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上有个重要的定律，就是“否定之否定”原理。如用图形来表述这个定理，中国汉字“之”是很形象的。我们曾在三峡两岸的陡峭山路上，见到巨大的“之”字，那是山民年复一年背负着物资，一步一步攀越山路走出来的路形。据说，走“之”字形的路，在攀爬时行走比较省力，也比较可行。历史的道路，莫非也是如此?本文所叙的1952年至1956年，我们南工最初一段的教学工作，就是全面学习苏联，这对过去的高校教学是一个否定，具体说，是从过去的通才教育变成了专才教育。又过了30年，到0年代前中期，国内高教界又普遍认识到专才教育的不足，呼唤通才教育的到来，进行了第二个否定。现在我们进人世纪之交，确实在进行通才教育。但这第二个否定不是简单回复到从前，而是在新的基础上提高到新的水平。
应当公正地说:50年代开始的专才教育，有其历史性贡献。因为这种方式能更快捷、更准确地满足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对各类工业建设人才的需求;同时，专才教育在成立教学组织和理论联系实际方面也为我们克服过去旧大学中过于松散，缺乏全盘计划、缺乏对学生德智体全面的要求以及不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等弊端提供了改进的新的教学基础。
学习苏联，是因为建国初期只有苏联愿意帮助我们。我国经济建设的“一·五”计划，就是以苏联援建项目为中心的。在这种情况下，高等工程教育培养的人才及培养体制也必须相应靠拢苏联的做法，这是合乎历史逻辑的。
当时学习苏联之始，着重抓了两件事，一是建立教学组织，一是突击学习俄语。由于模仿苏联，从通才教育变成了专业教育，于是在各系设置若干专业，按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要求，把教师组织起来，成立教研组。这个组织形式一直沿用至今。从这里也锻炼了教师的合作能力和组织才华。一批学术带头人和院、系领导干部也从这里脱颖而出。
制订教学计划也是学习苏联时沿用下来的一个举措。由于能得到的苏联教学资料不多，所以1952年秋第一次制订的教学计划中，还存在有臆测和凑学时的做法。1953年根据国家的要求、其他高校的经验及自身体会，学校进行了一次全面修订。1955年高教部决定将南工本科四年制改为五年制，故1955年秋至1957年，又进行了第三次制订和修订教学计划工作。这样，在50年代中前期，仅南工就进行了三次全院性的制订和修订教学计划的工作。
50年代中期，前后来南工工作过的苏联专家有:阿·马·库兹涅佐夫，水泥生产工艺学专家，院长顾问;姆·叶·金斯布尔克，粮食储藏与加工工艺学专家，兼院长顾问;尼·依·尼柯拉也夫，农业机械理论、构造和设计专家，院长顾问;谢.瓦·斯维什尼柯夫，工业电子学专家;尼·瓦·查林柯。他们在协助学校的教学工作、教学改革及师资培养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到了1956年春，随着教改的深人，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南工一些教师已认识到:仿效苏联制订的教学计划，其基本问题是课程排得太多太满，以致学生除了应付教师指定的课外作业以外，没有什么可以让自己支配的时间，学生平日无暇把学得的一些重要知识提高到技能和技巧的阶段，也无暇就个人爱好对某一学科作较深人的研究。1956年8月，南京工学院召开第一次全院党员大会，汪海粟代表党委作工作报告，报告回顾和总结了4年来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的经验，既肯定了它的巨大成绩，也指出了其中的许多缺点和不足之处，并提出了要“密切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的经验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同时也要吸取旧中国高等教育和英美各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的长处，独立思考，创造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我国自己的整套高等工业教育的经验”，“走自己的道路”。可惜的是探索新道路正开始起步，1957年夏政治风云突变，这一探索不得不陷于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