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夏代文化遗址二里头址的发掘物来看，夏代已经有了较发达的农业。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物有石制铲子、镰、锛等物品，这说明当时已经存在有发达的农业。据很多专家推测，夏代的土地是公有的，劳动者在不属于自己土地上劳动，最后的收获大部分要交给统治者消耗，自己仅留下一小部分维持生计。二里头遗址除了发现大量农具之外，还发现了大型宫殿。在宫殿之中发现了许许多多的铜器，还包括十分巨大的石磬、酒器以及兵器。
夏代已经有了专门的历法。一年分为春秋两季和十二个月。
2.夏代的活动地域
史料记载夏代的活动范围大致在现今河南的洛阳、登封、禹县和山西南部。尽管夏代的农业已经比较发达，人们过着定居的生活，然而由于古代统治者的统治力量薄弱，并且夏朝的领域中还存在着其他几个部落，周边的部落也较多，各个部落之间经常征战，征战的结果是战败部落不得不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以便继续生存。尽管夏朝是当时的强大部落，却也经历过衰落时期。
禹子启接替王位，打破了业已存在的禅让制。这种打破传统的做法遭到了统治集团内部和外部反对。在统治集团内部，伯益首先站出来反对启接替王位，被启所杀。之后，位于今陕西境内的部落首领有扈氏起兵反对启，也被启所灭。启在位之时，还多次对外发动战争。启的穷兵黩武严重影响了夏朝的国力，当启的下一代太康接替王位之后，夏朝的衰弱开始表现出来。据《楚辞·离骚》记载：“……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表明太康纵娱纵乐，致使朝政败坏。适逢此时，东方的羿部落逐渐强大，最终灭掉了夏国，这就是所谓的“太康失国”。后羿灭夏之后，将自己的部落由其所在地迁至夏都，即今河南洛阳，与夏部落呈杂居之势。夏部落的多数人仍然居住在原地，而有一部分人则向四处迁徙。比如，夏之臣靡便投奔到位于今山东德州境内的有鬲氏部落中居住。
后羿因功自傲，并自负善射，因而不理政事，树敌颇多，最后被其相寒浊所杀。寒浊掌握政权之后，继续推行征讨政策，灭掉了斟寻氏部落。寒浊部落长期征战致使其国力变弱，后被靡率领有鬲氏之兵所灭，靡立太康之子少康为王。靡之举使得一部分有鬲氏之民随之从山东迁徙至河南。自少康之后，夏朝国力渐强。季杼接替少康为王，灭掉了寒浊的后代，令后羿部落至此消亡。
夏朝至桀为帝时最终为商汤所灭。《史记·本纪卷二·夏》有载：“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商汤部落位于夏朝统治区域之东。《史记·本纪卷三·殷》有载：“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成汤是在伊尹的帮助下灭掉夏桀的。据传伊尹为夏之臣，《史记·本纪卷三·殷》有载：“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滕臣。”又载：“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足见汤之灭夏是有所准备的。
成汤灭夏之后，夏之一部分辖民在恐慌之中四处迁移，寻找新的生活领地。虞、夏部落向西、北方迁徙，一部分夏民与当地的胡、狄、鬼方等部落杂居，后而成为匈奴的先祖。《史记·列传第五十·匈奴》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至汉代，匈奴逐渐强大，致另一部夏遗民后代不得不向西方流落，成为后世之大夏国。一部分北迁的夏民经过后世逐次迁徙，至于今黑龙江、内外兴安岭和辽东半岛境内。
3.夏代的音乐及传播
夏代的活动仍然处于中原中心地带，其所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之间。由于现代年代确定技术的误差，以及夏商断代的不确定性，完全有把握确信属于夏代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乐器为数不多。在今河南及山西一带考古所发掘的陶埙、骨哨、摇铃和鼓等乐器，都有属于夏代的可能性。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代文化。
考古学并没有能证明夏的音乐文化相对于三皇五帝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各种史料中都对夏代的音乐盛况有所描绘，若是这些史料真实，夏代的音乐只可能是在丝弦乐器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
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是最早的文化遗址。二里头遗址是一处都邑遗址，在其中发现了大量乐器，包括陶埙、木鼓和石磬等。大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处在夏人的活动范围之内，与夏代的时代相同，是属于夏代的文化，但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只有二里头文化的一、二期是属于夏代的，其余则属于商代文化，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和夏代没有关系，是商代的文化。无论二里头文化是否属于夏代文化，二里头乐器的发掘状况表明在二里头时代之前还不存在系统的属于统治阶级的音乐，音乐还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
无论是音乐的劳动起源说、模仿起源说以及任意的音乐起源说，都承认一个事实，即音乐是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之中产生的。事实是，人类的分工越不发达，人类与音乐的关系就越密切。在国家尚未形成的上古时代，人类的社会活动比较简单，与人交往的形式也比较简单，除了用语言交流，便只剩下了音乐。由于利用音乐可以表达多种意思，并且利用音乐来表达的意思往往是单纯使用语言所不能达到的，利用音乐来表达又绝不是一件可以十分容易达到的事件，所以古人类不断使用音乐，发展音乐，可以说他们沉浸在使用音乐的喜悦之中。
古人类与音乐的关系应该比现代人与音乐的关系密切。通过文献记载之事就可以发现，无论是播种、丰收，男女间的谈情说爱，饮食宴请，或者节庆时节的娱乐礼仪，古人类都善于使用音乐。如《诗经》凡三百零五篇，无一不是合乐的。在《易经》中，也记载了大量的音乐活动。尽管对于国家没有产生之前的时代不存在文献记述，但其音乐之盛也是可以想象的。其实这一事实可以通过对比现代比较落后的民族与文明程度比较高一些的民族的音乐活动得到答案。
在包括夏朝的夏代之前时期，考古学发现的乐器包括骨笛、骨哨、陶埙、各种摇响器、陶铃、陶钟、鼓、石磬和号角等，编钟和编铙等大型乐器的年代则属于商代及其以后时期。这说明在夏朝及其以前时期，政治音乐尚未完善。尽管政治音乐不发达，但夏代的政治音乐已然产生。《史记·本纪第二·夏》记载：“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维时维几’。”这是政治音乐的开端。《史记·本纪第一·五帝》又载：“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可见，其时已经发现了音乐的号召和教化作用。音乐的号召和教化作用，只有在音乐时时刻刻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才能起到期望的作用。对于一个不存在音乐，不懂音乐，或者说对音乐并不看重的民族，使用音乐对之进行宣传是不可能的，更决不至于“凤皇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由此可见，在夏代，民间音乐是十分发达的，由于人类对于音乐的喜爱，统治者开始意识到可以利用音乐来宣传自己的思想，这样他们的思想更容易被其辖民所接受。
政治音乐产生之初的形式尚离劳动人民很近。其形式、内容和思想感情应当与民间音乐接近，因为政治音乐一定是来源于民间的。人类社会是由氏族部落逐渐向国家集权过渡的。在氏族部落和剥削尚不严重的早期国家，部落领导和国家君王的生活方式往往与大众差不了多少，他们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和共同娱乐，这个时候的领导不存在任何神秘性可言。只有当剥削比较严重之后，社会分工出现，统治者从日常劳动中解脱出来，过上了养尊处优的高贵生活，为了继续维持自己的地位，统治者于是把自己的地位说成是神赋的。与神相联系的人应该是与一般人不一样的，因此统治者便利用音乐来美化自己，为自己制造一种神圣不容侵犯的氛围，这才使得政治音乐专门独立出来，发展成为祭祀音乐、礼乐等形式。祭祀音乐和礼乐都需要大声相托，这种声音是民间难以用简单的方式达到的，所以将编钟、编铙和黄钟大吕等当成政治音乐的典型乐器。这样的乐器并没有在商代之前的历史时期被发现，可见当时的政治音乐尚处于幼年时期。在政治音乐的幼年时期，其形式和内容尚没有细致分化，不存在用以严尊卑的礼乐。《史记·本纪第一·五帝》中记载：“（尧子丹朱）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说明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存在礼乐，但这与周时产生的礼乐不同。作为最古老的政治音乐《韶》，被孔丘评价为：“尽美矣，又尽善也”，并且“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足见此时之音乐与后世之政治音乐确有大不同。《韶》乐是歌颂五帝时期的禅让制的，而后世的政治音乐多与统治的攻伐和明尊卑的礼相关，其内容多激情，少中和，多严肃，少优雅，尽管孔子主张恢复礼乐，但他的礼乐应当是改进的礼乐，《韶》符合他的中庸的美学思想，因此得到了他的极力赞扬。
统治者对于音乐的利用加大了音乐的传播范围。在政治音乐没有产生之前，音乐的传播多是无意识的，某种音乐一旦产生，只有当其演唱者在演唱的时候被他人所听到，并引起了他人的兴趣而有意效仿才得以传播。当时的人类活动范围十分有限，并且不同部落间一般是不相杂居和经常往来的，因此音乐的传播范围多是限制在本部落的范围之内。当统治者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政治音乐之后，除了要向属于其统治区域的人宣传之外，还要向其统治区域之外的人宣传，以扩大其影响。
统治音乐的产生意味着音乐传播领域增加了一个传播媒介。非统治音乐在上古社会的传播往往是通过耳口相传的形式直接从音乐源传播到受众，而统治者为了扩大其宣传力度，往往派专人司职音乐的传播，这时，音乐传播由无意识传播变成了有意识的传播。专司音乐传播的人往往通过制作、采集等形式获取一定形式的音乐，然后以某种有目的、有计划的方式集中向受众演示。
完全属于大众的音乐形式未记载于诸文献，而是以传承的方式代代相传，直至后世已然荒远不可考证。政治音乐从一开始就成为音乐史料的中心，尽管政治音乐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音乐面貌，但毕竟不能代表所有音乐。政治音乐对民众音乐起着一种导向性的影响作用，但是它的影响范围绝不会是全方位的。在上古时代，限于通信和交通方式的落后，统治者的统治力量是相当有限的。统治者的影响力只有当统治者在现场的时候才是绝对性的，一旦统治者离开现场，统治者及其音乐形式可能很快就会被淡忘。因此，在上古时代，无论怎样的政治音乐都不能成为那个时代音乐的代表，大众音乐仍然是最主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