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易传》把《易经》中相成思维进行概括使其理论化。例如，坤卦的《文言》说：“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泰卦《彖传》曰，“天地交而万物通”，都是把天地、动静视之为统一体。《系辞》把这一现象与关系归纳成：“一阴一阳之谓道”，意为对立两个方面，既相推移，又相辅助，不可偏废，是大自然之事物所遵循的共同法则，也是自然界一切事物繁衍生息的原因。
其四，阴阳依靠，缺一不可，无规矩不成方圆。这个规矩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就是规律、规则、规矩，方圆是指事物合谐地共存与发展。北宋邵雍认为阴阳为大自然中一切事与物的基础，阳为阴之发扬，阳去则阴衰，阴尽阳也消。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一哲学思想正是王夫之所提出的“阴阳协合为一”说，认为阴阳虽有差异，但并不相舍相离，相毁相灭，而是相合相济，相因相通，协合为一，从而构成万物之本体。
3.整体思维
整体思维，即系统学思维，是指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把自然、世界可看成一个有机体，这个大世界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一些小世界所共同组成。
整体思想，在《易经》中有两个方面的体现：
首先，《易经》在形式上是一个整体，自成体系，例如，就其卦象、爻象而言，卦象是由爻象所组成，八卦也是由阴爻“—”和阳爻“——”所组成而自成体系；六十四卦又从八个单卦组合而成，自成一个体系。这说明《易经》卦象自身的逻辑结构是一个圆满的整体，不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任意增减的符号形式。是有着深奥的天然，人理的逻辑，这种逻辑的形成对今后科学研究大有裨益。
其次，《易传》已用普遍联系、相互制约去解释《易经》，例如《序卦》传，认为《易经》中六十四卦不是杂乱无章的，它有一定的排列顺序与逻辑关系。宇宙间，先有天地，后生万物。因此，象征天地二卦之继以屯卦；“屯”是满盈之意，同时又具有万物初生之意，故在它后又有蒙卦。“蒙”是萌生的意思，万物萌生皆营养，故蒙卦之后继有需卦。需是供给的意思，如此等等，不管《序卦》传所说的卦序之间的联系是否牵强，但是这六十四卦是一个或相反或相因的前后相联系的因果系统。此外，《易传》解经过程中，所提出爻位说，将一个卦看成一个整体，用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观点去解释卦象与爻象的意义。例如，将一卦六爻分为三部分，称为“三才”，上二爻为天，中二爻为人，下二爻为地。这三部分，一方面各有其规定性（天、地、人），另一方面又有相互影响，有密不可分之意。例如《说卦》所说：“昔者圣人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材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照此而言，是用一卦去象征宇宙整体，以卦中六爻分别表征天、地、人，认为各有其遵循的法则，但又同受一共同法则，即“性命之理”的支配，后来各代易学家皆以“三才”说去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导出了人与自然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的结论。
在《易传》的解释中，同一性质的爻（阴或阳），因所处位置不同，其象征意义也不一样，体现出事物与其所处位置（环境）之间的联系；一个爻的性质与位置不变，其邻近各爻的变化，也引起爻象征意义的变化，体现出事物与其它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夬卦为例，夬卦“瘙検”是由下乾上兑构成。《彖传》认为：乾表征天，刚健，兑象征泽，和悦，从整体卦象来看，五个阳爻在下，一个阴爻在上，表示刚健一方占绝对优势，可对阴柔一方起决定作用，故此卦名为“夬”，“夬”即决定之意。尽管刚健占优势，但因具有和悦之性，所以对阴柔一方采取既统领又友好的态度。但是最上位的阴爻又表征阴险小人，其它五个阳爻表示刚直君子；小人处于最高位，表征朝廷受小人左右：众君子处于小人之下，象征君子顺从小人之意。小人左右朝廷，诸多君子听从号令，整个朝廷处在极大的危急之中。在此情形下，边防出现战争，则不利于对外作战，只利于派人出使调停，之所以调停为吉，这是因为第六爻的阴爻处在最末之处（位），是穷途末路之象征，而其它五位阴爻由下而上，是生长兴旺的象征，这就预示事物发展会出现小人灭亡，而君子满朝的前景。用调停拖延时间，以待变化，故为吉。由此可见《易传》在解释卦象和爻象之时，不是孤立地看待一卦一爻，而是从整体卦象中上经卦与下经卦之间的关系，各个爻之间的关系去分析，这正是系统思想的表现。
其三，《易经》以普遍联系与相互制约的观点去看世界和人生。例如，汉代的卦气说，以阴阳五行观念去解释天时、气候的变化，进而解释世界，把宇宙视为一个整体，通过阴阳推移和五行生克法则去解释宇宙中个体事物存在着的普遍联系。再如，西汉末有一个思想家名叫严君平的，以算卦维持生活，用《易经》去解释自然界，他认为自然界是由一个统一的混沌体分化而来的，因此，各种事物之间虽然存在着形态的严格区别，却有相互感应的关系，就像肝胆首足一样，虽然它们相互间不“认识”，却相互贯通，相互联系，首有病则足不能走，胸中患疾而口不宜言等等。之所以如此，皆因它们是一母所生，同为一体，严君平的学生杨雄仿照《周易》创造了一个《太玄》图式，认为天地万物都是依照阴阳法则由一个源衍化出来的，化为天地万物之后，又以五行法则为纽带，在变化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将宇宙看成一个整体，追求自然现象的普遍联系，对古代科技思维起了深远影响。例如，中国古代天文学、物理、化学、数学和医学都是用《易经》系统思想去观察自然现象变化的过程与规律的。
通过对《易经》思维方式的讨论，我们不但了解了《易经》用于占卜的一些依据，而且还看到《易经》的更多应用领域，即使近代科学中的一些问题，用《易经》去解释，也会悟出不少对现代科学发展有益的启示。
五、现代科学与《易经》
著名科学家现居美国的杨振宁博士和李正道教授在1955年到1956年间，在美国《物理评论》杂志上一连发表了三篇论文，对物理学中的奇偶律或奇偶性不灭定律提出质疑，并因此获得1957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李、杨两人论文先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美籍华人吴健雄教授推荐，经美国国家标准局（NBS）“数”实验室的专家实验证明奇偶性不灭定律和奇偶的衰变消长性是完全正确的。杨先生在获奖后的讲话中，曾提到，“我怀疑德国物理学家拿波特（Otte Laporte）的奇偶性意见，这和我40年代在中国云南昆明市西南联合大学的大学生时代念《易经》的心得有关。《易经》中既有阴阳相对道理，也有阴阳消长或阳盛阴衰，阴强阳弱，剥久必复，否极泰来的道理。”
80年代，李政道先生在国内讲学时，就新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定理曾说道：“在自然科学史上，中外文化对自然界的看法和目标，是有些区别的。西方至少在过去是较重机械化的看法，着重在分析和征服自然；东方则较重哲学化，着重对自然的了解和调和。两种不同的观点，其实是相互可以辅助的。这些并用中西观点正和现代物理的看法相符，从20世界纪初到现在，物理学的改变进展很大，我们从原子、核子、基本粒子，天体物理等各方面的实验和理论研究结果，知道纯机械化的看法是不对的。古典物理学只是一种近似真理，而非绝对真理，牛顿力学被量子力学所代替，在量子力学中有一条很根本的，很重要的测不准定律，说明我们永远测不准一切的。测准了一方面，就测不准另一方面。所以这些道理都和《易经》学说相似的。《周易·系辞》：‘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这就指明白事物之理，并不是数字所能分能穷的。”
总之，李、杨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领悟到一个重要的道理，即《周易》和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其应用有密切的内在关系。
中国著名改革家梁启超把《周易》称为“数理哲学”；近代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先生把周易称为“宇宙代数学”，其意是指将宇宙间万事万物皆可用《易经》去解释；薜学潜先生还提出《易经》是“超相对论”的思想，这不仅以现代科学比附于《周易》，进而有所创见，而且对中国文化的振兴也有巨大的意义与价值。
著名的物理学家玻尔（NBohor）是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他于1937年访问中国时，了解到中国《易经》关于阴阳概念和学说之后，感到十分吃惊，尤其对俗称阴阳鱼的太极图十分有兴趣。他认为《易经》的阴阳思维方式很好地反映了互补的思想，自此他对中国的东方文化发生兴趣。并且在他被封为爵士时，选用了中国的太极图作为他的盾形纹章的主要图案，并刻上了“对立即互补”的文字，借此表征中西文化的大融合［6］。
1913年德国人R魏克尔（R·Wilhem）向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劳乃宣校长学习《易经》，后来他把《易经》译成德文，并于1949年由德文翻译成英文。欧洲哲学权威捷恩（Giun·c）为英文版《易经》写的序言中说到：“谈到世界人类唯一的智能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中我们所得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事实所推翻，唯独中国的《易经》，亘古常新，相延六千年之久，依然具有价值，而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颇多相同的地方”，
英国李约瑟（J·Needham）原是一位生物化学家，后来对中国古代文化与科技发生兴趣，从而转向了中西科技与文化的比较研究。他认为：中国传统自然观是有机论的自然观，中国哲学传统是一种有机的唯物主义，宇宙各种现象按照等级次序和其它现象发生联系，它比西方近代科学思想更为先进。《易经》对中国的影响很深和普遍，凡中国人都能自觉与不自觉地引用《易经》中的话。例如，人们常说：“大事定乾坤”，“这个人不三不四”等等。我们知道坤与乾是《易经》中重要的两卦，而“不三不四”是指它既不属六爻中的第三爻，也不是第四爻，因在卦中，第三和第四爻是重要的两个爻。人们用它来形容一个人没出息，不成器等等。此外，《易经》的阴阳五行概念也可在近代科学中找到相应的解释。
美国的卡普拉（F·Capra）曾把一些《周易》概念与现代物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比较研究之后，认为：《易经》反映了古人对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图式，《易经》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他把《易经》评价为“人类最古老的一本智能书”，它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一直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他认为：西方“目前的态度过分偏重阳，偏重于理性、男性与进攻的主动性”，“我们的文化能否生存下去，它最终取决于我们采纳东方神秘主义某一些阴的态度的能力……”
在七十年代出现的有关《易经》与科学著作还有田新亚（1976），陈立夫（1979）等人写的文章。《易经》还与70年代兴起的系统科学的基本思想也是一脉相通的。耗散理论的创始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普利高津也指出：“这种新思想的发展和中国的学术思想更为接近。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合”。现代新科学的发展，近十年的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如法国数学家托姆（Toum）的突变论，重整化群，分支点理论，都极其与中国的哲学思想，《易经》思维相一致。可逆与不可逆，对称与非对称，确定论与不确定论，简单与复杂，进化与退化，稳定与不稳定，有序与混沌，新与旧，有与无，1与o，无穷小与无穷大等等，都无法用机械的自然观去解释和认识，更无法从中引出新概念、新发现。然而，利用《易经》思维方式去观察，便是十分易见的事。例如，数学史上著名的悖论难题［3］，借助《易经》思维，竟变成了一道小学生习题而已。由此可见，《易经》与现代科技的联系十分密切。
六、《易经》是科学
在《四库总目提要》有这样一段话：“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授易以人说。”从这一叙述看出，《易经》是一门既涉及天文，又涉及地理，还涉及到其它无所不包的一切，如人事、音乐、美术、医学、军事、数学等等。因此，我们称《易传》为“交叉学科”并不过分。
著名的科学家笛卡尔曾说：“所有的科学都是确实的、明晰的知识，我不承认那些仅仅是很可能的知识。”此外，科学家牛顿也曾认为：科学方法基本上是分析的方法。他是把事物和问题分割成一些基本要素，只要把这些基本要素的本质弄清楚了，然后再还原到事物或问题的本身。这种“还原论”的方法，一直被近代科学界奉为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与原则。但是，由于科学的飞速发展，人们开始看到所谓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普遍地指导原则，而有很大的局限性。于是就提出了“有机论”的自然观，采用综合的、系统的研究方法。现代的一些学者认为：旧的经典物理基础正在动摇和部分地被瓦解，于是就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与理论以及研究方法。诸如，量子力学、不确性理论（或测不准定律）、非线性动力学、模糊数学、生态学、系统学、协同学等理论与方法。这些理论原则和研究方法竟与几千年前诞生于我国的《易经》中的一些思维方式与方法相一致。英国学者克·巴克特在1989年曾指出，“当代科学也发现了我们世界的缺陷，并且还发现：《易经》中许多真理竟同最新的科学理论巧合”。这一事实说明，科学也是在发展的，同样，死守旧观念，一时认为是科学的东西，也会变成迷信，而一直被一些人认为是迷信的《易经》，目前又被很多人认为是有科学内涵与现实应用意义。《易经》，不论是它的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皆属科学范畴。以下就三点来阐述《易经》的科学性：
1.《易经》命名的科学性
汉代的学者许慎认为：“易，蜥易（蜴），蝘蜓，守宫也，象形。（见《说文解字》）；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一日从勿。”这是指《易经》中的“易”字是由“日”和“月”二字合成（原象形文的日是月是，后演化成今天的月或勿（称肉月）。于是，“易”字就深刻全面地导出《易经》之书是研究阴阳变化，与阴阳既对悖，又统一的哲学思想，
此外，许慎所指的，蜥易这一动物的谐音正是《易经》中“易”字，这个字表示了变易，也即变化。据说英国人做过试验：根据许慎“蜥易（蜴）”谐音观点，他们将两个异性蜥易的尾巴弄下之后，在一定的距离内，两个尾巴会相互靠拢，然后紧紧地缠在一起。但是，如果两个同性晰易，则无此现象出现。这一试验结果，恰好揭示了当代电磁学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事实［14］。此外，蜥蜴又称变色龙，它在一昼夜十二个时辰可变化十二种颜色。因此，许慎用晰蜴谐音“易”字去表示变化之意，故《易经》是研究变化的书。这与西方一些国家将《易经》泽成《The Boote of change》是一个意思。
由上所述可知，《易经》是一部研究万事万物变化、发展、运动的书。而且，揭示出任何事物发生、发展皆来自于其内部阴阳二气的既对恃，又合作的相互作用。所以其命名，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科学性。后人，由书名中就可以悟出它的深刻哲理与寓意。
2.《易经》三原理的科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