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孔子在有生之年没有得到重用，但是他的思想在当时受到了许多人的重视，在游历期间会见了许多王公贵族，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治国的方略，对当时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孔子主张使用西周的礼乐来“正乐”，反对郑卫之新声，斥之为“淫声”。《史记·世家第十七孔子》记载了孔子到齐国与齐太师讨论音乐的事件，其中写道：“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孔子还对鲁太师说：“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又说：“吾自韂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其说透露了孔子回到鲁国，以雅颂正乐，恢复礼乐制度，使得雅颂各自得到了应有地位的事件。可见，无论孔子走到哪里，只要有可能，都会传播自己的音乐思想，并贯彻执行自己的音乐思想。
该文还记载了孔子在齐鲁两君会见之时的一次“正乐”事件，该文写到：“（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髃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对于齐国司仪奏夷狄之乐以辱鲁国国君，孔子大义凛然，宰了司仪，并威加齐景公，使之最后退还了所侵鲁国之地以谢罪。可见，在正式的社交场合，尽管礼乐会被一些诸侯所抛弃，雅乐在当时还是受到尊重的，只要有人站出来维护礼乐制度，乱乐者还是心怯的。很显然，由于孔子成功地使用“正乐”行为来达到了赢取疆土的目的，他的这一行为对维护雅乐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孔子反对沉湎于声色之乐，当季桓子接受齐国的女乐，并因此三日不朝时，孔子非常失望，最终选择了弃官而去。《史记·世家第十七孔子》载：“（齐）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孔子当时已经五十六岁了，早年游说列国而不得用，可以说他的官位是来之不易的，但是他选择了弃官离去，尽管这其中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但也说明了他对自己的意志是极其尊重的，为了自己的意志而“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
孔子本人不但对于乐是相当重视的，他甚至认为只有事乐之后人才能够得以完善。《论语·泰伯篇》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先进篇》载：“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两则语录前一条说有乐才有成，后一条说他宁愿先学习礼乐然后再做官，都表达了他的人完善于乐的思想。孔子本人也是照这几句话的意思做的，当他早年不为鲁所用，便“退而修《诗》、、《礼》、《乐》”。孔子能歌善器，在周游列国时，他带着他的弟子一路声乐不断，如《论语·宪问篇》载：“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论语·阳货篇》载：“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可见，在孔子的游历过程中，音乐不但成了抒发情感的方式，而且成了他交往的一部分。不但孔子喜乐，他的弟子亦是如此，《论语·阳货篇》载孔子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一起论事时，曾皙就在弹琴，当孔子问到他时，他“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抛开琴急忙回答孔子的提问。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也多次与人谈论音乐以传播自己的音乐思想。《墨子·公孟篇》记载了墨子与孟子谈论音乐的故事，墨子问：“何故为乐？”孟子回答说：“乐以为乐也。”墨子不满意这样的回答，说：“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很显然，墨子认为快乐并不能成为需要音乐的充足理由，因为人获得快乐可以通过其他一些途径，他由此批评儒家的音乐观道：“……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
墨子认为儒家“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墨子举了晏子谈论孔子为人的故事。《墨子·非命下》载齐景公问晏子道：“孔子为人何如？”晏子不作回答，齐景公又问了一次，晏子还是不作回答，于是齐景公说道：“以孔某语寡人者众矣，俱以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晏子这才开口说道：“（晏子自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义之也。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某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当齐景公会见孔子之时，晏子又说道：“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絫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从这话中可以看到，晏子极其不赞同孔子的音乐观，当然这也是墨子借晏子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孔子等人喜欢音乐是“好乐而淫人”和“盛为声乐以淫遇民”，而注重仪表与举止是“盛容修饰以蛊世”，连与弟子们一起操弄音乐也成了有问题的事情，即“弦歌鼓舞以聚徒”，在社会场合郑重其事的作法在晏子看来也是多余的，他认为这是“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总之，在墨子和晏子看来，只要与音乐扯上关系，那就一无是处了。
士之间的相互交流，增进了各个学说的相互了解，为各个学说的完善起到了促进作用。老子也曾经与孔子一起讨论过有关乐的问题。《庄子》载：“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礼》、《乐》、《易》、《春秋》六经，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面对孔子的这般慨叹，老子回答说：“幸矣，子之不遇治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所出，而迹岂履哉！夫白鶂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虫，雄鸣于上风，雌应于下风而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在这段话中，老子表达了自己的时遇观，时遇不济，即使是学遍《诗》、、《礼》、《乐》、《易》与《春秋》等也是于事无补的。
庄子到梁国，与梁国相邦惠子论乐。《庄子》载：“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不解，说：“子鱼，安知鱼之乐？”庄子回答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按庄子的逻辑回答说：“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聪明地回答说：“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与孟子大致活在同一时代的驺衍也是一位游历很多的人物。他坚持阴阳学说，曾先后到过齐国、梁国、赵国、燕国等国家。《史记·列传第十四孟轲淳于髡慎到驺奭荀卿》说驺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
在春秋战国时期，像孔子与庄子等人一样在周游四方的时期与人谈论音乐，表达自己的音乐思想的人还很多，他们不但有自己的音乐思想，并且懂音乐，会乐器，在传播音乐思想的同时，将自己的音乐也传播开去，是音乐传播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内容。
（2）聚徒讲学与音乐传播
在西周时期，出现了学校，学校成为音乐传播的集中地。学校传播是有组织、有纪律、有准备和有目的的，因此它是传播方式上的极大进步，大大加速了传播的时间和提高了传播效果。但是，西周的学校只对贵族开放，一般的人是享受不到教育的权利的。并且，学校中所传授的内容只是得到西周统治者认可的内容，对于音乐而言，只能传授雅乐，别的音乐内容不能传播。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朝的衰弱，思想比较开放和自由，许多思想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和追随，出现了个人招收弟子进行私人传播学问的方式，这实际上是个人办学的最初形式。这种聚徒讲学的形式不但具有学校传播方式的有组织、有目的和高效的优点，而且形式灵活，讲授内容会随着认知变化而进步。
孔子是聚徒传授知识的代表人物，他的弟子很多，《史
记·世家第十七孔子》记载：“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孔子和弟子们讨论时经常涉及音乐，这也是通过耳口传播的方式传播音乐思想的一种形式。《论语·卫灵公篇》载：“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侫人。郑声淫，侫人殆。’”在这段话中，孔子表达了他对于音乐内容的看法。《论语·阳货篇》载：“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道出了孔子的君子学道爱人的思想。该篇又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宰我的对话：“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该篇同样表达了孔子维护礼乐的思想。
孔子聚徒讲学，《论语》是其思想传播的结晶。一部由弟子记录其言语的《论语》表明孔子的思想已经深入到他的弟子的心中，并且将会通过弟子们的活动继续传播。《论语》尽管是书籍，但是由于是孔子通过耳口传播的方式将自己的思想告知弟子，由弟子集结而成，因此它应该是属于耳口传播方式的产物。只是当《论语》这部书流传于世之后，才以著述的传播方式产生影响的。
除了孔子的《论语》，《老子》一书也是其门徒整理的老子的言论，也是老子耳口传播的思想结晶。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的门人所写。尽管吕不韦没有聚徒讲学，但是他聚众从事史料的汇集和整理，并在书中发表独立的观点，将众人的思想和观点综合起来，也应是一种类似于聚徒讲学的传播方式。在《吕氏春秋》中，有大量关于音乐的传说和思想。其中将五音合于五时，提出了“侈乐”与“适音”的概念，并首次在其中使用了“音乐”这个词。《吕氏春秋》中提出的“适音”的概念，以及认为音有度量的思想是其他百家的思想里所没有的，可见集体智慧当有过人之处。《吕氏春秋·仲夏纪》载：“乐所由来者尚也，必不可废。有节，有侈，有正，有淫矣。”这就是音的度量。《吕氏春秋》还记载了多则有关音乐的故事，钟子期听伯牙弹琴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吕氏春秋·孝行览》载：“伯牙鼓琴，锺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锺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锺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锺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这是一段关于音乐的佳话。《吕氏春秋》还记载了一些制乐作器的故事，如《仲夏纪》载：“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这是关于瑟的起源。又载：“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这是关于舞的起源。又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於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这是关于律的起源。
春秋战国时期有识之士聚徒讲学，士人拜师艺，乃是十分普遍的事情，如苏秦、张仪皆师从鬼谷子，李斯与韩非同师荀卿等，这种师徒传学的方式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输送了大量人才，如商鞅、管仲、乐毅、晏子等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通过参与政治，最终扩大了自己思想对社会的影响，当然，对音乐传播的影响也包含在其中。
2.著书立说及音乐传播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文字，因为简牍、墨汁的使用而全面登上了人类生活的舞台，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交流信息、记录事件和积累知识的有力工具。在西周时期，文字的使用仅限于上层贵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许多贵族没落，但他们接受教育习惯还没有改变，他们将文字带到了下层社会生活之中。这些人接触到了下层人的生活状况，开始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考虑这一部分人的利益，产生新的思想，而且这一部分人不是社会的重要人物，没有国事分心，他们往往著书立说，以便有条理将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并且向社会进行传播。
《史记》载道家创始人老子就著有《老子》一书，其内的重要音乐思想是“大音稀声”。《史记·列传第三》载：“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若无关令的要求，可能世间就没有关于老子其人和其思想，真正就隐而不知了。以一书遗世，然后飘然而去，让人知其能，而又隐其能，这种行为符合老子的道家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