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衅版广例》卷九载：“墓表与神道碑异名同物，故墓表之有铭者亦多。”如北周庾信《庾子山集》中有《周大将军崔悦神道碑》，宋欧阳修《泷冈阡表》等，都属墓表上的铉文。墓表石榜之上还饰有比柱围梢大的石盖和立兽。立兽一般为“辟邪”，是传说中祈祥去邪的吉祥神兽。如今天安门前两个华表的顶端，就各有一个蹲坐的“辟邪”。南北朝时，由于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在顶端建有小型石屋和佛龛，如北齐义慈惠石柱华表即如此。宋代曾有丁令威学道成仙，化为仙鹤归来，降于辽东华表上作歌的神话传说，因此有些华表顶端又以仙鹤为饰，如《清明上河图》中的华表即如此。明清之标，华表则主要用于宫殿、帝陵等重要建筑物前，而不用于一般墓道。
此外，古代坟墓，特别是帝王贵族官僚的墓地上往往都有许多陵墓石刻。这些石刻栩栩如生，有着特定时代的艺术特征，为碑石文化中一个珍贵的艺术门类，也是研究古代社会的文化历史极好的资料，现存最古的陵墓石刘群为西汉大将霍去病墓前的一组大型石刘组雕，有卧马、跃马、卧象、伏虎及“怪兽食羊”、“力士抱熊”、“马踏匈奴”等。这组石雕运用循石造型的手法雕成，主題鲜明，风格古朴，气势雄大，是西汉时期石雕艺术的典范之作。尤其是后列三组石刻最为生动有力。“怪兽食羊”，表现一只怪兽正把羊呑下，羊在兽口中的痛苦之状。“力士抱熊”，描写一个力大无比的武士正与熊在博斗，武士紧紧把熊抱住，熊拼命挣扎。“马踏匈奴”则刘划一匹战马正猛力用脚踏住一个仰面跌倒的匈奴士兵，表现的是霍去病生前战胜匈奴的赫赫战功。此外，登封中岳庙前及曲阜汉乐安太守墓前的石翁仲，四川灌县出土的李冰石像、四川雅安高颐墓前的翼首、洛阳伊川及咸阳沈家村出土的石辟邪，都呈现豪迈挺拔的格调，标志着雕刻技艺的日益成熟。
与慕碑一样，陝篡石刘发展到后代也逐渐有了严格的等级区分了。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载：“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大臣篡前则有石羊、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墓如生前仪卫耳墓前石刻就象死者生前仗仗一样，成为等级差别、地位高低、身份贵贱的表征了。一般来说，汉代陵墓石刘区分并不明显，帝王陵前有石象，大臣墓前则主要有骆驼、獅、虎、牛、马、羊之属及辟邪、天祿等。唐代帝陵与大臣墓前的石刘群则有严格区别。大臣墓前石刻以石羊、石虎为主，而帝陵前则有石柱、飞马、石象等，没有石羊、石虎。宋代帝陵的石刘又与唐代不同，以石马、石羊、石虎为主。《宋会要》中载帝陵石則群为“南神门外宫人二，文武官各二，石羊、石虎各四，石马各二并有控马者，望柱石二。”明代陵墓石刘则去掉了宋陵中的石羊、石虎，改为较大的动物和神兽。如南京明孝陵计有獅、独角兽、骆驼、象、麒麟、马6种，共12对，6对为立像，6对为卧像，并取消了宋陵中的控马者石人则为文臣、武臣4对，均为立像。清陵基本上沿表明陵的制度。这些陵墓石刘，特别是其中的动物雕刻，造型真实，表现手法单纯有力，具有整体的完整性，反映了封建社会各个时期的时代面貌，成为珍贵的艺术品。”
上面我们考察了与墓有关的碑石的起源、种类及形制，介绍了相关的文化知识。这些是我国碑石文化的主体。此外，刘于山石上的摩崖、題名和佛经，包括造像记及井名等，从广义上讲也属于碑刘。商务印书馆1957年重印杨殿珣编写的《石刘題跋索引》将碑刘概括为七个方面，即：墓碑（包括碑碣石、墓幢、塔銘、记德碑）、墓志、刘经（包括石经、经幢）、造像（包括画像）、題名、題字（包括題名碑、神位题字、食堂題字、石人题字、石盆題字）、诗词、杂刻（包括砖瓦、法帖）》与墓相关的碑石其实用的目的是为了纪念死者、纪功述德；摩崖是纪念同自然作斗争的艰巨修建工程；题名是记游踪，留芳名；造像主要有关佛教，为死者或生者祈福等。碑石是我国最伟大、最丰富的艺术宝藏之一。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延续而未有中断，这与自周朝之后作为历史文化物证的碑刘不无关系。“石可破也，不能其坚；丹可褲也，不能夺其赤。”老一辈革命家陈毅元帅曹写过一首词《沁园春.哞石》云：“白玉一方，晶瑩无比，圆润生光。岂怡红公子，命根难束，梁山好汉，天道难行。狂风不移，烈火难化，石中迸出美猴王。传千古，掘出儿多宝，龙门云冈。莫笑铁石心旸，有热血沸騰涌满腔。任离合悲欢，不动声色；嘻笑怒骂，皆是文章，上补青天，下填沧海，粉身碎骨自刚强。了此愿，永不杠此生，非梦一场。”这都说明石是坚硬的。而刘在石上的东西，只要保护完if，便可永久保存。可以说，碑石是保存我国文明史的功臣。从同、秦起，以迄于今，碑刘艺术一直延，续不衰。周朝石故文、秦刻石、瘗鹤銘及西安、曲阜、眧陵三大石刻等闻名于世界，（I.得我们认真研究，永以为宝。
下面，我们再就碑石的艺术价值，特别是书法艺术价值国古代对碑石的收集、研究等方面的情死作一简单的介绍。
书法艺术是我国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是随着文字的产生、戈展而发展的。而碑石是保存书法米最好的方法之一。我国先氣时代流传下来的字迹，主要有子骨文、金文和石鼓文。其中石鼓文就是刘在鼓形石上的籀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石鈇共10件，分刘着10首为一组的四言诗，内容是记述古代国君游猎之事。唐初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出土。石鼓文的书体属大篆的体系，其书法价值自出土后即受重视，唐代的著名诗人、书家都对它推崇备致。韩愈《石鼓歌》中把石鼓文比作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立枝柯，金缚铁索锁纽壮，古鼎趺水龙腾後以后历代的学者、书家对它的评价都是很高的，如苏轼《石鼓歌》云：“上迫轩颉相唯诺，下揖冰斯同毂教。”意谓文字的创造者，黄帝时的仓颉都得对它表示尊重，著名书家李斯、李阳冰也都是石鼓文的学生。黄庭坚认为“石鼓文笔法如圭璋特达，非后人所能赝作。”康有为也说：“石鼓文如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截，自有奇采。”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踌躇满志，巡狩天下。巡狩到哪，就在哪儿刘石。秦朝的刻石计有峰山、泰山、琅琊台、之罘、碣石、会積等6处，上面的文字都为李斯所写。李斯善写篆书，他所写的小篆号为“玉筋篆”，“婉转而通自此，小篆作为一种独立的书体成为后世模仿的正宗。隶书是汉代的主要书体，汉東則是汉代书法艺术特有的成就。它上承秦篆，下启魏晋南北朝、隋唐楷书，也是单书的基础，为我国书法艺术的宝贵财富。汉隶能流传后世，主要靠石刘.汉石刻的极盛期是东汉顺帝以后，桓、灵之际，其时，汉隶已发展到成熟阶段，且树碑立传之风大盛，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桓、灵两代，产生了大量名碑。有的结体精致，如《华山碑》、《史晨碑》，有的神韵超逸，如《G瑛碑》、《曹全碑》；有的厚重丰茂，如《礼器碑》、《校官碑》；有的道劲高古，如《夏丞碑》、《张迁碑》；有的奇纵多姿，如《石门頌碑》、《杨淮表记》。东汉末年的萘色，隶书迨诣极高。汉灵帝时，他将六经书丹于碑，使工销刻，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碑成以后，前往观摹者络绎不绝，有时每天多达千余辆车乘。这些碑刘风格多样，结体运笔富有变化，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南北朝的书法，主要以魏碑为代表。魏碑指北魏的石刘，由于北魏享国约150年，时间较长，再加孝文帝拓跋宏笃好文艺，书学兴盛。所以北魏时期的碑最多，其书法造诣也极高，所谓“隶楷错变，无体不备。”
《广艺舟双楫》把“魏碑”归纳为“十美”、“十三宗”。‘‘十美”是：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半美。“十三宗”是：《爨龙颜》为雄强茂美之宗，《灵庙碑阴》辅之；《石门銘》为飞逸浑穆之宗，《郑文公》、《瘗鹤铭》辅之；《吊比干文》为瘦硬峻拔之宗，《隽修罗》、《灵塔铭》辅之（以上为宗上）；《张猛龙》为正体变态之宗，《贾思伯》、《杨晕》辅之；《始兴王碑》为峻美严整之宗，《李仲璇》辅之；《敬显俄》为静穆茂密之宗，《朱君山》、《龙藏寺》辅之；《晖福寺》为丰厚茂密之宗，《穆子容》、《梁石阙》、《温泉頌》辅之（以上为宗中），《张玄》为质峻偏宕之宗，《马鸣寺》辅之；《高植》为浑劲质拙之宗，《王偃》、《王搰》、《臧质》辅之；《李超》为体骨峻美之宗，《解伯达》、《皇甫鱗》辅之；《杨大眼》为峻徤丰伟之宗，《魏灵藏》、《广川王》、《曹子健》辅之；《刁遵》为虚和圆靜之宗，《高湛》、《刘懿》辅之；《吴平忠侯神道》为平整坤净之宗，《苏慈》、《舍利塔》辅之（以上为宗下）。著名书法家康有为认为欣赏这些名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不备矣。”这些石刻都是“备众美，通古今，极正变，足为书家极则者。”
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书法也极为兴盛。唐代的碑刘，统称唐碑。唐碑数量之多，可谓浩如瀚海。名碑迭出，与汉碑、魏碑相比，毫不逊色。所不同者，唐以前碑石的书者多为书佐、小吏所为，默而无名。至唐，各种书休都有了名家，名家书碑，遂成时尚。如虞世南书的《孔子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銘h欧阳询书《化度寺塔銘》、《九成宫醴泉铭》、《虞恭公温彦博碑》；褚遂良书《伊阙佛龛碑》、《雁塔圣教序》、《房玄龄碑h李邕书《李思训碑》、《麓山寺碑》；颜真卿书《多宝塔碑》、《东方朔画赞》、《麻姑仙坛记》、《争座位帖》、《颜氏家庙碑h柳公权书《玄秘塔碑》、《神策军碑》；张旭书《郎官石记序h李阳冰书《柄先茔记碑》、《谦却碑》等。唐碑与魏碑一样，同为我国书法艺术宝库，对后世影响很大，是学书者临摹的揩范。
宋以后，帖学兴盛，名碑渐少，但碑刻艺术延续不衰，如《淳化阁贴》等主要是为了保存和传播书法艺术，才将真迹上石，翻刻古人手迹，讲究刻工精妙。
碑刻文字，不仅使我国璀璨的书法艺术得以保存，而且也记录着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是重要的原始资料，可以作为订正古籍和传说的有力证据。自隋唐以来，人们便用它作为考证古史的资料。至宋代则发展为一门专门的学问——金石学。宋代大史学家欧阳修，平时酷爱石刘，家有大爱收藏。他在刘敞《先秦古器记》的基础上，编成《集古录》一书，通过对大量商周铜器铭文及秦汉隋唐碑刻的考释，与文献史料互相印证补充，把一些结论引用到史著中，开辟了古史研究的新天地。此外，郑樵的《石鼓文考》，专门考证石鼓文；洪速《隶释》、《隶续》则专录碑刘，具载全文，并财考释，使许多名碑古’石得以保存，流传后世。
清代许多学者、金石家对石刻碑志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著作迭出，研究专题也日益深细。史学家十分重视从石刻碑志中发掘新的史料。如清初大史学家顾炎武著有《金石文字记》、《求古录K《石经考》；朱弈尊《曝书亭集》中著录许多金石文字跋尾；万斯著有《石经考》等。他们对汉、魏、唐、五代的石经、碑刘进行了详细考论。清中叶以后，更出现了两部大著作，孙星衍《寰宇访碑录》专门实地考察了存世石刘并予以著录。王昶《金石革编》著录碑刻原文并考订碑刘文字》以后又有陆增祥《八碌室金石补正》，特别是金石大家叶昌炽《语石》，收臬古代碑刻最为完备，且对于石刘的种类、地理分布、传枯方法、书写款识及撰写碑文的作者都有论列。清末方若的《校碑随笔》，内容起于周秦，讫于五代，根据石刻泐损的情况，考订担本的先后，指出麴刘与原刘的区别，为碑刘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工具书。金石学成为考古学的前身，对于改变我国传统史学研究方向，作出重大史学研究成就打下了基础。
碑刘艺术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绵延不绝，成为集书法、绘画、雕塑于一体的艺术精品，同时还积淀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观念，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从而形成了富有特色、灿烂持久的碑石文化，在中华文明的缔造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何保存、研究、发展这一传统文化，成为摆在当代人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