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前几天，一大清早阿妈就把我和李西叫起床了，说是过几天李西要去乐山，要到外公家去拿些大米和酥油、糌粑回来，李西好带走，并告诉我们，外公很久没有见到我们了，在那里可以多玩一两天。
我心想：家里不是还有那么多东西吗，怎么还要到外公家去拿？但转念一想，也许外公想我们了吧！不然阿妈怎么这么开恩，让我们能多玩一玩。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收拾完东西，我们就到外公家去了。
我们在外公家住了两天，第三天傍晚就回到了家里。阿妈一边收拾着我和李西从外公那里拿回来的东西，一边对我说：“你妈妈下午来过了，送来了你的学费和生活费，由于急着回去上课，就没有等你回来。”阿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有些自责道，“早知道你母亲要来，就不该叫你到外公家去了。”
我觉得非常奇怪，过去母亲每次来家都要提前几天带口信来，怎么这次过来既没有带口信，也没有等着见我，就匆匆离去了呢？她忙什么呢？不是离开学还有几天吗？我嘴上没有说，心里却十分不高兴。更奇怪的是，家里的大米、糌粑、酥油都几乎不见了，连土豆也少了许多。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根本没有来过我们家，是阿妈把我和李西支走后，把家里的糌粑、酥油、大米等送到了我母亲处，至于学费和生活费之说更是无中生有了。我一直都没弄明白阿妈怎么会这样做，这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父母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看我？
自从得知这情况后，我心里一直闷闷不乐，总担心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没几天，李西到乐山继续当学徒去了。我也抓紧时间赶作业，借来邻居家学生的书，预习新学期课程了。
新学期开学后，我到公社初中部读初中，离家更远了。
新学期刚刚开学，讲的新课不多，作业也不多，学校里都能完成。当时读书虽然条件艰苦，但是课程比较浅显，知识范围不广，作业较少，书本也不多，一个书包就可以把书本全部装完，而且学费低，每人两元多钱可读一期，若家庭特别贫困的还可以减免，这使绝大部分学生均能入校学习。
开学不久的一个星期四下午，按学校规定老师们要进行政治、业务学习，学生们放假半天。
吃完中午饭后，天气变得阴沉沉的，仿佛整个宇宙顷刻间要缩小似的，将所有的乌云都挤到了一起，压到了头顶，感觉伸手就能抓住它们，如果扯下一块，定能拧出不少水来。我想：这天气真怪，接连几天都哭丧着脸，下了那么长时间的雨，今天刚放晴，怎么又这样呢？我抓紧时间往家里赶。
回到家里，乌云仿佛追到了窗前，我无心看书、做作业，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惆怅和烦躁。我站在窗前，看着远方。忽然，离家很远的大队的喇叭响了。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响喇叭呢？这个喇叭平时一般响三次，早、中、晚各一次，很少在中途响起。更奇怪的是，这次开机没有放《东方红》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开始曲，也没有广播员预告节目，而是直接播放低沉、悲泣的哀乐。因喇叭较远，声音不是很清晰，我竖着耳朵仔细地听着喇叭里的声音。远处干活的人们也停下手中的农活专心地听着。哀乐停了，一名男播音员用低沉而悲切的声音，缓慢地播报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国国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当山坡上做农活的人们听到这句话时，像发疯似的，扔下了手中的劳动工具，那些挑担的人们根本顾不上把担子放平，抛下扁担，撒腿飞奔往生产队保管室……
看到人们奔跑，我也扔下书本，向保管室跑去。
人们围坐在保管室的广播下边收听着广播。他们有的沉痛地低着头，控制不住的泪水不由自主地往下掉，有的神情呆滞地凝望一处，毫无顾忌地让泪水尽情地顺着脸颊往下流，有的抽泣着，有的实在忍不住，跑到晒场边，放声痛哭起来。不一会儿，整个保管室里像失去了亲人一样，哭成一片。
在生产队长的安排下，社员们有的去剔青松、翠柏（树枝），有的去买青纱、白布，有的去购白纸和毛笔，有的找来剪刀和线。他们各自神情严肃，心情沉重地忙碌着，夜深了也没休息。
我和阿妈很晚才回到家里，也没有吃饭。不知是她牵着我，还是我扶着她，我们来到毛主席画像前，穆然肃立了许久，然后向毛主席画像深深地三鞠躬。她呆呆地坐在凳子上，不知做什么好。过了好一会，阿妈忽然想起了什么，起身去了房间，我连忙跟了进去。她打开了箱子，把她陪嫁时带来却一直舍不得用的一床白绸被单拿了出来，“哗哗”剪开，把它挂到了毛主席画像周围，然后，用青纱做了些黑花，将其缝在白绸上边。别人的灵堂一般是青纱白花，而我们的毛主席灵堂，则成了白纱青花。
阿妈要我用白纸上写上“毛主席永垂不朽”，并将它贴在毛主席画像上边。然后，她回自己房间去了。
我来到李老师的书房，裁好了纸，磨好墨，写好了字后，拿到客厅里，将字条贴在了毛主席画像上边。我自认为，自己做得不错，会得到阿妈的表扬，于是就去找阿妈“验收”。她一看脸色一沉，马上搭上凳子，将我贴的横幅一把扯了下来，让我重写。我写好后，阿妈拿去贴上了，仍然贴在毛主席画像上边，只是贴得更高了些——原来我贴横幅时，把“毛主席万岁”几个字给盖住了。
第二天没有上课，一大早，阿妈就带我到了保管室。保管室晒坝前的大门，早已用青松和翠柏扎成了牌坊，保管室的门框上也用青松、翠柏覆盖，其间置上了些白花，门框上边挂着用白纸黑字写着“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的横幅。门正对着的墙壁上，毛主席画像上边，挂起了青纱，扎上了白花。画像上边的青纱上用白纸剪贴着“沉痛悼念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像下边的岸桌上，整齐地放青松、翠柏和白花。阿妈和我向毛主席像三鞠躬，并敬献了白花……
学校也举行了相应的活动，我按照班级的安排也参加了举办的各类悼念活动。
那段时间，人们自觉地不穿红戴绿，停止了一切文化娱乐活动。我在想：如果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悲痛凝集成一股力量，不知会让大地怎样震撼！如果把亿万人民的泪水汇集在一起，不知会变成多少河流！
几天后，学校又恢复了正常上课。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我背了一辈子难以磨灭的逃学的“罪名”。
初中正式开课后，各科测试、作业多了起来，由于学习任务重、路途遥远，许多同学每天6点钟起床，6：30出发，路途较远的同学甚至起得更早。同学们赶到学校已是8点左右，预习一下课程就开始上课。下午一般4：30放学，回到家里大约傍晚7点钟。刚开学的时候是秋天，天黑得晚些，放学回家后，我还可以帮助阿妈做些家务活。冬季来临后，白天很短，时间则更紧了，早上离开家时天还未亮，晚上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如若遇到刮风下雨，则早上要提前出发，晚上会更晚回家，作业也只能在油灯下完成，更不要说帮阿妈做家务活了。
由于当时学习条件差，绝大部分学生又属于农牧民子女，居住在农村牧区，家务劳动较多，所以很少有时间做家庭作业。如若在学习中遇到困难和问题也无法解决，因为家庭成员和邻居大都是文盲、半文盲，家庭作业根本无法完成。为了应付老师的检查，少挨罚站和批评，有些成绩较差的同学只好抄袭别人的作业，按照规定时限送给老师交差了事。对的确因路途远、家务事又多、成绩又不好的同学，想借我的作业“对照答案”的，我是要借的，但对那些对我耀武扬威、专横跋扈的人，我坚决不借。
班里有个公社副书记的儿子，他上课不专心，学习不认真，在班上说话、做事十分得意傲慢、横行霸道、调皮捣蛋，甚至依仗自己父亲是公社副书记，经常仗势欺人，并纠集一些学生与本班同学或其他班级的学生打架斗殴、惹是生非。老师的批评教育他也毫不在乎。他是班里，甚至是学校的“土霸王”。班里的先进红旗，也经常因他们的原因而丢掉。班主任时常被他搅得焦头烂额，伤透了脑筋。好些同学都躲着他，甚至有些老师也不愿得罪他。
我对班里的“土霸王”则采取“四不”政策，即不招惹，不迎合，不参与，不疏远。故此，他对我还算客气，大家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各不相干。
一天下午放学后，我正在打扫卫生，“土霸王”和其他几个同学找到我，递给我一张“大字报”。他们在“大字报”中列举了班主任老师和语文老师的几条“罪状”，要求作为班长的我能够签字。我看上边好多同学也许迫于他的压力都签了字，但我觉得那些列举的“罪状”绝大部分不符合实事，许多地方也牵强附会，于是我借口想一想，就没有签字。后来，他们模仿我的笔迹签了字，并贴了出去。我找到老师说明了情况，为此，“土霸王”他们一伙很不高兴。
有一天中午，放学后许多同学都吃午饭去了，我正在清理各组交来的语文作业，准备收齐后交给老师。在清理交来的作业本时，我又发现“土霸王”等几个同学没有交作业，正好他们几个都在，于是对他们说道：“你们几个又没有交作业，赶快做了交上来，收齐后我好交给老师。”
其他几个同学装作没有听见，没有理睬我，继续做他们的事情。“土霸王”说话了：“对不起，大班长。那老师讲得太乱了，我们上课没有听懂，所以做不起作业。你是大班长，你是贴心人，她从心窝子里都喜欢你，你就帮我们做了交上去吧！”
“土霸王”这么一说，其他几个同学便大声地怪笑起来，并附和地吼道：“是啊！她美丽、漂亮，又喜欢你，你是她的天之骄子，你帮我们做了，把自己也交上去呀……”
我知道他们又在说我和那女老师的坏话，心里无比气愤，指着他说道：“简直胡说八道，你们的作业凭什么要我给你们做？你们不交作业还有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