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史记·本纪第六秦始皇二世皇帝》载：“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大酾。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从此，中国成了一个拥有统一的文字、统一的度量、统一的法制的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
秦始皇采用法家的思想以成大业，知道百家思想对于政权的作用，甚恐思想自由会危及自己的地位，于是在李斯的建议下开始了愚民政策。秦始皇三十四年，下令禁书，《史记·本纪第六秦始皇二世皇帝》载：“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百家语者，悉谐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秦朝终于被自己的暴政所灭。汉总结秦朝失败的教训，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于是，儒家的思想开始了对中国文艺深远而漫长的影响。
随着周王朝的覆灭，雅乐逐渐消失了，到了汉代，社会上的多数人已经不记得雅乐的具体内容了。但是，封建集权统治者总是需要音乐来歌颂自己的文治武功的，雅乐尽管已经不复繁盛，但是礼乐的观念却随着儒家思想被尊崇一直影响着汉民族的观念。汉代初年，通过收集部分秦时音乐的乐人，重新制定了宗庙音乐。由于雅乐的没落，俗乐从此昌盛，其中，由于奴隶制社会的彻底瓦解，民众有了更大的自由，民间音乐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一、秦汉时期的声乐内容
1.民歌
汉代成立了专门的音乐机构乐府以收集、创作和整理音乐。《乐府诗集》中收集了许多民歌。由于西汉的昌盛时期是乐府机构比较发达的时期，因此所收集的民歌以这一时期为多。由于雅乐的失传和没落，民歌成了汉代音乐素才的主要来源，音乐史论家张世彬在《中国音乐史论述稿》中说：“故可以说，西汉乐坛，完全是民间音乐的天下。”
秦时期战乱不断，汉政权成立之后，又与北方匈奴发生过多次大战，战争带给民众的阴影是十分巨大的。缘于此，乐府诗中有许多反映征役内容的诗歌。《战城南》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一首，全词为：“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这一首表达了在战争中人心境的凄凉和怨愤，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豪气。另有《十五从军征》则以写实的手法反映了战争年代民众的悲惨遭遇，全词为：“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舂穀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饴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乐府民歌中有一部分是以爱情为主题的，如《艳歌罗敷行》描写了年轻女子罗敷机智地应对贵族子弟的请求，其内说道：“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直千万馀。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诗中罗敷极力夸耀自己的丈夫，使得“使君”知难而退，表现了罗敷的机智。
乐府诗中还有表现民众生活、思想以及劳动的诸多诗歌，其创作年代差异较大，并且风格差异也很大。但乐府诗集没有细言诗歌的年代和出处，给研究音乐的传播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乐府民歌中收集了大量的一种叫做“相和歌”的诗歌。《宋书·乐志》曰：“相和，汉旧曲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可见“相和歌”始于汉代，是一种以丝竹伴奏的演唱歌曲。相和歌以民间歌曲为基础，经过一些专业音乐人的整理和加工，配上丝竹管弦乐器伴奏，演唱者一边以某种工具打击节拍，一边演唱。因此相和歌是一种经过加工了的民歌。
2.庙堂音乐
汉初重修庙堂音乐，极力模仿周之祭祀之乐，然而由于雅乐业已失传，汉代的庙堂音乐与周朝的庙堂音乐有了实质上的差异。《乐府诗郊庙歌辞一》载：“武帝时，诏司马相如等造《郊祀歌》诗十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诗十七章，荐之宗庙。至明帝，乃分乐为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之乐。郊乐者，《易》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这段话给出了庙堂音乐的起源，即由司马相如作《郊祀歌》开始的。后被分为四种，一种是《大予乐》，其目的是为了对汉代死去的帝王歌功颂德。关于宗庙音乐的概念，该文说道：“宗庙乐者，《虞书》所谓‘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也。”明确地说明了宗庙乐是用以祭祀祖先的。
至于其余几种庙堂音乐，该文继续说道：“二曰雅颂乐，典六宗社稷之乐。社稷乐者，《诗》所谓‘琴瑟击鼓，以御田祖’。《礼记》曰‘乐施於金石，越於音声，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是也。”可见，雅颂乐是用来祭祀社稷和六宗的音乐。关于雅颂乐的发展是这样的：“永平三年，东平王苍造光武庙登歌一章，称述功德，而郊祀同用汉歌。魏歌辞不见，疑亦用汉辞也。武帝始命杜夔创定雅乐。”
按史籍，两汉有三大乐府，一为《房中歌》，一为《郊祀歌》，一为《铙歌》。《房中歌》即是祭祀宗庙社稷的音乐。《乐府诗·郊庙歌辞八》载：“《通典》曰：‘周有《房中之乐》，歌后妃之德。秦始皇二十六年，改曰《寿人》。’”言《房中歌》乃袭古制而定。因刘邦喜楚声，因此《房中歌》作楚声，《汉书·礼乐志》载：“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其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安世乐》。”《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分别为：《大孝备矣》、《七始华始》、《我定历数》、《王侯秉德》、《海内有奸》、《大海荡》、《安其所》、《丰草萋》、《雷震震》、《都荔遂芳》、《桂华》、《美芳》、《嘉薦芳矣》、《皇皇鸿明》、《浚则师德》、《孔容之长》、《承帝明德》。《大孝备矣》以华丽简短的字句勾勒出一幅凝重的充满香火味的世态，其中言道：“大孝备矣，休德昭清。高张四县，乐充宫廷。芬树羽林，云景杳冥。金支秀华，庶旄翠旌。”
《郊祀歌》为祭祀祖先的音乐，《汉志》载：“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与上文所载“武帝时，诏司马相如等造《郊祀歌》诗十九章，五郊互奏之”大意相同。这十九章分别是：《练时日》、《帝临》、《青阳》、《朱明》、《西颢》、《元冥》、《惟泰》、《天地》、《日出入》、《天马》、《天门》、《景星》、《齐房》、《后皇》、《华烨烨》、《五神》、《朝陇首》、《象载瑜》和《赤蛟》。司马相如《郊祀歌·练时日》说道：“练时日，侯有望，爇膋萧，延四方。九重开，灵之游，垂惠恩，鸿祜休。灵之车，结玄云，驾飞龙，羽旄纷。灵之下，若风马，左苍龙，右白虎……”字句韵脚齐整，“左苍龙，右白虎”成为风水宝地用语，足见司马相如的卓绝才华。
3.军乐
春秋战国时期和秦汉初年的连年征战，使得军乐有了极大发展，到了汉代，军乐已经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乐舞形式，成为单独的一种音乐体裁。军乐以鼓吹乐为主要形式。所谓鼓吹乐，是一种以打击乐器鼓和吹奏乐器，包括排箫、横笛、笳、角等伴奏的歌舞乐。沈约《宋书·乐志》载：“《鼓吹》盖《短箫铙歌》，以扬德建武，劝士讽敌也。《周官》曰：师有功则《恺乐》。《左传》曰：晋文公胜楚，振旅凯而入。司马法曰：得意则《恺乐》、《恺歌》。雍门周说孟尝君，鼓吹于不测之渊。说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籁之属。非箫鼓合奏，别为一乐之名也。然则《短箫铙歌》，此时未名《鼓吹》矣……而汉世有《黄门》鼓劲吹。汉享宴食举乐十三曲，与魏世鼓吹长箫同。”说明鼓吹乐起于汉之前，到了汉代有《短箫铙歌》、《黄门鼓吹》等形式。乐府诗中，铙歌中的一部分就是属于军队的鼓吹乐。《乐府诗集·卷十六》也载：“鼓吹曲，一曰短箫铙歌。”
鼓吹乐按使用乐器不同可分为鼓吹和横吹两种形式。《乐府诗集·卷二十一》载：“《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其后分为二部，有箫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汉武帝时，南越七郡，皆给鼓吹是也。”可见，使用箫和笳乐器为鼓吹，是用于行军或者军队集会之时的。《乐府诗集·卷二十一》又载：“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即言使用角鼓两种乐器为横吹，用于骑行中。
鼓吹乐中除了描写战争和战争思想的，还有描写爱情的，大多言词有力，情感昂扬。例如，《上邪》是一首描写坚贞爱情的歌，其中说道：“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将爱情提高到与天地同生死的层面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军乐大多来源于民歌。有的是流行于民间的民歌，被军人听见以后在军队流传，最后成为正式的军乐。军队上某个人随心创作的，最后流传开来成为正式的军乐，这种情况必然也是不少的。军乐的特点是能够贴近军人的心理特点，比如思乡、想念配偶、倾诉从军的辛苦等。
4.其他音乐
乐舞曲是汉代的一种重要音乐。汉人的乐舞在现今所发掘的汉代壁画上有所反映。文献记载中的重要乐舞形式有《巴渝舞》、《鞞舞》、《公莫舞》、《铎舞》和《盘舞》。
除了乐舞，汉代还出现了一些乐曲，如《广陵散》、《胡笳十八拍》等。这些乐曲艺术水平很高，虽然被后人所改动或有误传，但历尽千百载，一些乐曲仍一直传播到了现在。
二、秦汉时期的音律及乐器
汉代京房这个人推出了六十律。《后汉书·律历志》载：“元帝时，郎中京房，房子君明，知五声之音，六律之数。上使太子傅韦玄成字少翁，谏议大夫章杂，试问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这段话说明京房的六十律是使用三分损益法在音程之间继续分音，直至成为六十律，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不适用的。王光祈在《中国音乐史》律之进化一节中说道：“但一个‘音级’之中分‘律’过多，其势颇难知于应用。故京房死后百年左右，即已无人通晓六十律，甚至于京房所作之‘准’亦已无人知其用法。”这样，京房六十律在历史上很快就只知其名，不知其详了。
京房六十律之所以很快被淡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按照传统的以管定律的方法，很难在一个音级中分出几十个音。京房本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于是提出了以弦定律的方法。他首先以黄钟的某个律为基础，在弦上定出相应高度的音，然后在弦上定出其他黄钟音的位置，余者按规律在弦上进行推算，以至将律细分至六十律。这种方法所定出的音较以管定律更为准确，但遗憾的是在京房死后就少人采用了，以至于仅流于记载了。
汉代出现了所谓的“清商三调”。《旧唐书·音乐志》载：“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也。汉世谓之《三调》。又有楚调、侧调。楚调者，汉房中乐也。高帝乐楚声，故房中乐皆楚声也。侧调者，生於楚调，与前三调总谓之相和调。”张世彬在《中国音乐史论述稿》的“清商三调的名义及演唱方式”一节中认为楚调和侧调实非一种调式，他认为：“楚调是根据地方唱腔命名的，和调式无关。至于侧调，则旧唐书以至乐府诗集都没有说明。现在初步推测它是由于弦乐器上定弦法的不同而命名的。因为它生楚调，而楚调所用的弦乐器包括了琴和筝。而琴和筝一般是根据五音音阶定弦的，其中最正规及最常用的当然是宫、商、角、徵、羽五正音构成的五音音阶。但用变声定弦，亦未尝不可。这样，当定弦用到变音时，就叫做“侧调”。《魏书·乐志》说道：其瑟调以角为主，清调以商为主，平调以宫为主。是为“清商三调”。
《乐府诗集》载：“《古今乐录》曰：‘（平调）其器有笙、笛、筑、瑟、琴、筝、琵琶七种，歌弦六部。’”又载：“（清调）其器有笙、笛，（下声弄、高弄、游弄），篪、节、琴、瑟、筝、琵琶八种。歌弦四弦。”分别道明了平调和清调所使用的乐器。关于清调，《乐府诗集》载：“（瑟调）其器有笙、笛、节、琴、瑟、筝、琵琶七种，歌弦六部。”
汉代的主要乐器有排箫、笛、笳、角、箜篌、琵琶、琴、鼓和瑟等。排箫是鼓吹乐中的常用乐器。笛分为横笛与竖笛。在汉代，竖笛也被称为羌笛，是西方一带少数民族的乐器。
考古学中所发掘的乐器包括筑、律管、铜鼓、錞于、编钟和编磬。筑是一种击弦乐器，包括1973年于湖南省马王堆3号汉墓筑和1993年于湖南省长沙市河西望城坡古坟垸西汉早期长沙王室墓中所发掘的筑。所发掘的律管则有新莽始建国元年无射律管和长沙马王堆1号墓竽律。所发掘的铜鼓包括云南晋宁石寨山15号墓7号铜鼓，广西西林普驮铜鼓，广西岑溪五铢钱纹铜鼓，以及广西藤县冷水冲100号铜鼓。从发掘地来看，铜鼓流行使用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所发掘的錞于包括湖北建始二台子双虑纽錞于，湖北五峰兽纽小錞于，以及山东章丘洛庄錞于。錞于主要为巴人所使用。所发掘的编钟包括秦陵乐府钟、山东章丘洛庄编钟、藏云纹钟、汉元帝渭陵钟和西安范南村92号墓汉墓陶钟。汉代的编钟与先秦时的编钟已经有了很大区别，但以双音技术为核心的这样一些关键技术尚有体现。所发掘的编磬是山东章丘洛庄编磬，此编磬数量很多，共有107件，计六套。
三、秦汉时期的音乐传播思想
1.儒家音乐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西汉时期，统治者总结秦朝失国的教训，认为依靠法治只能得国，不能治国，在江山已经到手的情况下，应该抛弃法家等的思想，而使用儒家的仁政爱民思想，才能使江山永固。这样，西汉统治者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和光大。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儒家的音乐思想也是占有统治地位的。由于汉家雅乐失传，尽管思想上是以维护雅乐的儒家思想为主导，但音乐的实际内容却是以民乐为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