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危及平、津。不久，日军大举侵犯淞沪，"8"13”全面抗战爆发。
当时的中大校长罗家伦先生，面对日军侵华得寸进尺，垂涎全中国，野心勃勃之势，认为全民总动员，坚持长期抗战到底的国策是正确的，他立即向行政院建议，把东南沿海的几所主要大学和科研机构迁往西南。
时值暑假，大部分师生均已离校度假，罗家伦乃于“8"13”后，立即发出函电，催促师生迅速返校。8月15日南京首遭敌机空袭，当天罗即在中大礼堂向在校的全体师生讲话，大声疾呼，一再强调要大家做好长期抗战的思想准备，并当场宣布中大立即西迁重庆，要求全校师生于八月底前返校，开始西迁。全校及各院系的图书、仪器、设备等，立即装箱起运。罗并对迁校工作及时做了以下周密而细致的筹划和安排:一、立即与四川和重庆方面联系解决中大西迁的校址和有关重大事宜。
二、立即派人员四出张罗，联系解决中大迁校的交通运输工具问题。
四川省主席刘湘很赞同东南沿海各大学及科研机构西迁人川的建议，并积极协助解决西迁后的有关问题。重庆大学慨然拨借松林坡地皮，以为中大营建校舍之需。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允许将该公司军运返川的回空轮船无偿装运中大的图书、仪器、设备，且不惜打通船舱以便装载大型设备等。这样的慷慨支援精神，真无愧于“爱国实业家”的美誉。
罗家伦还采取了以下的一系列措施:一、派法学院长马洗繁先生去重庆，物色查勘校址;二、派训导长去汉口设立中转站，接待来汉转船赴渝师生;三、派总务长督促各院、系、各部门抓紧时间，昼夜赶装图书、仪器等西迁;四、公告或函告离校师生于9月中旬赴汉口长江饭店集中。当年录取的新生，必须如期赴汉口报到。
是年10月中旬，全校师生和图书仪器设备等，都已陆续安全抵达重庆，并暂借川东师范驻足。在重庆和沙坪坝地方各界人士和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援下，迅速在松林坡顶、山腰、山麓的周围，修建了大批砖柱夹壁或穿逗夹壁的简易校舍，基本上能满足全校师生教学和生活的需要。
1938年夏，中大迁渝后第一次公开招收一年级新生及二三年级的插班生，以接纳未能及时迁校而中断学业的一批流亡大学生，让他们有机会继续学业。这可算是中大迁渝后的一个历史贡献。中大在战前的学生人数近1500人，为当时全国各大学学生人数之冠。由于抗战西迁，学生从军、投考军校或参加抗日宣传短训班、干训班，以及去延安抗大学习等原因，在校学生骤减为700人左右，经此次公开招生近800人，因而使在校学生人数大致与战前持平。
此后，历年招收的新生各约千人，使在校学生总人数达到四千人之众。由于中大在国际学术上的知名度，当时不少同盟国家要求派学生来学习，中大慨然允诺。仅1944年就有外国留学生18名，其中印度研究生3名。
松林坡这块小山丘毕竟面积小，后来容纳不下全部学生。1938年冬，乃在江北县李家场所属嘉陵江边的柏溪征地148亩，筹建一年级分校。此处原名北溪口，与井口下面之南溪口隔江相望。中大建立分校后，鉴于该地四面环山，岗峦起伏，苍松翠柏，茂林修竹，溪水潺潺，乃改称“柏溪”，此处风景秀丽，清幽宜人，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分校建有较为标准的大操场，操场四周的平地或山丘上，修建了一批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办公室、大饭厅和宿舍，山丘以外又建立了实习农场、工厂等等。分校足可以容纳千名学生上课，不显拥挤，比起松林坡校本部要宽敞开阔得多。
为了满足校本部各年级学生住宿的需要，1942年冬至1943年初，又在小龙坎和汉渝路之间的一块平地上扩建一批新的宿舍、饭厅..等生活设施的建筑群(现为市一中教师宿舍区)。学生们上课地点，仍集中在松林坡各院系的教室和实验室里。因此，从小龙坎横穿汉渝路，经过柏树林至松林坡这一段路上，学生往返川流不息，颇为热闹，柏树林一带也因而形成了一条以饮食摊点为主的商业一条街。
1942年冬，在松林坡麓与柏树林男生七、八、九、十宿舍之间的一侧平地上，修建了一座可容纳1200座位的砖木结构大礼堂。
这是中大西迁后唯一的一座较为标准的半永久性建筑，至今保存完好，仍被利用为重庆大学的大礼堂。在礼堂的侧门墙上，钉有一块“原中央大学礼堂”等字样的木牌，以示纪念，海内外的中大校友来松林坡寻根忆旧时，无不在此摄影留念。
还有一个难忘的插曲，就是全校西迁之时，校牧场职工王酉亭等爱校胜过家，他们带领我校农学院教学科研用一的一支家畜大军，沿皖中、豫南、鄂西山区徒步行军，辗转两年，终于到达了重庆沙坝坪中央大学。当校长罗家伦在沙坪坝见到这批家畜时，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禁不住热泪盈眶，下车与那些家畜拥抱亲吻一番，据说，家畜们也摇头摆尾地作了回应，中大师生对此十分感动，赞誉职工王酉亭是“中大的焦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