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四年之后的永乐二年（1404年）甲辰科，共取进士四百七十二人。江西吉安的才子们，竟然超越前贤，一举囊括了此科的前七名：一甲状元曾蓰、榜眼周述、探花周孟简，一甲第一一名杨相、第二名****环、第三名王训、第四名王直。吉安才子石集登第，令天下人刮目相看。
江西吉安一市，历史上总共出过十九名状元，几乎占据了全省四十二名的一半。时有“区区彼吉安，其产多才贤”、“隔河两宰相，计啦五状元”之美誉。仅是明代，吉安府就出了十位宰相、二十二位尚书、十九名状元、十一名榜眼、十名探花、八名会兀、三十九名解元，可谓名震乾坤，举国称奇。
吉安在科举中绩效之所以能如此显赫，乃因其地有一种奇特的“文化结聚现象”。江西时有二百八十八所书院，在全国独领风骚。吉安之地“家有诗书，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诵相闻……士夫秀特，文章盛于江右”。正是这“序塾相望，弦诵相闻”的地区性文化结聚，历史久远的兴学浓厚之风的熏陶，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为日后科举奇迹的创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完全可以说，正是这重教兴学之风，才造就了吉安的科举奇迹。
唯一保存完好的孤本真迹——赵秉忠殴试状元卷
赵秉忠（1574-1626），字季卿，山东益都（今青州市）人。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戊戊科状元。
赵秉忠状元及第后，历任修撰、会试同考官、侍读学士、经曾遭遇阉党魏忠贤的陷害、削官辞职还乡，愤懑丽华。魏党被治后、被恢复官职，加太子太保，官赐祭葬。中国科举共产生文科状元约八百，但迄今为止，保存完好的真迹状元巻，现仅存唯一的一份，即明代状元赵秉忠的这份殿试卷。
有关这份状元卷的情况、详见本书《状元卷之谜》。
历代状元人数最多的朝代——唐朝
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壬午科始创科举取士制起，至唐哀帝天佑四年（907年）丁卯科唐王朝灭亡之时止，其间二百八十五年之中，科举考试多科并行，几乎每一到两年举行一次，总共约产生状元应为三百余人，当属中国科举史上科举届次最多、录取状元最多的朝代。盛世大唐，自然也是科举盛世。
但是，今天能够在古代典籍中査到的、有名可考的状元，仅有一百九十二人，其中文科状元一百五十一人，武科状元四十人（内有一人系文、武科两栖状元）。
产生状元最多的省——江苏
中国科举历史上产生的约八百名文科状元，大多分布在东南沿海和中原地区。其中，有名籍可考者，按省籍分别计算，名列榜首的是江苏省，所出状元多达八十二位。其次是浙江省，六十三位；第三是河北省，四十五位；第四是山东省，四十三位；倘若按朝代分省计算，一朝之中产生状元人数最多的省，仍然是清代的江苏省。从清顺治四年（1647年）丁亥科武进籍的状元吕宫始，到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南通籍的状元张謇止，其间二百四十七年中，该省共产生状元为四十九人，位居全国各省之冠。江苏曾是江南杰灵之地的代表，难怪其引以为骄地宣称；“山东只是一山一水一圣人，而江南却有千山千水千状元。”
江苏省之所以状元叠出，才子奇多，绝非偶然。究其原因，盖源自富庶优越的自然环境，异常发达的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文化教育，还有尊师重教的人文环境，正所谓：物华天宝，地灵人杰。
产生状元最多的府——苏州府
地处江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苏州，不仅以“人间天堂”之美蜚声中外，而且又以“状元之乡”、“状元之城”名闻天下。
天然灵秀的山水，高度繁荣的经济，极其发达的教育，使苏州人才辈出。据不完全统计，苏州府（含所辖县）自科举以来，总共产生了文武状元六十一名（文状元五十三人，明经科一人，武状元六人），雄居全国之首。其中，唐代十四人（文状元十三人，明经科一人），宋代十人（文状元五人，武状元五人），明代九人（文状元八人，武状元一人），清代二十八人。
在中国科举史上，如果按一朝计算，产生状元最多的府地，仍然是清代的苏州。在清代，苏州一府的状元多达二十八人，位居一朝中产生状元最多的府地之首。
产生状元最多的县——安康休宁
中国科举共产生文科状元约八百人，平均每一个县一位。然而，安徽的休宁一县，从宋嘉定十年（1217年）到光绪六年（1880年），就有十九名，位居全国县级之首，被誉为“中国第状元县”。
休宁县地处安徽南陲，面积约一千多平方公里，人口约十万左右，自然条件是“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如此区区小县，焉何登第的状元者如此之多呢？
考研证明，此决非偶然，乃天时、地利、人和等诸种优势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从地理环境上看，作为古徽州一府六县之一的休宁，虽然僻介浙赣两省之间，抱于黄山、白岳之中，位居三江（新安江、富春江和钱塘江）的源头，但它是古徽州的地理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其地联内通外，商旅发达，“其民雅驯，其俗简易，游宦东南者皆以徽为乐土，尤在于休宁。”
从人文环境上看，休宁知书重教，文风昌盛。这里贴近“朱阙里”篁墩，又与朱熹桑梓之邦的婺源为邻，深受程朱理学的濡染。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休宁知县欧阳旦颁布的《教民条例》，清雍正年间（1723-1735）产生的《茗洲吴氏家典》，充分显现出官府、士绅与平民重教育、敦人伦的地域特色，影响深远而持久。同时，高度发达的徽墨、歙砚、徽纸及徽笔制作业，也为徽州学人吟诗赋词、舞文弄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经济的角度看，尤其是称雄中国商界三百年之久的徽商，奉行“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准则，舍得把商业利润投资于教育，培养子弟和同族学子，通过读书科举进人各级政权。而商人的雄厚财力和浪迹天涯的流动性，又为他们的子弟延请名师、四方游学、广交名士、扩大视野、增长见识，创造了极为有利的优越条件。
正是这样的孕育、熏陶和造就，才使得江山代有才人出，使休宁出人头地，膺选“中国第一状元县”的殊荣，享誉“东南邹鲁”的美誉。为此，新中国特地为休宁发行了一套十九枚的《中国第一状元县》的邮票。休宁的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影响深远而恒久，从昨日直至今天，在当今新中国的七十多位皖籍院士中，仅休宁籍人就占了六位。
其实，休宁的这种环境，只不过是古徽州的一个代表或缩影而已。实际上，整个徽州都沉浸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正是这种环境和氛围，成就了古徽州的历史奇迹，致使该地区在科举中竟然奇迹般地占据了全国十万进士的近五十分之一，出现了“一门八进士，两朝十举人”、“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榜十九进士”、“一科同郡两状元”、“一镇四状元”以及“父子尚书”、“同胞翰林”等千古佳话。
此外，在中国科举史上，一朝之中较短的时间内，产出状元最多的县，是南宋时期的永福县（今福建永泰）。自乾道二年（1166年）至乾道八年（1172年）的七年之间，该县连续产生萧国梁、郑侨和黄定三名状元，也一时名满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