任冯军政治部主任的简又文这样评价：“人人对于他都起了一种神秘的信仰，其人格之摄力和感力竟能达到最下层的兵士，以至全军数十万人能团结一体，群奉冯为头脑及中心。”冯玉祥对于士兵的严格以及友爱是出类拔萃的：士兵命令执行不力的，就要打军棍。打军棍往往是对自己的亲信，要求越严恩赐越多惩罚也越重。冯的军队里流传这样的说法：“打是情，骂是爱，周喻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军校出身的军官就受不了这种“考验”。冯曾说：“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一打漫天飞。”冯玉祥的部队最重视的，是对他的忠诚，那些忠诚于他的亲信步步登天，而那些陆军大学毕业的学生，冯玉祥一般很少让他们掌握兵权。
1914年，冯玉祥的部队被改编为第十六混成旅。当段祺瑞试图免去冯玉祥旅长一职时，官兵闻讯大哗，几乎酿成一场兵变。段祺瑞只得请出陆建章收拾僵局，冯玉祥重获对其部队的指挥权。也就是这一年，冯玉祥正式受洗为基督教徒，以基督教赞美诗来代替进行曲军歌，成为人们眼中的“基督将军”。后来有人评价冯玉祥此举的用意，一方面因为其本身具有基督教的清教徒精神，另一方面，还因为信奉基督教会赢得西方列强的好感，以得到更多支持。由这一点，可见冯玉祥的苦心孤诣和深谋远虑。自1918年后，冯玉祥一直被视为直系成员，不过身高马大的冯玉祥与瘦小文弱的吴佩孚始终有无形的距离。相比秀才出身的吴佩孚，自小出身军旅的冯玉祥更有草根经验，对于枪杆子有着天生的亲切感和依赖感。青少年时几次改换门庭，更使得他有着伸缩自如的适应能力。后人对冯玉祥一个独特的评价就是，这个大个子军人有着非同一般的表演才能，他曾经因为部下开会迟到，就凶猛地掌掴自己耳光，名曰不好怪罪部下，只能怪罪自己管教不力。在吴佩孚五十大寿时，冯玉祥还别出心裁地送了吴佩孚一坛清水作寿礼，名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冯玉祥早期部队的“基督色彩”也更像一支部队的集体表演，是为了赢得西方势力的支持而练习的团体操。在这一点上，冯玉祥与他憎恨的吴佩孚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冯玉祥的行为看起来更像是“表演”，而吴佩孚更像是“作秀”。在传统的中国人身上，尤其是那些官僚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着这种“唱、念、做、打”的功夫。这也是中国戏剧文化无形的影响。当然，跟一般军阀最大的不同在于，冯玉祥一直是非常好学的人，对于只受过一年零三个月正规教育的半文盲男子来说，他读书之多是惊人的。美国学者薛立敦曾评价说，“他可能是比其同时代的军阀更易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人。然而，教育上的缺陷让他总是落后一拍。”薛立敦还将冯玉祥的风范和拿破仑相比较，说他们都是天生的演员。“他是个天生的演说家，情绪激昂，有声有色，扣人心弦。即使是老于世故的人，听到冯的演讲，也很难不被其毫不夸张、极有说服力而又激励人心的论述所打动。”
在讲述冯玉祥众多“优点”的同时，《时代》还以“叛徒的过去”这样一个小标题，报道1924年冯玉祥在直奉第二次大战期间“叛变”的故事，以及不同人的种种议论：
尽管几乎所有当代中国的记者、历史记载都把冯描述为“叛徒”，但直到上周，基督元帅的朋友一直对这一说法感到气愤。传教士们有充分理由得出与记者们完全相反的结论，在这一点上，山东齐鲁大学的迈纳(Miner)小姐的说法最有代表性。她上周写道：“人们指责冯元帅‘抛弃’或‘背叛’高官、盟友等与之相关的事件，我对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冯因他的‘背叛’不得人心，但与那些没有远见和勇气这样做的人相比，他并不丢脸。”如此富有逻辑和奥妙哲理的看法无人能反驳。不过《时代》写道：具有眼光背叛上司并将之打败，令其脸面尽失，这样的人不会获得普遍敬重，冯玉祥自然难逃此命。
与《时代》一样，很多报纸也有对冯玉祥的评价，有报章评价冯玉祥就像三国时的吕布，游刃于纷乱的政局之中，没有固定的朋友，也没有固定的敌人，利用各派的纷争，壮大自己为我所用。他的面相如此平凡忠厚，就像一个北方的中国农民。在暗地里，冯玉祥同样如老农——智慧，隐忍，狡诈。国民军系将领徐永昌曾批评冯玉祥历来是“论变不论常”，“显得多少有点时髦肤浅”。而冯氏的追随者们认为，冯玉祥的行为，是他思想进步的表现，“是主张正义，不得不尔；是顺应潮流，跟着时代前行”。冯玉祥常常引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一句话，“觉今是而昨非”，意思是一个人要学会总结，通过静思总结过去所走过的路、做过的事，为将来的人生定立方向。冯玉祥翻云覆雨的人生道路，是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归宿，还是仍在原地打着转，茫然而不知方向？
《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曾和《纽约时报》记者一起采访过冯玉祥，他讲述了这样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自我介绍一番后，说：“冯将军，你长得真高大！”身高六英尺、肩阔腰圆的冯玉祥答道：“是的。你要是砍下我的头，顶在你的头上，那么我俩就一样高了。”记者听了这话后，吓得几天睡不着觉。如此半真半假的玩笑，向来是冯玉祥的风格，很难说他的行为和思想是真还是假，是内心的真实反映还是因为某种功利；或者说，这仍旧是冯玉祥的“表演”。不过确切地说，这个民国初期“千面人”的行动，的确对中国的政治时局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个时代的消失
1927年3月8日，康有为七十大寿。在上海，康门弟子举行了一个盛大的祝寿活动。让康有为最感到欣慰的是，生日前溥仪特意派徐良从天津赶到上海，专门送来贺礼玉如意一柄，上有溥仪手书“岳峙渊清”四字。康有为受宠若惊，居然穿起了前清官服，以三叩六拜以谢天恩。大礼行毕，康有为又挥笔写下一份“谢恩折”，由书记用小楷誊清，印了上千份，分赠前来祝寿的贺客——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以帝国贤臣的名义，给“皇上”写“奏折”。
寿筵当天，亲朋好友、门人弟子齐集上海“游存庐”为康有为祝寿。康的得意门生梁启超送来寿联：
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
奉觞豆于国叟，至欢忻于春酒，亲受业者盖三千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