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政权建立后，统治者虽力求安定，与民休息，以巩固政权。但是，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一直搅得天下难安，基业不固。特别是握有实权的诸侯王，从异姓到同姓，窥伺皇位的野心家大有人在，纷纷梦想取而代之，致使动乱接连发生，列土封王的弊端暴露无遗。先是各异姓王称霸一方，接踵反叛；继则诸吕谋逆，几近取代刘氏；最后是同室操戈，七国叛乱，付出血的代价。
决策失误，措施乖谬，必然要付出代价。刘邦为巩固政权，在削除各异姓王的同时，又相继封宗室子弟11人为王，形成燕、代、齐、楚、梁、赵、吴、淮南、淮阳、荆诸同姓藩国犬牙相制之势，以为天下一家，永结磐石之固。后来，在铲除诸吕、安定刘氏斗争中，以齐王刘襄为代表的诸同姓王，确实体现了刘姓一家一致对外的藩屏作用。但是，刘邦等却忽略了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的历史教训，从而埋下祸根，遗患后世。
这些同姓诸侯王国，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山海田泽，赋敛自资。而且握有军权，拥兵自卫，宫室百官，制同皇帝。随着势力发展，血亲关系日渐淡漠，各以自身的利害为转移，轻则徇私枉法，重则阴谋叛逆。在全国62郡中，诸侯王共占去47郡，只有15郡由朝廷直接管理，而且公主、列侯的彩邑，又占去15郡中相当一部分，使国家呈现头轻脚重、干弱枝强局面，对诸侯王失去控制力。
政治家常有超人的观察力或许刘邦还有预知未来的特异功能。在他封侄子刘濞为吴王时，认为刘濞状有反相，预言50年后东南有乱，可能就是刘濞带头造反。但是，对未来的预感并非现实，眼前是刘邦担心“吴会稽轻悍，无壮王填之，诸子少”，只好立刘濞为吴王，坐镇会稽。同时，在当时形势下，也无法对未来作出防备措施，仅告诫刘濞“汝慎毋反”，而刘濞也只能回答“不敢”。但是，事情并未按刘邦的意愿发展，历史也未按刘濞的承诺兑现，50年后果然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如果刘邦地下有知，定是追悔莫及。
统治集团间，如果权力失衡，利益不均，常会直接引发矛盾与斗争。在汉文帝即位以前诸侯王势力仍很弱小，尚不足以同朝廷公开抗衡，两者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同诸吕争夺政权。诸吕覆灭以后，权力回归刘氏天下同姓一家，矛盾也立即转为同室操戈，手足相残。最先起来造反的是刘邦的孙子济北王刘兴居。吕后时，为网罗刘邦子孙为己用，以刘兴居为牟侯，其兄刘章为朱虚侯，宿卫长安。诛灭诸吕角斗中，刘邦子孙中属刘章功劳最大，其次是划兴居。因此，诸大臣们曾许诺尽以赵地王刘章，尽以梁地王刘兴居。但文帝即位后，得知刘章和刘兴居在铲除诸吕时，曾想立其兄齐王刘襄为皇帝，内心很不平衡。故而论功行封时，文帝出于私心，有意贬低刘章和刘兴居的功劳，不肯履行大臣们许下的诺言，于文帝前元二年，割齐国两郡之地，封刘章为城阳王、刘兴居为济北王。对此，刘章兄弟二人愤愤不平，伺机发难，讨个公道。前元三年，匈奴入侵，来势甚猛，汉文帝发边郡车骑8万，命丞相灌婴率军迎击。随后，文帝又亲临太原督阵，鼓舞将士势气。此时，刘章已病故，刘兴居得知皇帝出京，认为是亲自击讨匈奴，京城必然空虚，时机不可错过，立即举兵造反。消息很快传到太原，文帝立感边患事小，内乱事大，十万火急罢兵还朝，亲自指挥平乱。命柴武为大将军，率兵10.5万，击讨刘兴居。经过月余围剿，终将刘兴居抓获。刘兴居被俘后，自知罪不可赦，不等文帝下令处死，便自行了断狱中。实际上，刘兴居以一郡之力与朝廷争衡，有如螳臂当车，不足以撼动朝廷这棵大树。但是，可怕的是它具有很大的煽惑性，假若一旦拖延下去，难免会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诸王联手对抗朝廷，势态就严重了。刘兴居虽然被剿灭了，但其他诸侯王还在，潜在威胁仍不可忽视。
文帝初期，诸侯王自以为亲贵，骄横不法，渐成割据之势。特别是准南王刘长，贵为刘邦少子，文帝小弟，恃宠而目无尊长，数违诏命。其居处行止、皆无异于皇帝，擅立刑法，残害无辜，招降纳叛，包藏罪犯，任意罢退朝廷命官，自置属吏，滥赐爵位，以笼络人心，为报私仇，擅杀大臣。其母赵姬，原为赵王张敖美人，后献给刘邦，遭吕后妒害致死，辟阳侯审食其知情而不肯营救。文帝前元三年，刘长身藏兵器至审食其家，将其杀死。对此，文帝一再姑息，不忍治罪，仅令国舅薄昭致书规劝而已。但是，对于无法无天的恶人，任何善意劝告都不会起作用，非但不能使其改过自新，反而更加助长其有恃无恐。文帝前元六年，刘长“谋为东帝”，欲与文帝平分江山，阴使属下70人，手推40辆满载兵器的小车，反于长安城北的谷口。又令人与闽越、匈奴勾结，欲使其发兵，共同举事。但是，事情很快败露，文帝也不再心慈手软，立即使人惩治，召刘长到京伏法。为逃脱罪责，刘长采取杀人灭口手段，将两个参与谋反的头头暗自杀害，然后到长安听从发落。刘长到长安后，丞相、御史大夫、宗正、廷尉等大臣，分别向文帝奏报刘长种种“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的罪状，一律认为“长所犯不轨，当弃市”，“请论如法”。文帝不忍亲自处死少弟，乃“赦长死罪，废勿王”，发配蜀郡严道。而且遣其妻小与之同居，令“县为筑盖家室，皆日三食，给薪菜盐炊食器席蓐”，并“给肉日五斤，酒二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从居”，使其仍可过着非常人可比的花天酒地的生活。但是，刘长素日骄慢成性，刚愎自用，丈过饰非，不肯受辱，在发配蜀郡途中绝食而死。这本来是咎由自取，死有余辜，而文帝却悲痛大哭，认为是自己把刘长推上绝路，不知如何处置其后事。最后只好按郎中爰盎计策，嫁祸刘长所过诸县传木奉送酒食者，下令一一逮捕处死，以塞天下口舌耳目。
淮南王谋反事件，对于汉文帝来说当是一付很好的清醒剂，应对诸侯王不法行为予以有效约束，预防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但是，汉文帝昧于手足之义、骨肉亲情，既对刘长罚朱抵罪，又对其他诸侯王失于明察戒备。以贾谊为代表的少数政论家，面对诸侯割据势力的膨胀、坐大，深为国家安危忧虑，毅然向文帝上《治安策》，痛陈射弊，力主匡正，大声疾呼：“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日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日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比喻天下之势如同“方病大肿，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无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指陈诸侯王势大之后，以至亲之故，无不欲自为皇帝，不甘俯首听从朝命，而废法犯禁，称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如若惩治一个，余者必然环顾而四起，其强者先反，疏者必危，亲者必乱。最好的办法是“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建议“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以分散其势力。如果“地制一定，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背叛之心，上无诛伐之志”，“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则天下大安大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