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巴黎,有一座19世纪浪漫主义博物馆。这里原属于19世界中叶的两位法国大画家的故居。后来,博物馆在20 世纪90 年代把19世纪浪漫主义大作家乔治·桑的三间房间移植过来,摆放了大量其孙女捐赠的遗物。就这样,博物馆便因乔治·桑而名声大振。众所周知,女作家乔治·桑曾有过几乎数不清的情人,其中最著名的有诗人缪塞和钢琴家肖邦。于是,乔治·桑和肖邦的故事便成了这座博物馆的一个亮点和热点。博物馆楼下有一个咖啡厅,是供观众品茶休息和购买纪念品的地方,布置得很典雅,有一架钢琴,肖邦正在弹琴。他侧着头,深情地看着旁边的座位,仿佛那儿坐着乔治·桑。其实,这只是一座雕塑,却一下子把观众引入了历史,令人浮想联翩,因为这里的意境营造得十分贴切和别致。博物馆里乔治·桑的三间房间,更是布置得琳琅满目,里面全是乔治·桑用过的实物和他的收藏品,多达数百件,令人目不睱接,很有历史沧桑感,使人们观看之后备感亲切。
前面提到的设立名人故居的标志牌和后面介绍的巴黎博物馆,是对名人故居开发利用的两种模式,前者属于浅层次的,后者属于深层次的。然而两者都有其积极的意义。因为这两种模式串在一起就叫做历史,它是一座文化古城活生生的历史,就像一张脸,一个灵魂。名人故居是精神文明的宝藏和集中地,必须重视,必须珍爱,必须保护。每一座名人故居都和一位或几位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都有一系列故事,这就是文化。知道尊重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民族是最有前进动力和最有希望的民族,否则,抽掉了历史文化这根神经,这个民族就无疑于一个植物人。引证这些事例,目的在于说明对水城杨氏故居开发和利用的价值。杨氏父子在我国现代和当代的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是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对于他们故居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对提高蓬莱水城的文化品位,推动城市的发展,是有着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的。但是,杨氏故居旧址上的房屋已被拆除,未免令人遗憾。同时,包括杨氏故居在内的水城民居全部拆迁,实属一大败笔。毁民居造兵营,实际上是毁了真文物,造了假古董,也破坏了一座古城的历史文脉。文脉是古城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其历史文化积淀的过程和传承的脉络,这种发展传承的脉络是不应该切断的。恢复起明洪武年间的备倭城,那明后期一直到今天的这段古城历史到哪里找寻呢?最有价值的不座湮没在历史烟尘中的备倭城,而是古港水城自古至今绵延不断的文脉。杨氏三杰及其故居本身就是水城的一段历史,可惜的是,这段历史的载体在水城再也找不到了。
杨朔在婚姻上的不幸
杨朔是一位广大读者所熟悉的著名作家,他一生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他的散文,就像闪光的珍珠,充满了诗情画意。杨朔生前一直过着独身生活,倒不是这位富于感情的作家在恪守着一种莫名的信条,而是他有着自己难言的苦衷。他的婚姻生活充满了辛酸与苦痛。
杨朔出生在山东蓬莱,其父三十多岁时,感染时疫病故了。杨母囿于封建的旧思想、旧礼教,觉得自己年轻寡居,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大了,就该给儿子早日娶亲成家,只有这样,才算对得起祖宗,也算尽到了做母亲的责任。就这样,还在杨朔读高小时,母亲便遵循了陈腐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顾杨朔的反对,硬是让杨朔与蓬莱城里一个姓衣的女孩订了亲。举行订亲仪式那天,一家人和亲朋们兴高采烈,热闹了好半天,杨朔却一大早就跑到外祖母家里,用躲避的方法来表示对这桩婚事的抗议。此后,杨朔的精神负担一直很重,锁眉蹙额,郁郁寡欢。姐姐们偶尔谈及衣家的女孩子如何如何,他也总是冷漠地呆在一边,神情一派黯然。
1927年秋天,杨朔来到东北边城哈尔滨,在此期间,他曾有过几个女朋友。其中之一,是一位姓阮的姑娘,正在读初中,对他颇有好感,常借故去找他。但杨朔由于自己已订了婚,不敢贸然再接受别的姑娘的爱,只能无端地折磨自己。当时他虽然接受了反封建的思想,但出于朴素的孝心,总是不忍违拗母意。因此,1931 年春天,他回到蓬莱老家,勉强与那个姓衣的姑娘完了婚。结婚那天,杨家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杨朔却神情木然,满面凄凉。他依照当地的旧习俗去迎亲,在欢快的鼓乐声和嘈杂的人声中,与新娘拜天地,入洞房。表面上一切顺理成章,事实上他却在吞咽着一杯苦酒。那个新娘既无文化,相貌也平常,还缠过足,杨朔觉得实在难以和她相处。婚后,杨朔强压着心中的痛苦,忍泪装欢,以宽慰自己的母亲。但是,有一天晚间杨朔与好友们在外边喝酒,归来后,因醉酒而发泄满腔的怨艾,并放声大哭了一场。但当他酒醒之后,深怕惹母亲难过,便有意与新媳妇夜间高声谈话,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然而,他怎么也难以抑制心中的苦闷,因此发生了不止一次的酒后痛哭。其实,杨朔的要求并不高,他曾私下和姐姐们表露过,女方不一定长得美,只要有些文化,举止大方,待人热情,也就可以了。开始时,他对自己的婚事还曾抱有一点希望,但自从和这位衣姑娘完了婚,便开始心灰意冷起来。因此,假满回哈尔滨之后,他就多年不肯再回家乡了。杨朔是个正直善良的人,从来不肯欺骗别人。自从家里有了那个母亲包办的妻子,他既不敢大胆地向别人求爱,也不肯接受别人对自己的爱。在晋察冀时期,他曾对战友张帆等说过,自己要找一个“甜”的对象。当战友们问起他什么样的对象是“甜”的时,他却笑而不答。在延安党校学习时,曾有女友向他求过爱,他却把感情深深埋在心底,默默地忍受着眷恋之苦。1949年,杨朔进了北京,得知他在老家那个挂名妻子早在抗战时病故了,才解除了思想上的负担。然而,心灵上的创伤,却终生难以平复,因为他失去了年轻时编织过的真正爱情的机会。他曾经说过,人人都有过爱情,然而他当年爱的是谁,却从未讲过。这已成为杨朔的终生之谜了。
1947 年春天,杨朔到沈阳采访,遇到旧友罗峰、白朗夫妇。白朗是个热心的人,很关心杨朔的婚事,给他介绍了一个姓尹的女京剧演员。这位女艺人出身很苦,长相秀美,戏也演得好。杨朔曾看过她演的戏,却不肯答应这桩婚事,结果惹得白朗十分生气,说是再也不管杨朔的婚事了。后来,亲友们偶尔与杨朔谈及此事,问他是否计较那位女演员在旧社会的经历,杨朔却摇头表示否定。他说他当时东奔西走,行踪不定,不愿让人家跟着受累。再则,他说自己从事写作,需要安静的环境,而一个演员每天要吊嗓子练唱,生活上不协调,结合在一起是很别扭的。从此以后,繁忙的工作使杨朔无暇安排自己的生活,每每有的同志劝他成个家时,他总是笑一笑,推托工作忙,拒绝再谈论此事。
杨朔与杨渡
杨朔是一位为广大读者所熟悉的著名作家,他是蓬莱市人,自从在学生时代经历过一段不幸的婚姻之后,便一直过着独身生活。他虽然没有妻室,却十分喜欢孩子,因此,收了自己的一个侄女杨渡做女儿,父女感情十分深厚。
1956年夏天,杨朔的弟媳由广东迁至北京,住进杨朔购买的宅院。1957 年2 月,杨朔的弟媳生下第三个女儿。孩子很逗人喜爱,刚过百日,杨朔就抱她玩,并颇费心思地为她取名字。因为孩子出生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杨朔便为她取名杨渡,又名寒飘,希望她性格高洁,像雪花一样晶莹飘逸。杨渡七八个月时,便成了杨朔的掌上明珠。他坐在案头看书,喜欢把杨渡放在膝上。杨渡睡了,他便把她放在小车里,边轻轻推着,边默默阅读。因为他太喜欢杨渡,便向弟弟杨玉玮和弟媳提出要她做自己的女儿,得到了弟弟和弟媳的应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