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大学迁渝后，1941年有教授、副教授183人，讲师39人，助教179人。1944年，有教授、副教授290人，讲师76人，助教224人。高级职称(当时称学衔)的教授、副教授和初级职称的助教各近半数，其师资队伍结构呈蜂腰形。高级职称的教授、副教授是教学的主力军。中央大学教授，大多为年龄在40岁上下的中年学者，50岁以上的比较少。最年轻的教授，如翁文波、张宗健、黄玉珊、李旭旦、时钧等，都在30岁上下，被戏称为“Babyprofessors"(婴孩教授)，或称“Boyprofessors"(少年教授)。师资队伍的年龄结构处于较佳状态。当时的教学质量是相当高的。
1941年后，教育部实行“部聘教授”制度，挑选一批学术造诣高、资历较深的教授，由教育部直接聘任，月薪600元(一般教授约360元)，并有研究费400元。1941年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通过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胡焕庸、教育系教授艾伟、法学院教授孙本文、农学院教授梁希、医学院教授蔡翘为部聘教授。1943年审议通过文学院院长楼光来教授、中文系胡小石教授、历史研究部主任柳治征教授、教育系常导直教授、化学系主任高济宇教授、法律系戴修骏教授、艺术系徐悲鸿教授为部聘教授。两届共在全国(国统区)审定部聘教授45名，其中中央大学有12名，占总数四分之一强。这也是中央大学在抗日战争时期，学术地位比较高的标志之由于中央大学所特具的一些具体有利条件，如学科多、学者专家多、名师云集，学术地位比较高，加之，重庆市交通相对比较便利，又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所在地，故学生人数逐年剧增。战前，1937年学生数1072人(1932年未招生)，到1938年度增为2254人;抗战中期，1941年度增至3082人;抗战末期，1944年度为3837人，几为抗战前的3.8倍。
真可谓“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