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无精打采地照在草地上，我跑到不远处的一座小山包上，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用鄙视的眼光看着李老师，他过去的高大形象一下子在我心目中消失了，过去对他的敬佩、感激也荡然无存了。更可气的是，阿妈和薛莲也在帮着做这做那，与李老师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怎么认识拆掉“学校”这件事的！
大约半个小时，“学校”拆完了，马匹把“学校”及一些用品拖走了，牧民们又开始拆小帐篷了。
我真想马上离开这个地方，再也不想见到李老师了。这时，薛莲叫我，并牵来了一匹看样子非常温顺的马，把我扶上了马。我就同阿妈、薛莲一起离开了。
李老师、老支书和阿芳，还有许多牧民还留在那里。
一路上我仍然十分气愤，很少与她们说话。大约行径了一个多小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阿妈被一个牧民急匆匆地叫回去了。
望着阿妈远去的背影，我无比的惆怅，仰望天空长叹一声，对薛莲说道：“我们这是往哪里去？”
薛莲看了看远方，摇摇头，回答道：“具体地点我也不知道，只有前面的同志才清楚。”
“我不想在这里待了，我想回去。”我说。
薛莲惊讶地问：“为什么？这里生活不习惯？”
我看着远方，摇了摇头。
“你想你的父母？还是——”薛道有些疑惑地问道。
我仍一言不发地摇着头。
“哎呀，子豪你快告诉我。”薛莲急切地说。
正在这时，我们忽然发现路边一个小伙子正在摆弄着黑板，不知是因为马颠簸得太厉害，还是绳子没有拴紧，黑板掉在地上摔成了两半。
薛莲忙问：“怎么回事？你怎么把黑板弄成这样？你快把它弄好，否则，让老支书看见了，你又要挨批评。”
小伙子一边弄着黑板，一边用藏语“哦呀、哦呀”地应着。
薛莲跳下马，帮助收拾好了黑板。为了避免再次被摔坏，小伙子再也没有把黑板挂在马身上了，而是像宝贝一样背在了背上，尔后，迅速地离开了。
看着薛莲弄得两手脏兮兮的，我对她说道：“你还去弄什么黑板？学校都拆了，莲花大队的教育都完蛋了，保留块黑板还有什么用？”
我这么一说，薛莲觉得非常震惊，她立刻拉住马，停了下来，回过头非常生气地对我说：“谁说学校拆了？谁说莲花大队的教育完蛋了？你在胡说八道！简直是造谣！如果拆了，完了，我们还拿这些教学设备干吗？”
我第一次看见薛莲这样怒不可遏的样子，被她的反问震住了，我支吾着说：“帐篷学校不是拆掉了吗？”
薛莲恍然大悟：“哦——我们是在搬学校。”说完，她笑了起来，并且笑得她捂着肚子蜷在了马背上。
后来薛莲告诉我，由于牧民们过着逐水草而居、逐水草而牧的生活，一周左右就要搬迁一次草场，学校也要随着牧场的搬迁而搬迁，以便更好地给学生带来方便，使学生能按时到校上课。今天搬迁学校，因为李老师有伤，老支书根本不同意，但李老师为了学生坚持要搬。老支书根本犟不过他，最后只好依他了。为了以防万一，老支书今天清早就派阿芳到公社卫生院去取治外伤的药品和一些医疗用品去了。阿芳刚一回来，老支书就把她找来，让她给李老师检查了伤势。为确保万无一失，一路上的安全由老支书和阿芳以及几名牧民照顾着前行。
听薛莲这么一说，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老支书在戏弄我，逗着我玩呢！我却当了真，还错怪了李老师，内心里无比地愧疚。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我忙问：“你们把学校搬了，明天学生们能找到吗？”
“能找到，刚才放学时，李老师都给学生讲好了大致方位，学生和家长们都比较熟悉地理位置，在一般情况下，学生们大都三五成群地来学校，所以基本上都能找到。”薛莲停了停接着说，“就这样大约一周搬一次，远的学生也要走两三个小时才能来到学校，所以学校的位置一定要搬到距各生产队较为适中的地方。”
我看着这样的条件和设备，再想想自己的学校和办学条件，那简直不知好上了多少倍，于是暗自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立志成才，做一个像李老师一样的人。
傍晚时分，莲花大队新的驻地到了，“学校”也很快搭建起来了。
天都快黑了，李老师和阿妈他们都还没有到来，我爬上一个小土坡，焦急地望着远方，期盼着他们尽快归来。
大约晚上十点钟左右，远处一串灯火伴随着喧闹的声音，缓慢地向我们这边飘移过来。那灯火越来越亮，声音也越来越清晰，我仔细一看，那人群好像没有骑马，而是抬着什么东西，生怕摔碎似的往大帐篷而来。
到了近处我一看，原来大家抬的是李老师。不知为什么，他的伤势更加严重了。在灯光下，李老师的脸色显得更加苍白，豆大的汗珠从额上冒了出来，分明看得出李老师特别疼痛、难受，但他强忍着，紧闭着双眼，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一声不哼地躺在被单上一动不动。
我以为是他的伤痛犯了，没有多问，只是关切地坐到了他身边。老支书耷拉着脑袋，坐在帐篷边，使劲地抽着烟。阿妈在李老师身旁，一只手不停地给他擦着汗，另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李老师的手，心痛地看着他。薛莲在钢炉边流着泪，守着烧开水。阿芳的手在颤抖，她拿着剪刀，轻轻地剪着李老师的裤子。我这才发现，李老师那条腿的裤子早已被血浸透了，一个白白的东西刺破裤子露在外面，定睛一看，竟是李老师断裂的腿骨，这使我吓得惊出一身冷汗。
阿芳小心翼翼地清洗着伤口。由于创伤面积大、深度较深，清洗起来较为困难，好在没有伤着动脉血管，还算十分庆幸。
一个多小时后，阿芳终于给李老师做完了手术。
半夜过后，公社的医生来了，带来了一些药品和固定腿骨的设备。他检查了断骨接合及伤口缝合的情况，然后，给李老师固定好了断骨。
原来，我们走后不久，李老师他们也离开了，老支书用废帐篷给李老师做了担架，让几个牧民抬着走。可李老师觉得麻烦，认为自己没问题，非得骑马不可。由于自己手脚不方便，不料从马背上掉了下来，结果把右腿又摔断了。老支书准备立即送他到公社医院。李老师知道，如果被送到了公社医院，按照要求肯定要住院，十天半个月都说不清楚，学生肯定放假，所以，他坚决不同意。
阿芳检查后，发现没有伤着动脉血管，但因为没有固定断骨的设备，对接这样断裂的腿骨没有把握，于是向老支书说明了情况。老支书当机立断，派人去公社卫生院，请了一位能嫁接骨伤的医生带上设备和器械到草原来。
老支书再也没有提学生放假之事，他知道说了也白说，李老师也不会同意。他不想让李老师再生气。他明白，如果学生放了假，李老师会更痛苦、更难熬，故而坐在一旁抽着闷烟。
我凑到李老师身边小声地说：“李老师，您伤这么重，还是休息吧！待养好了伤再说。”
“不行啊，子豪，我不能这样做。这点痛算什么？我们教师就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了别人。我们生来就是要尽自己所能，让无知的人变得有学识，让无术的人变得专业，这是我们一生的追求。”
听到这话，我仿佛回到4岁过生日时的场景。此时，我才真正理解了当时母亲向我讲那段话的意思。
第二天，学生照样按时来了。李老师不能下床讲课，更不能在黑板上板书了。他躺在床上，薛莲和阿妈将黑板抬到床前，他坐在床上写好字后，然后抬去挂上。李老师坐在床上小声地教生字，薛莲就站在黑板前指着字，高声地带领学生一起读。
李老师不能像原来一样，来回巡视着检查学生做作业的情况了，现在只能是由学生做完作业后交给李老师一一检查。薛莲不仅要照顾学生们的生活，而且还要在李老师的指导下，帮助批改作业，在教学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时，实在忙不过来，阿妈和我也帮助做些事情，甚至连我也当起了“小老师”，在李老师的指导下，替他指导学生，监督学生背诵课文等。
老支书天天都要来看望李老师，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了两只母鸡和一些鸡蛋，给李老师补身体。阿芳也要隔天检查李老师的伤势情况，给他换药、打针。阿妈几乎寸步不离地照顾着李老师的起居和生活。各生产队来看望李老师的人络绎不绝，有的送土特产，有的送点治跌打损伤的药酒，有的送一个治疗偏方及药材。虽然他们东西不多，也不值钱，但表达出他们对李老师的关心和热爱，表达出他们对李老师的崇敬，表达出他们的纯朴、关爱之情。
每到夜里，李老师帐篷里的人便会多起来。他们聚在那里，聊天、谈笑、唱歌、讲故事，有时也读一些书报，搞点政治学习。我和阿妈、薛莲，看着、听着、笑着，仿佛忘记了这里是偏僻的草原，仿佛忘记了身边还躺着一个伤员。李老师也好像忘记了自己有伤，有时高声笑着，甚至想手舞足蹈，可一动弹时，就痛得他直咧嘴。
在大家的精心照顾和呵护下，李老师身体恢复得很快，没隔多久，他手上的绷带和固定支架都拆了，腿伤也在恢复之中。李老师太想自由行走了，有时，他还会忍着疼痛，让我和阿妈搀扶着，在帐篷里走一走，锻炼自己，实在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