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十三年（593年）6月13日，文帝以诸生太多、研究学问不精为由，诏令废除中央及地方学校，仅保留国子监72名学生，其余的太学、四门学及州县学校统统罢除。
当时，本来国子监的博士品级就很低，最高长官才五品，相当于大州副职，而一般的助教则是勉强挤进国家官吏之列，实在是没什么地位。官品低不仅是地位低，还直接关系到经济待遇。根据隋朝官俸规定，正五品二百石，日子过得差强人意。从七品七十石，从八品五十石，持家维艰。而助教和书、算二学博士最为可怜，据“食封及官不判事者，并九品，皆不给禄”的规定，虽有官品，却无薪俸。唐朝书、算博士虽为从九品下，但有俸禄，与隋迥然不同。
更可悲凉的是学官无权无势，衣食所在的乡村本家，不能享受官人的经济特权，常被胥吏上门课税，窘态毕露，投诉无门。这种情况还不限于学官，大凡文职儒士，概莫能外。刘炫在炀帝时擢升太学博士，“岁余，以品卑去任”。文帝时代。他任职秘书、内史和门下三省，却“为县司责其赋役”圆。虞世基在陈朝灭亡后，被迁入京，“为通直郎，直内史省。贫无产业，每佣书养亲”。王孝籍入秘书省参修国史，“在省多年，而不免输税”，不得已向吏部尚书牛弘投诉，牛弘虽然同情，却无可奈何。贫寒所迫，便顾不上廉耻了。名儒刘炫伪造古代逸书百余卷，送官请赏，为人告发，竟至死罪，后来虽免死除名，却已是斯文扫地了。国贱待学人，则谁肯皓首穷经以求贫贱？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文帝不自反思，却怪罪于学校空设，错上加错。
隋朝学官社会地位低，文人经济待遇差，根本原因还在于统治者内心深处看不起文人。刘焯在当时被誉为“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文帝令他服侍蜀王秀，他不愿意，迁延不肯就任。蜀王大怒，派人将他枷锁擒来，罚执兵役。刘炫也曾因为不肯奉诏服侍蜀王而被铐送至蜀，被迫执杖充当门卫，饱经羞辱。动不动就捆绑枷铐文人，还故意逼迫他们从事非其所长的军役，在隋朝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卢太翼被强征为太子勇从官，太子遭黜，他竟坐死罪，文帝“惜其才而不害，配为宫奴”；孙万寿被征为王府文学宫，只因衣冠不整，就被配防江南。温文尔雅的一介书生，在那瘴气弥漫、禽兽出没的戍地，悲愤地控诉道：如何载笔士，翻作负戈人？飘飘如木偶，弃置同刍狗。
文帝的这一举措使大隋文化顿时土崩瓦解。隋文帝实施这样的政策和他不悦诗书有着非常大的联系。
《隋书·高祖纪》结语称杨坚“又不悦诗书，废除学校”。诗书是指惴辣经典《诗》、《悟》、《易》、《礼》、《乐》（早已亡佚）、《春秋》，存当时也包括史书类典籍在内，泛指文史类典籍而言。杨坚不悦诗书，对古代流传下来的儒家经典和史部书籍很不感兴趣，而这些典籍自两汉以来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治国安民的理论与经验所在，奉为治国安民的法宝。
杨坚的“不悦诗书”，造成了他的“素无学术”。杨坚个人素质中的种种缺欠，当然各有其形成的环境与条件，几乎又都不同程度同他的不悦诗书、素无学术有着重要的关系。作为开国皇帝，称帝前在个人修养的上种种缺欠，是可以通过学习治国安民理论来加以弥补，并收到可观的成效，杨坚却没有这样做。
隋文帝杨坚于即位之初，颇为重视振兴学校。为实现国家对各级学校的有效管理，他创设国子寺，令其从太常中分离出来，使其成为国家教育部门的最高行政机构，于传统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之外又创立了书学、算学和律学，形成了所谓“六学”系统，并出现了“京邑达乎国方，皆启学校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的盛况。
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隋文帝在他去世的前三年，即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六月乙丑日，却下达一道诏书：
儒学主道，训救生人，识父子君臣之史。知尊卑长幼主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赞理时务，弘盖风范，朕抚临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学徒，崇建庠序，开进仕之路，伫贤隽之人。而国学胄子，垂将千秋，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景，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
诏书颁发后，隋文帝下令“国子学惟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校并废”。事实上，全国的各级学校一律被废除，国家级学校的六学中，只有国子学中保留70名学生而已。
隋文帝的诏书虽然承认儒学和学校对于兴德救、移风易俗、为同家培养和选拔人才的重要作用，但竟以各级学校在校学生“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来自德为代范，才任国用”为理由，下令废除各级学校。纵使当时各级学校的学生不合乎规格，其原因并不在设置学校过多，而是办学不利，应从办学措施上加以总结和改进。所谓的“今宜从简”，实际上等于废除各级学校。
就在隋文帝下诏废除学校的同一天，隋文帝还下达了另一道命令：派遣专使向各州颁布舍利。和佛教的蒸蒸日上相比，儒学教育江河日下，惨不忍睹。
隋朝致力于发展教育，主要是平陈以后的事，哪怕往前追溯到开皇三年（583年）的劝学诏令，也不过十余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造就一代人材，短短的十来年，充其量不过开了个头，而仅此就对学校横加指责，实在无理。而且，中国古代的学校本为教育的场所，若刻意以实用知识衡量之，则迹近吹毛求疵。同时，人才积累过程，正是改变隋朝“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的唯一途径。文帝无视教育与人才培养的规律，强行解散学校，无疑是专制主义的恶政。唐朝魏征等人对此分析批评道：“及高祖暮年，精华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硪非笃好”。至为公允。
然而，无论是什么原因，从开皇中期开始，对思想文化的钳制确实是大大加强了。
其实，自平陈以后，文帝就大大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统制。开皇十三年（593年）上半年，文帝连发两道诏令，一是规定“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二是“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翌年，再禁民间俗乐。开皇十八年（598年），加重对巫蛊的惩处，规定：“畜猫鬼、蛊毒、厌魅、野道之家，投于四裔”。这些禁令其实就两类，一是禁止非法宗教活动；二是禁止非官方的文化活动。这两条看似平行之线延伸至开皇末年而交汇，其结果就是废学与颁舍利于天下。换言之，宗教崇拜是为了现世的领袖崇拜，而非理性的迷信必然辅以愚民政策，迷信与愚民双重变奏，都是为了加强专制集权的。这几乎可以成为中国专制政治的一条规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