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人最先闻到了战争的气息，但他们没有恐慌感，只是积极地做着备战工作。女王伊丽莎白更是抖擞精神，打算依靠本国先进强大的海军力量击败对方。女王还曾在检阅军队时发表了一段演说，使伦敦乃至全国的爱国激情高涨，她慷慨陈词道：“我知道我惟有一个女子孱弱娇小的身躯，但我有英国君王的勇气和肝胆。西班牙或欧洲任何一个君王胆敢入侵我的疆域，我均鄙夷视之……我毋宁亲自拿起武器。我将统帅你们亲临疆场，判定和犒赏你们在战场上的英勇业绩。”爱国主义精神如此完美地在女王身上得到了体现，这激励了每一个英国人，并使他们坚信，只要有决心、爱国主义和个人进取的激情，就可以战胜貌似强大的西班牙帝国。
莎士比亚正是在剑拔弩张之时来到伦敦。伦敦作为全国的首都，尤其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这也代表了全英国的信心。经历了战争阴云笼罩的日日夜夜之后，伦敦人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时刻。
1588年，英国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大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伦敦市政当局率领首都人民夹道欢迎英雄凯旋。莎士比亚日后在《亨利五世》的创作中描写了那一盛况。他写道：“伦敦吐出了人山人海的臣民，市长和他全体的僚属穿上了盛装，就像古罗马的元老走出城外（黑压压的平民跟随在他们的后面），来迎接得胜回国的恺撒……”
初到伦敦之际，莎士比亚经历了1588年海战前后全国上下爱国热情普遍高涨的年代。而这种爱国情绪需要用一种艺术形式加以再现和表达。适逢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已不再是供乡村小镇消遣解闷的商品，也不再是斯特拉福偶尔有之的娱乐了，它已经发展成为人们最为喜闻乐见的反映时代的艺术手段。当时的莎士比亚正开始掌握戏剧的精要，不久之后他将最有资格承担这一任务，他将用自己的戏剧作品征服伦敦、英国，乃至全世界。
莎士比亚并没有担当英国人文主义戏剧开创者的角色。对中世纪遗留下来的陈旧落后的戏剧传统进行初步革故鼎新的是作家贝尔。16世纪30年代时，贝尔创作了英国第一部历史剧《约翰王》，这部作品标志着英国的戏剧开始出现了新的质素。发展到莎士比亚来栖身伦敦的80年代，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化，人们对古希腊罗马的经典作品兴趣日益浓厚，“学院”戏剧在英国开始兴盛起来。在这场如火如荼的戏剧革新运动的初期，莎士比亚只是个袖手旁观的门外汉。在他逃离家乡初到伦敦谋生之际，他还只是个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那时伦敦乃至整个英国的戏剧界是“大学才子”们的天下。
“大学才子”派是指16世纪80年代英国出现的一批受过大学教育的剧作家。他们多数确实是大学毕业生，至少是在伦敦最优秀的学校中接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一批作家致力于英国戏剧改革，把戏剧艺术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可以说，自“大学才子”们出现以后，英国才有了真正的、充满生命力的戏剧作品，他们写的剧本是供职业演员们演出用的，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该文学流派主要包括马洛、李利、基德、格林等人。
研究“大学才子”的创作对于深入理解莎士比亚的作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们既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先驱，也是他曾经效仿的榜样。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经过“大学才子”们的创作实践，题材不断扩大，技巧更趋成熟，至莎士比亚而集大成。
克里斯托夫·马洛（1564～1593年）是“大学才子”中最有才华、成就最大的一个，在文学史上享有“诗剧的晨星”、“英国悲剧之父”的美誉。他是莎士比亚以前英国戏剧界最重要的人物，也是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的真正创始人。英国人有一句名言，“宁可不要一百个印度，不能不要一个莎士比亚”，可如果放到
1593年，这句话可能就会换一种说法，“宁可不要一百个莎士比亚，也不能失去一个马洛”。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在那时，马洛才是英格兰众望所归的首席戏剧家，而当时莎士比亚还不过是初出茅庐。
马洛与莎士比亚生于同年，故乡是古老的坎特伯雷城。他的父亲是一个鞋匠，马洛的出身寒微与莎士比亚十分相似，但他却在莎士比亚被迫辍学的同时幸运地进入了剑桥大学，得以系统地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神学课程，这为他早莎士比亚一步从事戏剧与诗歌创作并名声鹊起奠定了基础。就在莎士比亚恋爱、结婚、生子的那段日子里，马洛连续拿到了艺术学士和硕士两个学位。父母本希望他做一名神父，可是马洛天性狂放不羁，既无心献身神坛，也不愿走上仕途。他那份独异的才情使他毕业后步入了戏剧的殿堂。
马洛是一位戏剧天才，23岁便写出了第一部作品《帖木儿》，立刻轰动了整个英国文坛。《帖木儿》是一部英雄剧，塑造了一个叱咤风云却又野心勃勃的征服者形象，充分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精神。剧中的帖木儿和马洛本人一样，是个热情的自由思想者。正如他在一段独白中说，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断地追求无穷无尽的知识，为了像星辰一样不断地运动”。剧中马洛借主人公之口宣扬道：“我认为，天国的幸福绝对比不上尘世的欢乐！”可见在这部史诗般宏大的悲剧中，回响着文艺复兴时期一个典型的主题——歌颂人间的生活，现世的快乐。这个剧本被认为是英国的人文主义戏剧繁荣的发端。
《帖木儿》的巨大成功，激励着马洛立即又写出了《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史》和《马耳他岛的犹太人》等剧。前者以浮士德博士对知识与经济的渴求与获取为题材，后者则表现了作者对人类的另一种贪求——金钱的批判。马洛以创作壮丽激荡的悲剧见长，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在五年之内完成的，马洛用自己的天才使英国的戏剧在短短几年之内便一下子提高到了真正艺术品的水平。
幸好马洛是一个天才，使他能用短暂的创作时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因为在他29岁那年，一场飞来横祸结束了他年轻而有价值的生命。
早在学生时代，马洛就曾被伊丽莎白女王的谍报机关吸收，参加了反对天主教的间谍工作。这段传奇生涯不仅使马洛看清了天主教的虚伪本质，也使他对整个宗教产生了怀疑，成为了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马洛知道这种观点会为他带来什么后果，可他似乎并不想隐瞒自己的思想，在许多公开场合里，他都无所顾忌地宣扬无神论的真理，最终导致了秘密警察对他的怀疑和忌恨。
1593年，在伦敦郊外的一家酒吧里，马洛遇到了三个熟人，其中一个就是秘密警察。在酒后付钱而引起的角斗中，马洛被其中的一个人刺中要害，当场殒命，年仅29岁。这显然是一场谋杀，因为凶手在一个月后就被释放了。马洛实际上是无神论的殉道者。
关于马洛的死过去有多种传说。一种说法是，他是为了一位妓女与一个醉汉争吵起来，结果被醉汉杀死。另一种说法是，他为了保护一个清白的姑娘的名誉而被人杀害。直到1925年，美国的雷斯里·霍特逊教授在英国的档案库中发现了一份文件，其中记载道，马洛是被伊丽莎白女王的秘密厅杀害的，当时有一位秘密警察波莱在场。自此，马洛之死才真相大白。
虽然马洛像划过夜空的流星那样一闪即逝，但即使在这样短暂的过程中他也闪现出了夺目的天才之光。这位大学才子文才出众，走笔神奇，在当时曾使无数英国观众为之如醉如痴，心驰神迷。莎士比亚无疑也曾站在欣喜若狂的观众中间欣赏演员演出马洛的剧本。他一定很熟悉马洛的悲剧，所以在动笔创作自己头几部剧本时，会不由自主地模仿起马洛的风格，这些都是很容易想见的。
有学者认为，马洛用死成全了莎士比亚，因为如果他仍活下去，他那夺目耀眼的光芒也许会将莎士比亚湮没。笔者认为，是金子必定会发光，莎士比亚的才华和天赋不会因为有强大的竞争对手而稍显逊色，正如他的一句名言所说，宝石虽落在泥土里，仍是宝石；砂粒虽被吹到天空中，还是砂粒。
“大学才子”派中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约翰·李利（1554？～1606年），他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受过教育，他的祖父是当时被英国许多学校列为拉丁文教材的《拉丁语法》一书的编纂者。
莎士比亚就读文法学校时，就曾学过这本教材。李利受家庭的影响，立志献身文学事业。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是由其创作的喜剧奠定的，如《昂迪米思》、《班比妈妈》、《亚历山大和坎巴丝帕》等。李利的喜剧对莎士比亚影响很大，据考证，莎翁的喜剧中有50多处借用李利的作品。如果说，马洛是莎士比亚在悲剧创作方面的先驱，那么李利则是莎士比亚在喜剧创作方面的楷模了。
“大学才子”中还有托玛斯·基德（1558～1594年），比莎士比亚长八岁，也是一位英年早逝的天才。他曾在伦敦最出色的学校求学，但迫于生计，中途退学，不得不当了一名文书。他与马洛是好友，并在创作上深受马洛的鼓舞。《帖木儿》问世一年后，伦敦便上演了基德的《西班牙悲剧》，同样获得巨大成功。该剧成为伊丽莎白时代第一部脍炙人口的复仇剧，从此便有大量的流血复仇剧涌现，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也深受其影响。
与基德同年的罗伯特·格林（1558～1592年），也曾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习。关于他的生平我们将在以后一个更适宜的机会中提到，这里只谈谈他在发展新戏剧上的作用。在“大学才子”中，格林是惟一避开沉重悲壮的主题，而倾心于浪漫与幽默情调的，这体现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尤其是最为有名的喜剧《老奶奶的故事》。正是这一剧本中把浪漫主义与幽默因素相结合的倾向，对莎士比亚创作《仲夏夜之梦》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作用。
以“大学才子”等人为代表的戏剧，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阶段，是戏剧发展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一流派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驱动当时的戏剧更加接近成熟，并最终促使莎士比亚顺利地成为世界戏剧史上不可超越的高峰。
在对文艺复兴时代、伊丽莎白盛世、英国戏剧发展轨迹、戏剧先驱“大学才子”有了大概的了解之后，我们不难理解，莎士比亚这位世界文豪的出现是水到渠成、水涨船高之事。文艺复兴时期健康民主的氛围为他提供了适宜的创作环境，进步的人文主义思想为他标明了关注人类命运的创作宗旨，“大学才子”派的艺术成果指导并启发了他的创作实践，加之他个人的天分和努力，一位“戏剧巨人”即将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