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反对变法的人夺得权力后，却又提不出任何有创新的制度建议。晁说之在《晁氏客语》中记载了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细节：司马光执政后，任命毫无财政经验的李公择为户部尚书，很多人非常惊诧，司马光解释说，“现在天下人都认定朝廷急于敛财，我任命李公择，就是让大家知道政策已经改变了。”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说词当然是非常的荒唐，它最生动地表明，经典儒家只知道抱守“重义不重利”的道德原则，在经济变革上却无任何建设性主张可言。
在司马光执政的一年后，1086年5月，王安石郁郁而终，四个月后，司马光随他而去。
反对派的“无能”以及财政状况的现实需求，使得王安石的变法之道并没有随着他的去世和众多朝臣的反对而彻底中止，它竟余波荡漾，一直衍续到北宋的灭亡。哲宗执政九年后，突然又宣布重新恢复所有新法，他启用的变革大臣正是王安石的女婿蔡卞及其状元哥哥蔡京。
1100年，哲宗驾崩，传位给他的弟弟宋徽宗，此人当了二十五年皇帝，声色犬马，以书画为乐，朝政全部交给了蔡京。蔡京是史上出了名的贪黩人物和独裁权臣，王安石的国家主义在他手上被推向极致，并毫无悬念地转型为权贵经济。他将盐、茶两业完全地实施国家垄断，不与民间分利，却成为少数利益集团的独享之物。江淮一带是全国最主要的产茶区，蔡京将之全部变成官市，不许民间经营，有一年，他觉得现行的盐钞制度让民间盐商分到了太多的利润，于是就悍然下令，废止现行的盐钞，那些手中握有旧盐钞的商人在一夜之间变成赤贫，上吊跳河者不乏其人。【《宋史·蔡京传》：“尽榷江淮七路茶，官自为市。尽更盐钞法，凡旧钞皆弗用，富商巨贾尝赍持数十万缗，一旦化为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缢死。”】
从王安石开始变法的1069年，到蔡京被罢官的1126年（靖康元年），极端的国有专营制度的实施前后长达五十七年，而这又正是北宋帝国由半衰走向灭亡的五十七年。1127年，北方的金军攻破汴梁，掳走徽、钦二宗，史称“靖康之难”。
蔡京的结局如下：徽宗禅让给钦宗后，蔡京被罢官流放岭南，他的金银珠宝装满一大船，然而沿途百姓憎恨此人，竟不肯卖给他“食饮之物”，以致于“腹与背贴”，饿极而亡，死前终于感叹说，“京失人心，何至于此”，此句让人不由联想起商鞅在流亡期间所说的那句――“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
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是一个最具争议性的人物，而他所实施的变法则是本部企业史中的一个转折型事件。
王安石对国家治理的思考是非教条的和非道德的，是一个彻底的功利主义者，这与西方世界里的马基雅维利非常相似。他才华横溢，饱读儒家诗书，自称“无书不读”，在为自己的变法做辩护时，他常常引用《周礼》为理论依据，当世的儒学大家没有一个能占半点便宜。与一般的儒生不同，他没有“耻言理财”的腐朽观念，公开宣称“管理国家就是要理财，理财就是所谓的义”――“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在这一点上，他比桑弘羊说得更直接。在道德操守上，他勤于国事，节俭清廉，视富贵如浮云，每次发官饷，总是拎了一袋子钱回家，数也不数就上缴给妻子，这又很象唐代的刘晏。即便如司马光、苏轼等人，尽管对王安石的政见深恶痛觉，可是在个人操守和诗文才华上，却无不内心敬佩。
象王安石、刘晏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凤毛麟角，却也并非仅见。他们为官清正，工作操劳，办事雷厉风行，行政效率极高，而且不以私利参杂于国事。他们力主国家主义，不惜以牺牲民间工商自由为代价，换得中央集权制度的恢复与稳定。他们提出的行政口号往往是“均贫富”，可是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将民间的富人和穷人一起剥夺。从经济历史角度来观察，这些“理财大师”往往是中国式的“治乱循环”的转折点。
中国人在评价一位政治人物时，常常将个人操守与治国理念混为一谈，正因为如此，王安石式的人物往往得到非常两极的评价，他的死后名声，起伏十分奇特。
有宋一代的史家就已经不知道该如何评价王安石了，不知该把他放进“良臣传”还是“佞臣传”――他所信任和提拔的众多弟子、部属，如吕惠卿、蔡氏兄弟、章惇、林希等人无一例外地被归入佞臣之列，当代史家邓广铭在创作《王安石》时便感慨说，“找不到一篇记述王安石生平的行状、墓志和神道碑之类的文字，不但见不到全篇，连片段的甚至三言两语的引证也看不到。”明、清两朝，学者对王安石也往往视而不见，最多说说他的诗词，却很少论其政事。
到了晚清，王安石突然“咸鱼大翻身”。钱穆说：“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王安石封荆国公，世称荆公）。”1908年，维新派主将梁启超撰写《王安石传》，充分肯定其变法，宣称要“翻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冤案”。进入民国乃至1949年之后，王的声望越来越高，郭沫若认为，秦汉之后第一个大政治家就属王安石。梁启超的弟子、通史学者黎东方则说，王安石变法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具诱惑力的、历久弥新的大题目。
面对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和历史事件，若我们将之放在中央集权制度的两千年演进史中进行观察，也许会得出一些稍稍清晰的结论。
“王安石变法”，与之前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王莽变法”乃至“刘晏变法”一脉相联，是历代治国者在经济集权政策上的一次大试验。就如同桑弘羊欣赏商鞅，刘晏钟情桑弘羊一样，王安石对桑、刘两人也十分推崇，他在与司马光的论战中认定，用国有专营政策来抑制兼并、均和贫富是古代贤君的治国之正道，后世只有桑、刘“粗合此意”。由此可见，历代“变法”衍续的是同一逻辑。【《宋史纪事本末》卷三七记载王安石的奏章：“周置泉府之官，以榷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权。”】
王安石的激进程度与王莽颇为接近，他们前后相隔约千年，是两次分别向两极挑战的变革运动，前者试图回到“周礼”和“井田制”，后者则试图用“计划之手”把每个经济元素都管理起来，他们都同样的激烈和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气质，可是都同样遭遇惨败，并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一个帝国的灭亡。
从制度创新的层面来看，“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之前的任何一次。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历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它们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
可以说，发生在历史上的种种“变法”无非是对这些制度建设的不断探寻与优化，从秦朝的郡县制度、到汉初的“独尊儒术”，再到隋唐的科举制度等等，帝国的治理体系不断得以完善，到了宋代，以上制度均趋精致，唯独“不如人意”的是经济制度。历经一千多年的探索，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与“惟我独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相适应的、能够维持长久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这个意义上，“王安石变法”是最后一次建设性探险，是整体配套性体制改革的“终结之作”，它的失败可以说是历史性的。王安石的激进与司马光的“无能”，表明基础于法家战略和儒家伦理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进不可得，退亦不可得。
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对这一事实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到北宋中期之后，多次的、中央集权下的经济制度改革已经一再证明，无论怎样的“变法”都无法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当体制内创新没有出路的时候，以暴易暴的“革命”就成了惟一的选择，“从宋代到鸦片战争的九百年中的无数次农民起义，剥夺富人财富以济贫穷的革命行动乃是司空见惯的”，与之相对应的是，治国者也放弃了制度创新，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式来维持统治，其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这种停滞同样体现在科学技术和企业制度的创新上，自宋之后的一千年里，再无重大的、革命性的创新。
就在王安石变法的同时，在遥远的西方世界也正在发生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1085年，宋神宗驾崩的那一年，在意大利北部出现了中世纪之后的第一个由市民选举执行官的城市――比萨城，这意味着自由城市的诞生。
与汴梁、临安（今浙江杭州）这些人口超百万的中国城市相比，同时期的欧洲城市要小得多，一般只有数千人，规模最大的威尼斯、那不勒斯和巴黎等，也不过数万人口而已。可是，其诞生的基因和运转模式却大异其趣。
从十一世纪开始，大量失地的欧洲农奴纷纷逃离封建领主所控制的城堡庄园，来到没有人身管制的城市，根据当时的欧洲法律，他们只要在城市里居住满一年零一天，就可以自动地成为“自由民”，德国因而有谚语说，“城市空气使人自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对这一景象进行了描述：“在贱奴状态下受领主钳制的贫穷农民，稍有储蓄，必掩藏唯谨，免得领主看见，攫为己有，而且一有机会，即逃往都市。农民只要逃往都市，一年不为领主所获，即可永享自由。因此乡村勤劳居民，一有蓄积，自然会逃到都市来，把都市看作他们惟一安全的避难所。秩序、好政府以及个人的自由安全，就在这种状态下，在各都市确立了。”
城市自治是商业自由的土壤，自由成为新生的市民阶级的合法身份，他们在这里经商，并尝试着建立自治机关，比萨城的自由选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从此，意大利全境逐级进入城市分治的时期。在这些独立的城市里，工商业者作为新兴成长的阶层顺理成章地控制了城市经济，进而逐渐掌握了管理市政的政治权力。到十二世纪时，旧的世袭贵族已经失去了政治势力。
具备了契约关系的城市自治权的确立，是欧洲走向现代社会的根本性路径，这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是不可思议的。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各国，多从自由市扩展而成，及国土既恢，而市政常得保持其独立，故制度可纪者多。中国都市，向隶属于国家行政之下，其特载可征者希焉。”
1215年6月，英国国王与代表工商业利益的贵族们签订了《大宪章》。这张书写在羊皮纸卷上的文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限制了君主的权力，根据《大宪章》第六十一条的规定，由二十五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有权随时召开会议，具有否决国王命令的权力，并且可以使用武力。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法律事件，从此，“权力被关进了笼子”。1267年，佛罗伦萨的自治政府当局第一次把贵族头衔自由地赠予富有的市民阶级。在十四世纪之末，伦敦商人已经完全控制了城市的运转，市长只可由十二个大行会里选出。【参见英·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
相对于欧洲的这些新变化，宋代中国尽管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商业也最繁荣的城市集群，建立了大大先进于同时期欧洲的经营模式和工商文明，但是，在法治建设上却开始落后了，在欧洲所出现的“自由民”、“自治城市”、“私人财产的合法性原则”、“对君主权力的限制”等法权思想，对于强调中央集权的中国而言，根本没有萌芽的土壤。相反，王安石的变法运动更强化了政府的管制能力，逼得商人不得不“绕城而走”。
因此，认为宋代已经出现了“中国近代曙光”的法国学者谢和耐，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这种在欧洲和远东同时表现出来的突如其来的经济活力的增大，却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在欧洲，由于划分成了众多的辖区和政权，商人阶级便足以自我维护，使自身的权益受到承认，并行程了自己的实体。凡此种种都对西方世界的未来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中国，尽管有了如此规模巨大的发展，但除去商人赚足了钱以外，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接着，谢和耐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世界的这两个部分有如此不同的演进过程，这该如何解释呢？”
他的答案是：“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任何看上去会威胁到国家至上权威的变化，都是不可想象的。尤有甚者，国家本身还会利用此一时期的活跃经济增长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同时，它还会摇身变成商人，通过专卖制度和对私人交易课税，来获得其大部分岁收。”
北宋灭亡之后，赵宋政权偏安于江南，又勉强支撑了一百多年。在这期间，尽管工商业有所恢复，甚至首都临安的繁荣一度堪比汴梁，可是，在制度进步上已乏善可陈，“多数汉学家认为，大约到公元1200年，中国已出现制度化的停滞和帝国的‘改朝换代的循环’，而没有任何动力。”【语出英国学者迈克尔·曼，参见《社会权力的来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在意识形态上，南宋出现了程朱理学的兴起，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它与科举制度相呼应，把人们的思想创新彻底纳入到专制统治的体系之内，最终使得知识阶层挑战集权制度的能力大大减弱。因此，黄仁宇认为，程朱理学“这种拘谨闭塞的作风，与今后七百年中国社会之保守与桎梏的性格有密切关系。”【参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2006年版】
南宋百年，最富有的人竟然是那些带兵打仗的将帅们，其经商规模之大及生活之豪奢，更是超越前代。
从现有的史料看，南宋“首富”很可能是名将张俊。他私营海外贸易、开设酒肆及经营田地成一时巨富，每年收入的田租就有六十四万斛。皇帝到张府参观，张俊进献的古玩珠宝，每一件都价值巨万。张府的园林声色之美甲于天下，每次宴请客人，都以十位绝色歌妓为一队，表演歌舞，一共要轮换十队之后，才算结束。客人走的时候，上百位佳人列队欢送，烛灯引路，香雾缭绕，好比游历仙窟。此情此景，宛如石崇重生。【清·赵翼，《陔余丛考》：“南渡诸将帅之豪奢，又有度越前代者······高宗尝驾幸其第，俊所进服玩珠玉锦锈皆值巨万······园池声伎甲天下，每宴，十妓为一队，队各异其衣色，凡十易始罢。客去时，姬侍百馀人送客，烛花香雾，如游仙窟。”】
有人羡慕张俊的豪富，他却谦虚地说自己算不了什么，另外一位名将刘光世更善理财，因为他曾经动用八千士兵从事自己的贩运事业，还非常得意地自诩为“当代陶朱公”。
这样的帝国不亡，仅仅是因为它的敌人懒得让它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