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尔玛小区的一家人
根据中科院院士陈运泰的计算，“5·12”大地震发生瞬间的巨大能量相当于一千二百五十颗广岛原子弹，破坏力是唐山大地震的三倍。
中国国土资源遥感中心的王治华研究员，对照震前与震后的遥感图，发现北川与安县交界的涪江上游分水岭，有一座面积像颐和园那么大的山头（二点七九平方千米），体积九亿多立方米，山头最高处六百六十米（万寿山只有六十米）从二千二百米高处飞起来，砸向另一座山，使分水岭西边山头下降了六百八十米，东边的山头抬升了五百八十米。
这是“5·12”大地震后，科学家对北川、安县一带的地质灾害状态所作的宏观描述之一。
2008年7月24日，笔者曾陪同陈运泰、陈祖煜、马瑾、黄润秋等二十五名院士和专家进入早已封城的北川老县城进行科学考察。
北川老县城的微观状态，处处受到科学家们的关注。
白发皤然的陈运泰院士注意到北川茶厂的两栋老式楼房，相距五十米，一栋摇坏了而外形基本完整，另一栋则完全塌陷。为什么它们的“命运”如此不同？院士们举起相机不停地拍照。
2013年初冬的一天，在北川县文联副主席蝉西陪同下，笔者登上了永昌镇尔玛小区一栋新楼的六楼，跟兰甲正摆龙门阵。
一开始，我们就谈到北川茶厂——引起众多院士、专家注目的那一片废墟。
坐在轮椅上的兰甲正说：嗨！我就是从茶厂那座塌陷的楼中被人救出来的。
“5·12”那天，午饭后，兰辉的妈妈和嫂子去买菜，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痛风病，腿脚不方便，年近八旬的兰甲正坐在客厅闭目养神。
随着闷雷一样的轰鸣声响起，大地开始剧烈摇晃，四周瓦碎墙倒，断裂声、呼救声响成一片。一根横梁落在兰甲正面前，旁边的寝室塌陷了，他动弹不得。瞬息之间，铺天盖地的浓烟尘土一下子把他埋了。
大震第一波过去，茶厂的幸存者惊魂未定，跌跌撞撞，挤成一团。有个叫杨志兵的小伙子在问：兰叔他们一家人咋个样啊？见无人回答，便一头钻进了已垮塌了一大半的危楼。
大地还在摇晃。这危楼，分分秒秒都可能彻底坍塌。客厅倾斜着，不停掉着灰土，所幸没有垮掉，小伙子从厚厚的尘土中扒出了躺在地上，被呛得昏迷不醒的兰甲正。
兰甲正还活着，真是生命的奇迹！
假如兰甲正双腿利索，就会外出散步；即使在家，地震时他也一定会迅速往外跑。后果很难预料。
救出兰叔的小伙子杨志兵，上有两个哥哥。他们三兄弟从沙坝出来，在县城打工。杨志兵一度在清真寺做临时工，日子过得很苦。王培玉看他们一家人分食又冷又硬的馍馍，没有菜，只有白开水，当即招呼他们来家中吃饭。兰家的餐桌上虽只有粗茶淡饭，却热气腾腾；兰家虽不富裕，却热情真诚，这让杨志兵一家很受感动。
此后，兰辉的妈妈经常关照杨氏兄弟。
危难之时，兰甲正被杨志兵冒险从危房中背出来，跟杨志兵的两个哥哥会合到一处。全县城的受灾群众，均按县长经大忠的指挥，先将伤员送到任家坪。
杨氏兄弟背着兰甲正，踏上通往任家坪的路。一路上巨石挡道，飞石突袭，血尸横陈，烂车成串，真是惨不忍睹！
恐怖的“5·12”之夜，兰甲正和众多伤残人员挤在一起。大地还在不断地摇晃，哭声叫声和滚石声响了一整夜，兰甲正听说靠王家岩那边半座县城都遭埋了，预感到老妻和大儿媳凶多吉少，不由得心如刀绞。
第二天早上，来北川救援的车子还不多，他们挤不上去。
身材高大的兰甲正双腿肿痛，动弹不得。
杨氏三兄弟轮流背着兰甲正，跟着受灾群众的队伍走了七十千米，终于到了安置点——绵阳市九洲体育馆。
那是怎样的七十千米啊！一路上破屋、死人、伤员，一路上哭号、血泪、满目凄凉……“5·12”地震三个月后，兰甲正才有机会向兰辉细细诉说杨氏兄弟如何救他，如何把他背到任家坪，背到绵阳九洲体育馆的经过。
兰辉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在心里深深感谢老父亲的救命恩人。
经历过大地震的人，最懂得生命的价值。
大地震后，一位到老县城寻找亲人的农民，在已成为废墟的农业银行门口拾到一只口袋，袋中装了十四万元人民币，立即交给了县救灾指挥部，没有留下姓名。
在老街上，风吹起一张张纸币，没人去拾。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寻人和救人上去了。
生与死，只在瞬息之间，咫尺之间。金子银子，房子车子，人们所追求的一切物质财富，在价值的天平上怎能与生命相提并论？
震后，新北川建成。分配地震安置房，干部和百姓一起摇号。摇号结果出来了，兰辉的房子在六楼，面积一百二十平方米，兰甲正的房子在三楼，面积九十平方米。
杨氏兄弟的家在沙坝乡下，没能在县城分配到安置房。
兰辉按父亲的意愿，让杨志兵一家四口与他生活一起，住兰辉的一百二十平方米大套房，兰辉一家住兰甲正分配的小套房。
笔者问，兰辉是副县长，应该可以选个“金三（楼）银四（楼）”，怎么到六楼来了？蝉西说，在北川，都是根据摇号结果来分配。定下了规矩，干部首先要带头遵守。
杨志兵的妻子范志蓉，热情大方，红扑扑的脸上带着笑，为我们沏茶续水。他们的孩子，一个在读初中，一个在读高中。
摆谈中，上初中的娃娃回来了，很有礼貌地跟我们打了招呼，便钻进小屋复习功课去了。
兰甲正说：小杨和小范对我好，就像自己儿女一样。我的命都是他们捡回来的。
我去医院看病，全靠小杨背上背下，小范还带上个凳子，让我在路上能歇口气。
兰甲正说：为了将就我，小杨小范把习惯都改了，只割牛肉吃从不割猪肉，包括娃娃也把习惯改了，不吃猪肉，都成回族了。
在永昌镇尔玛小区，兰甲正和小杨一家让人感到很温馨。
4．负重，还必须忍辱
人类的灾难史上，没有哪一座城，在短短一百三十天内连续遭受三次不同的大灾。“5·12”大震之后，6月，唐家山堰塞湖引流排洪，滚滚洪水将废墟之城变成水乡泽国。水退之后，二楼阳台上挂着的老腊肉也涂上了一层泥。被洪水浸渍过的窗帘，留下一条条黄黄的水渍，为洪水的深度做了最直观的记录。
那时，街道与房屋的布局尚可辨认。县委大楼虽然坍塌，大院的门坊尚存。街道虽阒无人迹，但行道树依然枝繁叶茂。经过第三次灾害——“9·24”暴雨洪灾之后，县委大院的门坊被厚达数米的泥沙掩埋，只冒出歪斜的门额，所有震后余生的行道树，全被“活埋”！
灾后重建工作之艰难曲折，超乎想象；县政府办主任兰辉担子之重，超乎想象。
回头说9月23日那一天，电闪雷鸣，暴雨如注。兰辉仿佛对灾害有着特别的敏感，刚躺下准备休息又翻身起来，对驾驶员说：快起来，到办公室去！
袁武权副主任也翻身起来说：我跟你一起去。
兰辉说：这一场大雨，下了十多个小时。不对头啊，要出事了！
到了办公室，兰辉马上安排值班员给各乡镇打电话，询问雨情，要求迅速收集并及时上报灾情，展开防汛救灾工作。
接着，他又打电话到气象局询问雨情，并把全县的重点雨情分别向县委县政府领导报告。然后打电话给水务局，把县委县政府领导的指示传达给他们，请他们做好防汛救灾的各项准备工作。
零点过后，锯齿形的闪电把天空锯开了个大口子，大雨哗哗地倾泻下来，早就摇垮震松的山体状如桃酥，顷刻之间，魏家沟、席家沟、花石板沟两岸边坡纷纷坍塌，上亿吨泥石被山洪收编成猛虎之师，直扑北川老县城。
北川再现世界末日的景象，灾难再次袭击各乡镇。
兰辉一边接电话，一边记录：
擂鼓镇，二十五个村严重受灾。全境五千九百一十一户共一万七千六百九十人全部受灾，死亡六人，失踪十人。
其中，柳林村近五百间板房被泥沙掩埋，深度达到一点五米……等全县受灾的情况初步弄清，已是9月24日早晨八点。
兰辉向领导报告初步掌握的灾情后，来不及吃早饭，就随同县委县政府领导奔赴受灾最重的擂鼓镇麻柳湾开展救灾工作，直到25日凌晨一点，整整四十八小时没有合一下眼，没有吃一口热饭。
兰辉的老部下母新月和席俊，两位亭亭玉立的北川姑娘，曾是县政府接待办的工作人员，现在均已走上基层领导岗位。当她们对笔者说起兰辉的苦和累时，都说：最累的是累心，接待工作太累心了。不但要负重，还必须忍辱！
从2006年县接待办成立起，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兰辉就兼任主任。他对母新月、席俊等几个年轻人极严格，要求她们不但要学公关礼仪，还要学英语；不但要会唱羌歌，还要熟知北川的历史。他说：接待办是对外的第一窗口，你们是北川的形象代表。
“5·12”大震之后，上级首长来了，援建单位来了，施工队伍来了，新闻记者来了……接待工作量猛增数倍，极其繁忙、琐碎，还不敢有丝毫懈怠。
县级领导人手不够，时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兰辉经常要陪同参观讲解。特别是介绍灾情，有时一天要说上十几次，反反复复，嘴皮子说破泪说干。说最难过的事，揭最痛苦的疤，等于是不打麻醉药做手术，即便最坚韧的神经也要绷断。
母新月说，天天讲灾情，简直要把人整疯了。一旦有重要的接待任务，兰辉更是操碎了心。从线路、时间、餐饮食宿，包括在哪里“方便”，每个细节都考虑得非常仔细。太难为他了！
连兰甲正都听到有人议论：兰辉那个办公室的工作，难做得很啊！陪上陪下，陪进陪出，三不管的事全要兜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兰辉的好友对笔者说：大灾之后，中央的、部省的、本市的首长来得多了。绝大多数首长体恤基层干部，宽厚待人，亲切友好。但也有个别官员，官职不大脾气大，主意不多毛病多。遇上空调声音太响，抽水马桶漏水，清洁做得不到位，影响了休息，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
兰辉总是替下级受过，耐心解释、道歉，笑脸迎送。
人的忍耐力总有极限。有一天，兰辉独自走向了河坝，凌晨三点都没回来，好友一直找到河坝上。
河风凛冽，漆黑的夜幕下，兰辉在发呆。好友悄然无声地走过去，想劝慰他。没料到兰辉说：我想通了，只要不影响援建这个大局，我个人没有什么。
这位好友对笔者说：兰辉，真如古人所说“大勇若怯”
啊！
5．心灵的崩溃
“9·24”之后不到十天，另一场“山体崩溃”震惊北川，也震惊了中国。
董玉飞自杀了！兰辉接到电话时仿佛被高压电击中一般，浑身一阵颤抖。
体壮如山的董玉飞，这个仪表堂堂、刚满四十的羌族汉子，在大地震突然发生时，不顾自身伤痛，带领农业局职工从废墟中救出、转移受灾人员一百二十余名。震后七十二小时最佳救援时间里，他一直拼搏在救人的第一线。
他是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农业部联合授予的“农业系统抗震救灾英雄”。一位大家眼中坚强、乐观，顶天立地的英雄，怎么会用一根鸡肠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的遗书上有这样几句话：我每天都感到工作、生活压力实在太大。我的确支撑不下去了，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笔者获知董玉飞自杀的消息后，总觉得这个名字有点耳熟。一翻老照片，才想起，他不就是那个禹里乡的党委书记，眼睛大大的、鼓鼓的，我们背地曾叫他“纵目人”的美男子吗？心中一紧，不由得感叹：可惜，太可惜了！多好的人啊！
耳边又响起那首《咂酒歌》：清亮亮的咂酒哎，依呀勒松勒。哦，依呀勒松勒哟……北川，你的羌山、羌寨，怎能承受失去董玉飞的痛苦？
地震之后，董玉飞身兼五职：农村工作办主任、农房重建办主任、救灾办主任、新农村建设办主任并协助群众安置办工作。
灾后重建中，永久性农房建设是头等大事。上级要求很高，全市要在春节前完成受灾群众农房建设工作这项硬任务。
农口的干部，要面对十余万受灾群众。他们要咨询，要发泄，有诉求，甚至大发脾气，作为干部都得承受，得保持足够的耐心解释、说服、劝导。干部们要忘却自己的悲痛，苦口婆心给受灾群众做工作。
办公地点从任家坪搬到擂鼓镇，再搬到安昌镇。夫妻两地分居，工作、食宿条件极差。工资待遇本来就低，搬来搬去造成子女上学、照顾父母的花销大增。而作为干部，又必须保持高昂斗志投入灾后重建。仿佛全世界都忘了一点，北川的干部也是受灾群众，积压在内心的悲痛，就像震后默默堆积在山上的泥石，如不能及时疏导，总有一天会大崩溃。
让董玉飞耿耿难眠的，是大地震中失去了心爱的儿子。
董玉飞曾到学校去找十二岁的儿子壮壮。他找遍各个角落，声嘶力竭地呼喊。
5月14日，壮壮的遗体从废墟中挖出来了，董玉飞失声痛哭。
据同学说，大震时，壮壮已经跑出来了，又转身回去救同学，结果教室垮下来了……董玉飞无法从痛苦的深渊中挣扎出来。就像其他失去亲人的北川干部一样，拼命用工作来麻痹自己。四个多月来，重建工作艰难起步，已初见成效，但“9·24”洪灾，使董玉飞主抓的农房建设工作遭到毁灭性打击。
自然界的山体崩溃，引爆了心中的“山体崩溃”。董玉飞采取了永远结束悲痛的极端方式。
震后兰辉患重感冒打吊针之时，董玉飞也在医院打吊针，彼此曾相互鼓励，一定要挺住。挺，是唯一的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