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行。不过节目时间别太长。我们这次不仅是一个学校的建设，而是通过这件事反映出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借此机会宣传民族文化、民族风情等，从而更好地吸引游客，招商引资。你们很有头脑，我完全同意。”我定论式地说，想了想又说，“文艺表演一定要让剧组的同志互动起来，使其欢快、热烈。你们问问钱叔叔他们，看他们有无利用此场面入戏的打算？你们就说是我和县上的意见。”此话一出，我觉得自己在安排工作了，忙补充道，“不、不，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县委书记忙顺势点着头，说道：“我们也是这样想的。”
说完，他们便离开了，看着县委书记远去的身，我觉得他特别聪明且善变。
不一会儿，剧组的同志摆开了架势：摄影家们选定位置，一台已对准了主席台，另一台则对准了观众席，还有两台摄像机则架在了楼上的两侧窗台上，以便取远景、俯视镜头所用；演员们已脱去羽绒服，穿上了服装师准备的衣服，化妆师将演员化妆成作品中的人物。舞台、剧务、场记、灯光也各自到位，其阵式仿佛即将开拍主演大戏。这样一来，让在场的许多人都觉得十分新奇，围聚着看着这一切。一会儿工夫，学校院坝里挤满了人，有的索性爬到了房顶（藏式崩空房一般都是平顶）或高大的树上，张望着，等待着将要发生的精彩场面。
我有些纳闷，猜想：难道剧组这个时候就要开始拍摄吗？正在这时，一路上都多次吸着氧的钱叔叔来到我身边，他夸我和他想到一块去了，同时告诉我，他想利用这个场面拍摄电影中女主人公获奖时的一段戏。他和县上的领导商量，把这个活动叫做新学校落成后的竣工典礼，并利用此空闲的时机，将女主人公介绍成是某学校的教师前来参加此典礼的，所以在这次的大会议程中，加上了她和一些教师获奖、佩戴大红花等内容，并让她按剧情的要求做演讲。
按照剧情要求及地方党委、政府搞竣工典礼的惯例，大会主席台、会场等已经准备就绪，为了拍摄需要，剪彩仪式放到了议程的最后一项，然后再进行文艺表演。这样一来，会议有点像总结表彰会，又有点像竣工典礼仪式。
在会议修改主持词和讲话稿以及准备道具之时，我一直寻找着薛莲、老支书和李老师的身影。难道说薛莲调走了？就算她调走了，那老支书和李老师这个时候也该出现呀，这个学校的落成对他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啊！他们怎么没有参加呢？难道说梦中的——我不敢往下想。正在这时，有人来请我，让我进入主席台。
会议开始了。县人民政府县长主持大会，县委书记致欢迎词，紧接着县政府分管文教的副县长介绍了学校筹建的基本情况，钱叔叔和我做了讲话，李西代表学校师生表了决心。这些议程完成后，便插入了剧组的表彰程序，县委书记宣读了县委、县人民政府的《表彰决定》。据说，为了使内容具有真实性，此决定是去年县委、政府在教师节时表彰优秀教师的决定，只不过在其中加上了剧中主人公的学校及名字，许多去年获了奖的教师又一次登上奖台领了奖，并佩戴了大红花。
当请某校女教师上台介绍先进事迹时，一个年轻的女教师登上主席台，她头发有点蓬乱，仿佛刚从风雨中赶来似的，面容也较黄黑，脸上还明显地挂着“高原红”的印迹（因高原缺氧，心脏负符加大，加之紫外光线强烈等原因，许多人会在脸上出现两团红色的印迹），同时，又感到这位教师身体有些病态。她身着一套朴实的灰色衣服，脚穿一双有点变形的平跟皮鞋。这位女教师的形象，使我忽然想起了当年我和李西与邻居孩子打架后，跑到牧场上见到的邱老师的情景，这位教师太像邱老师了。
女教师来到主席台后，恭恭敬敬地向主席台的领导和台下的师生鞠了躬。站到了话筒前，掏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稿子，身子都在发抖，许久也讲不出一声话来，我真为她感到紧张。这时，我听台下的人小声地议论：她哭了。我才发现她身体在抽动。话筒里终于传出了她有些发颤，速度十分缓慢，且有点哭腔的声音：“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今天，我能站在这里，感到非常荣幸。我是个孤儿，从小就没有了父母、亲人，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而今，我能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我没有为民族教育作出什么贡献，只是把学校当成了家，把学生们当做了自己的孩子。我期望他们人人能成才，人人有出息，好更好地建设家乡，建设我们的国家……”
她身体忽然踉跄了一下，连忙抓住了话筒，喘息也有点急促起来。她短暂地镇定了一下，强打起精神，接着说：“老师们、同学们：我这一生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宏伟业绩，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把我的所有心血都献给了学生，我把我的所有精力都献给了民族教育事业！”
说这段话时，她再没有文弱、低沉，而是讲得坚定、高亢而豪迈，其语气仿佛用尽了毕生精力似的。她的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可是她却慢慢地倒下了，不省人事。
会场即刻骚动了起来，人们七手八脚地将她抬出了会场……
我想前去看看，这时，在我身旁的钱叔叔忙阻止我道：“别去，演员入戏了。”
我这才明白，原来是女主人公在表演，我还以为是哪个学校的教师病倒了呢。
会场里平静了下来，一个身穿中山装，大约50岁的人走到了话筒旁，他胸前也戴着大红花，看样子，也是一名人民教师。他紧紧地抓住话筒，语气十分沉重地说：“老师们、同学们：我们人民教师就是这样的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工作着。她（指女主人公）早已查出患有肝癌，可她怎么也不愿离开学生，她说，‘我倒都要倒在自己的岗位上’，她说到了也做到了。她真是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啊！”
这位“老师”说完后没有返回自己的位置，低着头，定格地立在主席台上。
这时，场内音响里则出现了那女教师最后几句铿锵有力的声音，在校园的上空中久久回荡：
“我这一生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宏伟业绩，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把我的所有心血都献给了学生，我把我的所有精力都献给了民族教育事业……”
这一场戏把剧情推向了高潮，台下的师生们已满含热泪，抽泣成声，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摄像师们抓住时机，切换着一个个特写，抓拍着这动人的场景。几名“教师”把一直杵立在话筒旁的“教师”扶下了主席台。
不知是这个表演感动了上天，还是这种悲痛的气氛与天同应，刚刚明朗的天气，忽然间阴沉起来，顷刻间已变得灰蒙蒙的一片，远处起伏的山峦已被浓雾吞食得无影无踪。一阵寒风过后，大雪便铺天盖地地下了起来，一会儿人们的身上和地上都铺上了厚厚一层。虽然下着大雪，但仪式照常进行。
文艺表演开始了，师生们表演了准备好的节目，同时，按照主持人的要求，师生与来宾们开始互动联欢起来。我不知是受到刚才剧情的影响，还是因为没有见到薛莲和老支书的原因，始终高兴不起来，参与了一些互动表演和游戏活动，也不过只是做个姿态，敷衍了事而已。
文艺节目结束后，我们踏着雪，在县上同志的带领下，大家到新修的教室、办公室及学生宿舍里了解了学校建设情况，所有同志对建设规模及质量赞不绝口。当来到一间青砖瓦房时，李西告诉我，这就是当年我们集资修教室的砖和瓦，学校搬迁后李西把它们拆了过来，盖成了学生阅览室，在阅览室门口写着“爱心书屋”几个字。我知道李西的用意，此书屋既能让他想到自己的过去，又能纪念藏汉人民的深情厚谊。
据县委书记介绍，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办教育非常困难，在边远的牧区办教育更是难上加难。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使学生能入学、留得住、有收获，真正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县委、政府在莲花村搞农牧医教学改革试点，将附近的一个村小合并，使莲花小学有两个村的学生到此就读，这样既节约了教学成本，又优化了教师资源。为了解决路途较远学生上学难的问题，县委、政府决定：对离校5公里以上的学生实行寄宿，并每人每月补助生活费5元；为了照顾其他路途较近的学生有足够的时间来到学校、返回家里，早上一般在9：30才正式上课，中午仅午休一小时，一般在下午3：30就放学了。为了合理利用资源，学校将一些文化水平较低，教学水平又较差的教师安排到了第二线，让他们负责寄宿制学生的住宿、生活等方面的工作。
听了书记的介绍，我觉得这种做法很好，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边远的牧区很适用，希望县委、政府认真开展好此项工作，总结好经验教训，到时候在全县乃至全地区推广。县委、政府的领导表示一定抓好此项工作，同时，也希望我和剧组的同志多方呼吁民族地区财政的困难，恳请有关部门大力支持民族教育事业，继续加大对民族教育的投入。
我们的工作已基本完成，余下的只有钱叔叔的工作了，他们也预计三四天即可结束。按照日程安排，学校典礼结束后，除宣传、文化等部门留下外，其余的同志将随县委书记、县长离开学校。虽然当天不能到县城，但可以在途中条件较好的区公所住下，第二天返回县上。
我本也应随大队人马返回的，但我要看望一下阿妈和老支书，所以便留下了。
大队人马离开学校后，学校立刻静了下来，我准备找李西聊聊，了解阿妈和李老师以及薛莲、老支书的情况，可四处寻觅也未见他的踪影，叫人去找，也老半天没有回应。我有点生气，心想：难道说我有什么事情得罪他了，还是他有别的什么事情？可不管怎么说，他也应该陪陪我呀，我可是把他当成亲哥哥一样啊，他怎么会这样呢？
嗨——人的变化怎么那么大呢？真是三日不相处，人心九重天啊！
虽然我有这样的想法，但仍坚信李西不是这样的人，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这样过，难道家里或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正想着，忽然学校的操场上，吹起一团龙卷风，把还未打扫干净的纸屑和胶袋卷得很高很高。按照当地的习俗，认为这是一种不祥的征兆。我虽然是唯物主义者，但由于李西忽然不见的事情，仍然觉得有些不悦。
正在这时，我觉得身后有响动，回头一看，只见分管文教的副县长和李西站在我身后，王容站在离李西约三四米远的地方。他们神情凝重，王容还红着眼圈，仿佛刚哭过似的。我预感到事情不妙，心立刻提到了嗓子眼上，脑海里飞快地闪现着阿妈、李老师、薛莲、老支书的面容。我急切地问：“发生了什么事？”
李西像犯了错的小学生一样，低着头，掉着泪，眼睛盯着地上，一言不发。王容慢慢地走到他身边，将李西扶住。看到这一切，我越发不安，转眼看着分管文教的副县长，他迟疑了一下说：“事情是今天上午发生的，我们都是刚刚才得知，李校长（李西）刚才跑出去就是处理事情去了。”
我急切地打断了副县长的话，几乎吼了起来，问道：“谁？到底怎么了？”
这一吼让副县长有些震惊，忙停住了话。我即刻觉得自己没有控制好情绪，忙一边摆手，一边连声说道：“对不起！”
副县长没有介意，仿佛在鼓足勇气似的，说：“老——支——书和——薛——老——师，出事了——”
这几个字犹如晴天霹雳，惊得我目瞪口呆，头脑中一片空白，半天说不出话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