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战而不宣
当上海的战火越烧越旺时，北方的形势也出现一些巨大变化。
在8月初的时候，关东军方面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察哈尔地区作战的混成旅团，兵力只有几千人，由于东条英机的亲自率领，所以这支部队也被称为“东条兵团”（日本人之间一般只称呼姓氏，日本有十几万种姓氏）。8月19日，东条在张北设立了混成旅团司令部，以便于临近指挥。
在作战中，东条采取了惯用的“闪电战术”，向中国军队的纵深狂飙猛进，一路沿平绥线依次进攻南口、居庸关、怀来和张家口等军事要地。由于中国方面战心不固、守备虚弱等原因，虽然该地区的守军在兵力上有日军的10倍以上，可是仍然只有步步退却的份儿。
在拿下了察哈尔南部地区后，东条英机再次集中体现了日本人急功近利、毫无远见的毛病，准备向山西展开进攻，大概是为下一步进攻绥远铺路，以保障侧翼安全。此时，“东条兵团”已经改编为了“蒙疆兵团”，兵力上有了进一步的扩充。精于算计的阎锡山不能坐视日本人来抢夺自己的地盘，他认为山西抗战当务之急就是要死守大同，为此便准备展开一场大同会战。
阎老西还设想了一个口袋阵，就是让部将李服膺做诱饵，吸引日军不断深入，然后由绥军抗日名将傅作义抄敌后路，最后四面出击，达成围攻敌人的目的。不过可惜的是，李服膺这家伙却是烂泥一块，日军一打，这小子就被吓得屁滚尿流，完全打乱了阎锡山原来的部署。尽管后来阎锡山将李服膺军法从事，可是口袋阵轻而易举地就这么黄了。
9月13日，大同失陷。随后日军又进攻绥远，9月24日，日军攻占集宁；10月14日，攻占包头。就这样，内蒙地区很快全部沦于日军之手。
虽然说东条英机遇上了刘汝明、李服膺一类的抵抗不坚的中国将领，有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味道，而且由于7年前中原大战的消耗，晋军大概是不太能打了。可是东条英机在这几场战役的指挥上，尤其是在察哈尔地区指挥的几场战役，确实体现出了“闪电战”的威力——关东军在沙漠草原地区作战，在绵延数百里的纵深神速推进，在取得“辉煌战果”的同时，也成为日本陆军作战史上的开先河之作。
对于东条的这种独特表现，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肯定道：“关东军的功勋，得力于东条参谋长。”连一向瞧不起东条的石原莞尔也不得不对其表现给予了有限度的认可。日本大本营则向东条颁发了七七事变后的第一枚二级“金鵄勋章”，以后他晋升陆相，乃至成功组阁，察哈尔之战的名声都成为其重要资本。
可是，东条这样做仍旧是非常危险的，它完全存在将苏联拉入战争的风险，这是日方高层所不愿意看到的。就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前，苏联政府曾表示，如果中苏交通线受到日军威胁，那么苏军将“加入中国军队，保卫这条交通运输线”；及至条约签订之后，苏联的军事将领们依然向中国代表团宣称：“中国抗日如到生死关头，苏联必当出兵，决不坐视。”
尽管苏联的表态最终未能兑现，可是侥幸心理实在要不得，日本人栽也就栽在自己的侥幸心理上。仿佛一个赌徒，他越是嗜赌如命，输的概率也就越大。
与关东军的行动同时，9月14日，中日之间又爆发了保定会战，这是自平津沦陷之后华北的第一次大规模战役。此次，中方的指挥官为刘峙，他可以说是一位上马可以作战、下马可以理政的文武全才。想当年，从东征、北伐到中原大战，刘峙几乎战必克、攻必取，堪称常胜将军，甚至有了“福将”的绰号。他当时还是河南省主席，河南在他的治下，出现了“道路平、无苍蝇、无野狗”的难得景象。
可是刘峙的遭遇比阎锡山好不到哪里去，由于东北军万福麟部的撤退，致使日军方面的土肥原（贤二）师团轻易杀过了永定河，从侧背对刘峙的一线防御构成了致命威胁（对于消极防御的中国军队，日本人是惯于迂回侧击的）。9月18日，涿县陷落，涿县一失，保定便失去了屏障。当时，刘峙手上基本都是些不易统一指挥的杂牌军，只有关麟征的第五十二军还能挡一挡敌人，其他各部几乎都找出了各种理由仓皇逃命。
刘峙只得请求中央军主力北上驰援，然而此时的淞沪战场就像一个无底洞，有多少兵力都显得捉襟见肘，自然没有余力援助华北。当然了，蒋介石决心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本身也是为了在战略上策应华北。
24日，保定陷落。随后，刘峙便被人讽刺为“长腿将军”，后来也成了保定失败的替罪羊。
再让我们看一下日本高层当时的一些决策变化，它总是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产生微妙的变动，总是不能坚持某种固定的原则、主张。
按照国情来讲，日本是一个资源非常匮乏的国家，战争一旦长期拖延，就有不战自溃之虞；此时如果美国对其来个封锁禁运，日本是没法支撑下去的，后来的太平洋战争就是这样爆发的，因为日本妄图冲破这种封锁。
虽然德国和意大利相对好一点，但他们与自己的日本盟友一样，都是资源相对有限的国家，假如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为保万无一失，只有选择速战速决一途，否则就只有被拖死的份儿了。
其实，作为进攻战本身，也是强调速战速决的，因为战争所带来的消耗太大了。克劳塞维茨就以“决战”迅速取胜作为进攻战的要旨，占领敌人领土和掌握敌人资源在他看来都是次要的，尽快决战定局才是至关紧要的事情。“时间重于一切，拖延战争的任何情事，均遭克劳塞维茨的谴责。‘逐步消弱’敌人和消耗战，他都要畏如地狱。这是他在滑铁卢之战那个十年里的论述，其著作自此被奉为兵法上的《圣经》。”（《八月炮火》）
8月24日，杉山陆相在与政党首脑恳谈时，除了说明当前的一般局势，他“特别强调迅速予敌彻底打击，以期早日收拾时局”。石原莞尔此前已经警告，假如爆发中日全面战争，那么必然是持久战，幻想速战速决，那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杉山元的想法毕竟反映了当时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部分构想。
政党方面已经默认了行使武力，他们也希望这次冲突是一个机会，可以全面打开重建日华关系的新局面。
9月2日，鉴于战火延及上海，并且越烧越旺，日本政府决定将“北支事变”改名为“支那事变”。为做好战时体制的准备，9月4日，日本召开了历时五天的第72届（临时）议会，议会开幕当天，发布了天皇具有对中国宣战布告性质的敕语。
5日，近卫首相发表了一篇施政演说，其中重点表明了日本对事变的态度：
帝国政府自事变以来所采取的根本方针，在于力求中国政府反省，放弃错误之排日政策，以期从根本上调整日华两国国交。此一方针，虽至今日仍未改变。
为贯彻此种对华根本方针，政府一向竭力防止事件扩大，限定范围，收拾局面。然而，中国方面利用帝国之忍让，侮日抗日之势愈加高涨，战局终于波及华中。至此，政府认为采取从来消极、局部之手段已不能收拾局面，终于不得不积极全面对中国军断然给予一大打击。
今日帝国可能采取之手段，只有彻底打击中国军，使之丧失战斗意志。倘中国方面仍不反省，继续顽抗，即使进行长期作战，帝国亦在所不辞。（《长编》）
该演说颠倒黑白，道貌岸然，把全部责任都推给了中国。当然，这是日本经常采用的一贯伎俩。
议会最后批准了超过20亿日元的临时军费，并通过了“关于适用军需工业动员法之法律”。9月9日，内阁告谕发布，表明日本已转向举国战时体制，其处理华北事变的政策，也演变成为处理中国事变的政策。
还在1927年、1928年的时候，日本三次出兵山东，并制造了“济南惨案”，此次事件曾被称为“支那事变”。10年之后，日本再次以“支那事变”来命名的这场全面侵华战争，其规模不但大大超过了那次中国事变，也远远超过了此前的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只是为了不受交战国的约束而便于从第三国输入军需品和原材料，这场侵华战争在太平洋战争以前，始终被日本官方称作中国事变（中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所以大战了4年才向日本公开宣战）。
日本需要不宣而战，主要就是因为石油、钢铁、棉、铜等战略物资都依赖从美国进口，日本领导人担心如果因为宣战而成了正式的交战国，那么美方可能会加以拒绝。根据美国1935年的中立法案和1937年5月被进一步强化的同法案，日本只能以“事变”而不是以战争的名义作战，这样美国的工业界和原料出口界就可以回避中立法案，政府也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作为摆脱经济危机的手段，美国上下多是急切想继续这些生意的。
近卫文麿从很大程度上说，也是发动这场战争的主要责任人，因为当日本几近举国疯狂的时候，他不但屈从于军部，也跟着头脑发热起来。
日本陆军的战斗力非常之强，像打了鸡血，尤其是战争之初，这些现役军人更是在体能、训练、装备等方面占着很大的优势。
参战者们普遍认为，两个中国兵也顶不上一个日本兵；就军事技术而论，实际上三个中国兵都未必顶得了一个日本兵。有些中国的杂牌军，还普遍缺乏武器和训练，有些新兵甚至是刚征来的壮丁，枪都不会放。而日军不但训练有素，且具有敢死的武士道精神，作战异常顽强；当他们在军旗前宣誓时，那种气氛总是“庄严而肃穆”，誓死奋战的决心令人无不动容，可惜这些都用在了侵略上。
不过，上海方面中国军队的实力，保家卫国、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加上上海一带地形的限制，还是使得登陆增援的日本陆军感到了巨大威胁。8月23日，日军登陆部队一上岸，立即遭到中国军队迎头痛击，使得登陆作战产生严重困难。
此前，根据错误的兵要地志资料，日方还认为上海附近地形不能使用野炮以上的大口径火炮，结果使得上海派遣军的编组劣于原中国驻屯军，仅配备有坦克一个大队、独立装甲车一个中队、野战重炮兵一个联队（缺一个大队）及迫击炮兵一个大队。且中国军队的军事设施很坚固，打得日军屁滚尿流。
8月24日，登陆部队虽得到独立野战重炮两个大队和独立攻城重炮部队的增援，但上海附近的作战仍无多大进展。当日军的伤亡不断增大时，很多人员便纷纷指责道：“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不好，所以造成那种情况。不能信赖它，石原无能。”
他们没有看到狡猾的石原莞尔战略上的高明，因为石原莞尔一直是根据战争指导方针极力避免扩大战局的，并且判断无论怎样积极指导，结果也将陷入战略持久战中不能自拔，这是虽然一直富有侵略野心，但是仍旧害怕持久战的日军所不愿意看到的。扩大的口子不能开，开了就轻易关不上了。但是，日军部分人员却只根据战术上的判断去考虑积极作战。杉山元也是其中一人，他们都将指责的矛头对准了石原莞尔。
既然兵力不足，日本方面只有再继续加注了。9月1日，原待机于大连的天谷支队接到命令，被派往上海增援；9月7日，由台湾守备队编成的重藤支队也接到类似命令。石原莞尔虽然受到了不少责难，可是他依旧指出，少量增兵是无济于事的，除非天皇谕示，否则不再扩大上海战事。
日方决策层当然不会眼看着上海的将士陷入绝境，因此根据临参命第99号，不久又作出了新的增援计划，即派遣第九、第十三、第一○一师团，以及野战重炮兵一个旅团、独立野战重炮兵一个联队、迫击炮兵一个大队和飞行团等。
根据日方的估计，截至9月中旬，中国军队在上海地区已经部署了约60万的部队（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其中上海北侧地区有30万、浦东2万、上海西部地区10万、北翼罗店镇方面18万。这么多的兵力，守备上海的弹丸之地，从兵力密度上有了基本保证，所以尽管日军火力强大，但仍然无法有效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
当时正值酷暑，日军远来又水土不服，导致霍乱流行，非战斗减员很多。日本方面考虑上海地域狭小，5个师团的兵力实在无法展开，所以暂时决定先只增加火力，再试一试。为了补充弹药，日军还从华北战线上紧急调来了原本准备用于保定会战的弹药。
2.由攻转守
再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方面的情况，由于日军的火力、进攻加强，中国军队所承受的牺牲也是重大的。
先看张治中第九集团军方面，在暂时收复了罗店的同时，九十八师也得以将狮子林一带的敌人驱逐出去。保安总团的一个团仍在坚守吴淞，只有张华浜的敌人，虽然经过教导总队猛攻，可惜还是未能击退。23日、24日两天，张治中抽调了三十六、八十七师四个团的兵力前往围击，经几度猛攻，才把敌人包围在张华浜沿岸泗塘以东的狭小地区。到了27日，这股敌人才被王敬久所指挥的（第九集团军）左翼军于夜间迫退到张华浜车站附近。
由于兵力越加分散，中国军队参加杨树浦正面战斗的还剩下四个团的兵力，他们在巷战中受敌夹击，日渐不支，于24日夜不得已撤出，沿租界路口固守。后来日军又发起反攻，被右翼军指挥官孙元良部击退。
也许有人会问了：为什么杨树浦一带区区几千人的日军那么难对付呢？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诸如中国军队准备不足、日军工事坚固、日军海空火力支援等原因外，还有就是日军的团队合作优势。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日军的将领也许不那么够格，可是日军的基层军官却多是优秀的，尤其是约180人左右的一个中队，据说是日军中最强有力的作战单位，大部分中队长被士兵们看作是父亲一样值得信赖、效死的人，中队长也往往指挥战斗在第一线，团队的核心凝聚力、战斗力也由此被大大激发出来。
日军有着很强的集体观念，他们天生被培养出了一种集体的荣誉感，包括那种对于军旗的病态的看重；而且他们都是乡土部队，征召于一地，彼此亲朋友爱，也容易形成团队凝聚力。
从8月25日到30日，战事处于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但是战场上短暂的平静，往往意味着更激烈的交锋将要到来。
31日拂晓，日军以飞机30余架，配以海军舰炮猛击吴淞，展开强行登陆，另一路日军则由市轮渡码头登陆。中国军队守吴淞的第六十一师的一个团，伤亡过半，不支后退；吴淞、宝山相继失陷，宝山失陷时，守军姚子青营全营殉国；唯有吴淞炮台，仍由上海保安总团固守。张治中遂调在刘行的第六师到杨行、吴淞，驱逐登陆之敌。经过一整晚的激战，日军的进攻暂时被压制下去。
从9月1日到5日，战场上又出现了一段相对平静期，直到6日清晨，日军又在虬江码头实施登陆，经孙元良部猛烈攻击，激战至黄昏，终于将上岸之敌包围于码头的栈房中。经过两天的较量，敌人的进攻又被压制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