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隶脱胎而出的，除楷书外，还有魏碑体。“魏碑”为书体名，元魏（北魏、东魏、西魏）碑碣、墓志、摩崖等刻石上的文字，又称“魏体”，以方正凝重、朴拙奇崛的骨力见长。“魏碑”中珍品是《张猛龙碑》，刻于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字体特点为方笔，横画线长，结体紧密中富有变化，笔法刚劲有力，遒健雄奇。杨守敬赞《张猛龙碑》“整练方折，而碑阴则流宕奇特”，“书法潇洒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髙出唐人者以此。”日本书法界称《张猛龙碑》为“魏碑的登峰造极者。”隋朝以前刻碑多为篆、隶、正楷、魏碑，而始于汉朝的草书、行书未见于碑，大概是由石碑庄严凝重的特点决定的。至唐朝，唐太宗喜书法，才见有行书刻于碑者。最著名的唐颜真卿的《争座位稿》，此碑现存西安碑林。碑文字体正雅，圆劲苍古，与王羲之的《兰亭序》并称为“行书双璧”。碑文草书者极为罕见。唐朝女皇武则天的《昇仙太子碑》是一块极有名的草书碑。
宋徽宗创“瘦金书”，其书特点为“瘦劲峭拔，秀美飘逸”。现存西安碑林的《大观圣作碑》刻于宋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宋徽宗赵佶撰文并书。该碑字体瘦直，挺拔，横画收笔带钩，竖下收尾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竖钩细长，个别连笔则如游丝飞空。但有人说，宋徽宗的“瘦金体”是摹仿唐朝著名书法家薛曜的。在河南登封石漂山南崖，有薛曜书《秋日宴石溧序》。据杨守敬《平碑记》云：“薛曜书法瘦劲奇伟，郭兰石谓‘为宋徽宗瘦金之祖’，良是。”
书法艺术是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一种，因纸寿不过千年，所以，碑刻是大宗。朱光潜先生对我国书法名碑曾有个独特的评价：“我国的书法艺术，发扬光大于尔今，全靠碑石这种不受虫害鼠蚀，不让风毁雨褪的硕大工具。可以这样武断地说，没有碑石就没有书法的继承和发展，就没有光彩夺目的今日文化。”
证史碑
证史、补史，是我国古代碑石的一大功用。因此，许多专家学者很重视对碑石的研究，因为碑石上所刻文字往往是可靠的、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具体的说，证史碑功能有四：
能填补空白。比如导游图，有人认为是近代的产物，有人认为是进口货。其实，我国古已有之，有杭州城外白塔桥上一块诗碑为证。碑上刻的是一首七绝：“白墦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较中原有几程？”诗中所说的“地经”即当时的《朝京里程图》，类似今日的导游图。“临安”即今杭州。北宋灭亡后，宋高宗赵构在此建都·也就是说我国在南宋时就有导游图了。这张导游图是以临安为中心，把南京所属地区通向临安的道路和里程以及可以歇脚的凉亭、旅店的位置，标示得非常清楚。据文献记载，元初意大利旅行象马可.波罗到杭州时，也在白塔岭买到过此图。
能释疑解难。南宋诗人刘克庄编的《千家诗》里有一首m钟弱翁》诗：“草铺横野六七里，笛筹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署名“牧童”。“牧童”是谁呢？多年来一直是个谜。最近有人在广西宜山县械南龙隐洞里发现了石刻斗大的草书字碑，原来是南宋嘉定七年（公元1198年）冬宜山太守张自明的僚属方信孺的一首纪游诗：“南山山北北山南，一洞中分路口三。孤鹤叫立声自远，懒龙悭雨陲方酣。襄公淡墨留苍壁，太守高风拂翠岚。百尺岩前淸绝地，道人先我著茅庵。”再查《宜山县志》，“牧童”之谜顿有答案：龙洞“东畔石镌余襄公、方信孺墨迹。余靖诗‘草铺横野六七里…。原来，“牧童”即“襄公”或“余襄公”余靖也。余靖（公元1000—1064年），原名希古，字安道，死后谥“襄”，世称“余襄公”。北宋广东人，曾三次出使契丹。
能判别正误。我国历史上一些有名人物的情况，碑文记载与民间流传大相迥异，如宋朝杨家将里的杨宗保，人们一直以为是个男的。但河南省新安县五头乡童沟村南坡上《杨令公停灵碑》却有此说：“此宋朝杨令公之丘陵也，有女孙杨宗保感祖之义，居庐于此，遂入道而为观焉。”花木兰姓花吗？河北省定县城东约一公里处有《木兰祠碑》。此碑立于元顺帝至正（公元1341—1368年）年间，碑文云：“木兰姓魏，名木栾”，并说木兰生于西汉初年，亳地人（河南）。木栾父名魏应，汉文帝年间，匈奴南侵，为抵抗匈奴，木栾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战死后谥孝烈。定县系木栾当年戍守之地。河南省虞城县南35公里周庄村有一块《孝烈将军祠像辨正记碑》，也是元人立，碑文记载与〈〈木兰祠碑》有一些不同之处：“隋木兰魏氏，亳城东魏村人，隋恭帝时，北方有可汗多事，朝廷募兵，策书十二卷，且坐以名，代父戍，历十二年，除尚书不受，欲纳宫中，死拒之，赠将军，谥孝烈。”两碑内容虽有较大出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花木兰不是姓花，而是姓魏。
碑石的功能还在于能旁证确论。如对一些宗教，有的因史料欠缺，罕为人知；有的因语焉不详而含混不清。如在碑石文字中下一点探幽索微的功夫，不少问题就可迎刃而解。西安碑林中有块唐朝《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基督教在我国流行的情况。正如梁启超所云：“唐建中二年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基督教初入中国唯一之掌故，且下段附有叙利亚文，尤为全世界所罕见”；另外，据朱剑心《金石学》称：“释氏之教（佛教），虽东汉即入震旦，精蓝象设，六朝始盛。寇谦之《嵩高灵庙碑》为道流立碑之始，《嵩显寺》诸碑为梵刹立碑之始”；河南开封犹太寺内有块明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立的碑，上述“原教（犹太教，又名挑筋教）自汉时入居中国”；福建莆田市涵江镇还掘得一元代摩尼教碑，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块摩尼教碑。摩尼教，也称“明教”，由公元二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创立，六、七世纪时传入我国。后不知何因，不知何时，突然消声匿迹。这块摩尼教碑呈不规则形，最长74厘米，最宽53厘米，上刻“清静光明，大力智慧，至上至尊，摩尼光佛”16字；四川简阳县有《〇七于公三教道场碑》，刻于唐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据淸王昶《金石萃编》云：“文内叙三教，先佛，次道，次宣圣，盖三教之目肇于此矣”。通过上述碑文，我们对基督教、佛教、犹太教、摩尼教、道教、儒教等可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些碑石弥补了史书之不足，成为我国宝贵的资料库。
奇字碑
苏州吴县东山葑山寺里现在还保存一块清朝乾隆皇帝题的“虽二”碑；杭州西湖的湖心岛上原有块宋朝的“虽二”碑，不知何时毁了；山东泰山石壁上也有块“茧二”碑，并且，细细一推敲，凡是出现“虽二”碑的地方，往往风景秀丽，景物怡人。原来，这“虽二”乃脱胎于“a月”二字。“凤月”无边，即成“虽二”。“凤月”本指清风明月，形容美好的景色。如果景色美到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地步，就是“凤月无边
上海松江醉白池公园里有块刻于清朝嘉庆年代的“文魁”像碑，作者是回族人像画家玫琦。其实，这“文魁”像是用孔子的“正心修身、克己复礼”8个字组成的：“正”——文魁的额、眼、鼻；“心”——文魁的嘴；“修”——文魁的左手和腰，“身”——文魁的右脚；“克”——文魁的右手；“己”一文魁的耳；“复”——文魁的腰带结；“礼”——文魁的左脚。这种用文宇来构成一幅画像的怪碑，在中国大概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也罕见。
“史晨”碑是著名的汉碑之一，现存山东曲阜孔庙。此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两面刻，通常一面称《史晨前碑》，一面称《史晨后碑》。史晨是当时的鲁相。《前碑》记史晨要求祭祀孔子的奏本，《后碑〉〉记祭祀孔子的盛况及祭祀后修治孔子遗迹的功绩。据杨守敬《平碑记》云：“碑下一层字嵌置趺眼，向来拓本难于句读，自乾隆己酉（公元1789年）何梦华将眼凿开，以此全文遂显。”“字嵌置趺眼”，不知是无意还是人为？但不管怎样，何梦华的贡献功不可没。
我国还有一块奇字碑，其内容是绝无仅有的，那就是《干禄字书碑》。干禄，求福的意思。《诗·大雅·旱麓》：“岂弟（恺悌、悦乐）君子，干禄岂弟。”由此可见，古代对祈福禳灾一直比较看重。这块碑将日常求福的文字分为平、上、去、入四声，定为正、通、俗三体。完成这项有意义工作的，是唐朝语言学家颜元孙。唐大历九年（公元774年），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用楷书抄写，并刻石置于浙江湖州墨妙亭。原碑已佚，现存的《干禄字书碑》是宋宝祐年间（公元1253—1258年）陈兰孙临摹而成的。因此，从书法角度此碑是无多大意义的，但是，它在语音学、文字学方面，还是颇有价值的。
西安碑林里还有块刻于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的《偏旁字原碑》。释梦英书，内容为依刊定说文目录540字。这在我国也许是唯一的一块。
在浙江省上虞县百官镇西南侧，有一块闻名遐迩、流传千古的名碑——曹娥碑。曹娥（公元129—143年），东汉上虞人，母亲早亡，父女俩相依为命。其父曹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汉安二年（公元143年）曹盱在舜江上迎潮神活动中“为水所淹，不得其尸。”当时曹娥仅14岁，她“沿江号哭，”’“哀吟泽畔”，17天后仍不见父尸，便投江而死。曹娥的孝行传遍乡里，乡人感其孝德，特地为她营墓立碑，并改“舜江”为“曹娥江”。曹娥碑共立过三次。第一次是汉元嘉元年（公元151年）上虞县令度尚将曹娥的孝迹上报朝廷表为孝女，并命弟子邯郸淳撰写碑文。邯郸淳“年少有异才”，文不加点，一挥而就，文辞之妙令众人叹服。汉兴平三年（公元195年），蔡文姬之父蔡邕闻讯，千里迢迢特来观碑。因时值黄昏，蔡邕以手摸碑文读之，阅后索笔书“黄绢幼妇外孙齑臼”8个字于碑阴。据《三国演义》记载，汉建安二十三年魏王曹操问起这8个字的意思，主簿杨修解释说：“‘黄绢’者，色之丝也。‘色，旁加‘丝，为‘絶，字；‘幼妇，者，少女也。‘女，旁加‘少’为‘妙’字；‘外孙’者，女儿之子也。‘女’旁加‘子’为‘好’字；‘齑臼，者，受五辛之器也。‘受，旁加‘辛’为‘辤’（辞）字。”至此，人们才知道，“黄絹幼妇外孙齑臼”是蔡邕赞誉曹娥碑文“绝妙好辞”的一个隐语。这是历史上的第一块曹娥碑。北魏郦道元写的《水经注》中有“江之道南有曹娥碑”的记载，这就说明这块曹娥碑在南北朝尚存。但从唐人刘长卿《无锡东郭送友人游越》中“碑缺曹娥宅”之句，以及唐人赵嘏《题曹娥庙》中“文字在碑碑已堕，波涛辜负色丝文”等记载看，这块闻名天下的曹娥碑在唐代就已丢失了。晋开平二年）公元358年）书圣王羲之到曹娥庙用小楷书曹娥碑文，后由新安吴茂光将小楷碑文刻于石碑存放庙中。唐朝韩愈在文边题字，僧怀素又草书其中。这是第二块曹娥碑。但是，不知何因，这块历代视为珍宝的晋碑也早已不见，现只有拓本传世。现在我们可见到的曹娥碑，是宋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由王安石的女婿蔡卞根据旧时碑文重新书写的。此碑高2.3米，宽1.4米，行文18行，每行30字，字体为行书，文笔生动流畅。
唐朝大诗人李白来浙江上虞曹娥庙时曾留下一首千古绝唱：“人从月边去，舟从空中行。此中人延伫，入剡寻五许。笑读曹娥碑，沉吟黄娟语。”诗写得飘逸空灵，意境深远。在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如去寻访这一古迹，不是也可从中吸收到一些有价值的营养吗？
将诗刻于石碑上最早是哪个朝代？现有资料表明，最早刻于石上的是在北魏时期，最早刻于碑上的是在唐朝女皇武则天时。
在山东省掖县云峰山西峰有块摩崖石刻，高3尺2寸，宽5尺，楷书12行，字径约4寸，因首行题“诗五言，登云峰山观海童，郑道昭作”，可知此为北魏时刻。郑道昭，北魏时著名书法家，作品传世不多。这首五言诗，是郑道昭自咏自书，所以更显得弥足珍贵。清朝书法家叶昌炽认为，以诗题刻于石，怪哉妙哉！但摩崖石刻与单立的一块碑有别。现见最早将诗刻于一块石碑上，当为唐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刻的《天后御制诗书碑》。唐高宗永淳二年二月，武则天随高宗去河南嵩山少林寺。游兴颇浓的武则天即兴吟诗作序，并命当时著名的书法家王知敬抄写。武则天不仅把自己的诗刻于石碑，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她在临汝温汤设宴招待大臣们，席间酒酣之际，还命群臣作诗，这些诗后刻于碑。这就是有名的《流杯亭侍宴诗碑》。武则天是位敢作敢为的女政治家，敢开风气之先，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也算是一首诗的话，武则天的《天后御制诗书碑》又谈不上“之最”了。江苏省沛县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那里有块《歌风碑》，高1.7米，宽1.23米，由东汉大文学家蔡邕手书。碑文即《大风歌》歌词：“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古人常云：“诗言志”。吟诗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情怀。宋朝著名抗金将领岳飞的《满江红》词就曾多次被人刻于碑，以传后世，激励人心。在岳飞的故乡河南省汤阴县岳庙里就有一块这样的诗碑。此碑刻于明英宗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全文如下：
满江红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天顺二年春二月吉曰，生王熙书。
关于岳飞的《满江红》词，许多人都会背诵。对明朝文人文征明慨叹岳飞遭遇的《满江红》，熟悉者就不多了。在杭州西湖边的岳飞墓旁有一块碑上刻着文征明的一首《满江红》：
满江红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仗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
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古人以诗抒怀，今人亦常如此。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园内，有《三·一八遇难烈士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K碑文刻的是南宋著名爱国将领文天祥的《正气歌》：“是气所磅礴，凜然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要足论。”诗歌高度赞扬了刘、杨二烈士的献身精神。1917年秋，青年周恩来由天津赴日本留学时作的“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一诗，现已刻碑立于日本的京都。
我国散见于各地的诗碑很多。江苏省常熟市北麓有个兴福寺，因寺前山岗崖断石裂，岩谷奇秀，故又名“破山寺”。寺内东院珍藏着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手书唐朝诗人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淸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皆寂，惟闻钟磬音。”苏州寒山寺里有宋、明、淸三代名人书唐朝张继的《枫桥夜泊》诗碑：“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1987年冬，现代著名画家刘海粟又以豪放凝重的笔墨，谨严老练的章法，将张继的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书于碑，填补了现代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