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之进入中国，不自今日始。当然起初只有一种酒吧，在南京人口中往往说成“酒吧间”，隐含着一种擻妙的贬抑之意。不想时隔半个世纪，“吧”儿忽地大行其道起来，酒店茶馆咖啡厅游乐场，土的洋的，纷纷易帜为“吧”至于“吧”中之服务，是否更温馨，“吧”中之生意，是否更兴隆，则都不是我所关心得起的了。
引起我的兴趣的，是新近出现的书吧。
读书一向是与清寒相关联的事情，所谓“红袖添香夜读书”，其实是巳无须读书者浪漫的风雅。而今风云突变，有“吧”式读书登陆，即便这是书商藉以招徠顾客的高明手段，只要真的能为人们提供一种全新有益的读书环境，也不能不说是我辈读书人的大幸！遗憾的是看过几家书吧，就是硬件相当优越的，也都是“书”有余而“吧”不足一一窃以为书呓的重点，当正在于“吧”。
试想，读书本是极其个人化的活动，无须弄到大庭广众之中去手不释卷。读书人希望能有一个以书相聚的所在，为的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在这种“精神公园”中，切磋相长，丰富充实自己的“精神家园”苛官之，书吧当如中国古代的书院，或者法国近代的沙龙，成为富于地域或学派特色的小型文化活动场所，培育种学术气氛，聚合一批学术同志，并逐渐形成独特的学术见解甚或流派。这才是书吧的精魂，也是其价值所在。史有明鉴，学术活动中的“全体一致通过”必然导致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不拘一格、百家争鸣才有益于文化的健康发展。
所以，很希望我们的书吧不仅是经济变革的产物，更能是思想解放的产物；书吧的主持者，不仅着眼于经济效益，更能有意识地以书吧补现行教育制度和研究体制的不足，化一“吧”为一“家”，使吸引“读书种子”前来的不仅有架上的书、桌上的茶，更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化交流，以学术探求为号召和礙聚。套句现成话，这也算是“培养消费者”吧。
倘若将书吧混同于酒吧茶吧之类，“群居终日，言不及义”，那只怕新鲜劲一过，就很难维持了。
书业的传统和“先锋
读前辈学人的访书记，最令人欣羡的有两条，一是那时的好书真多，当年不以为意的版本，放在今夭都够让人品评一会儿的；一是访书的环境氛围真好，进门就有懂行知趣的老板伙计迎着，让到桌边坐下，沏茶，一边说起新进的书，您才一表示出兴趣，就捧到面前让您随意翻看，在店里看得不过瘾，还可以带回家去细细把玩，完了，不想买也不要紧，梢个信让伙计来取回去就是。
这或许该算中国书业的一种好传统吧，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正到我进出书店的年代，中国的书店都已彻底的“移风易俗书的内容不说它，那是该红头文件管着的事，单说经营形式，就箄近几年来逐渐软化，连新华书店都开架售书”了，但顾客看书仍只能如孔乙己般在书架边立着，且须忍受有意无意地挨挤碰擦；店堂里倘若有一张椅子，您不用问，肯定是店员的专座一一就算空着也决没有不识相的顾客敢坐上去。
所以，当南京有了第一家为读者提供免费座席和茶水的书店时，大家都认为这样的书店打出“先锋书店”的旗号是很自然的。
传统化身为“先锋”，这对于中国的书业经营意味着什么？
先锋书店的老读者都还记得，这家书店命名的初衷，其实并不在它的形式，
1996年早春，钱晓华把他那间十七平方米的小书店命名为“先锋书店”，决不仅仅是一个招徠頋客的幌子一一他不但自己沉迷于“先锋”理念，而且努力把各个出版社的“先锋类”出版物罗列到店里的书架上。很多读者的最初印象，就是觉得他不像个书店老板。他对于文学的爱好，他对于书的介绍和评价，他对于先锋作家的推崇，甚至他对于走进书店的读者的态度，都太多激情与浪漫。
我知道他是南大作家班的毕业生，“先锋派诗人”，我也知道他没有什么经济实力。要说专门开起一家书店来推销先锋意识，或者拓宽点，以开书店作为“体验生活”的一种方式，对他来说都未免过于奢侈了。
到1998年秋天，书店搬迁到南京大学南大门附近的新址后，单纯的“先锋”特色图书便很难支撑起那一百平方米的店堂。在书店内容上的先锋性大大淡化的同时，店主钱晓华在经营形式上作出了“先锋”尝试，除了对读者实行让利优惠外，他将店堂临街光线最好的一条边空出来，摆上桌椅，并免费提供茶水。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坐在桌边看书或交谈的几乎总是熟朋友，不大熟悉的读者仍然宁愿站在书架边看书他们还不习惯于受到如此优待，没准还会担心这优待后面是不是埋伏着什么陷阱。
受冷遇习以为常、逢热情心怀戒备，读书人的这种心态意味着什么？
1999年10月，先锋书店再次拓展，三百平方米的店堂装饰得明爽清丽，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店堂中留下了三片阅读区，沙发、茶几，方桌、靠椅，能同时容纳三十来位读者。仅仅相隔十个月，钱晓华又出大手笔，将店堂扩大到六百平方米，图书品种达到近三万种。现在店堂里的分布是，书架和放书的平台约占去三分之一，读者活动的空间约占三分之一，四片读者阅读区约占三分之一。在炎热的南京之夏，不少大学生成天坐在凉爽的先锋书店里读书。不夸张地说，上图书馆都没有这样舒适与方便四年里迈出这样三大步，真要让人以为开书店是个点石成金的行当。可是新华书店的行业性亏损、私营书店的不断倒闭，又使人难以相信天下有这样的美事先锋书店能有多大的收益，内行一看便有个大致的估量，那不是我们有必要讨论的。有意义的问题是，无论国有书店、私菅书店，都恨不得让每一寸店堂都产生效益，先锋书店为什么能拿出那么大的面积（这可都是花银子租来的）用于供读者免费阅读呢？仅仅因为钱晓华至今仍保持着诗人的浪漫和激情、仅仅因为他有意以这样的形式来实践自己的先锋理念、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么？
为了迎接在南京举办的第十一届全国书市，不少公私书店都从硬件到软件做了改变面貌的努力，有的特地安装起了电子防盗门，有的恢复了禁止带包入内的制度，这些都无可非议。只是，相比较于私营的赉本有限的先锋书店，我们是不是也该想一想，在方便读者、给读者以实惠这一面，究竟作了多少投入？
如果提供阅读场所永远只是一种“先锋”行为、永远只是先锋书店的专利”，这对于中国的社会文化事业，又意味着什么呢？
《藏书家》第一期上，有黄永年先生的大作《半世纪前南京买书小记》，拜读后感慨良多，曾动念要写一篇近年来的“南京买书小记”，然而头绪纷繁，加上居室遏仄，翻书甚难，也就拖了下来。
适逢周晶先生来南京参加第十一届全国书市，得他当面鼓励，遂决意将我所见所闻的南京书事陆续写出；又兼乔迁新居，藏书得以上架，搜检大为方便，有了写出的条件，便陆续写成了下面的文字：
旧书市场：风风雨雨二十年
南京旧书市场的最近一次复苏，是从堂子街开始的，近五十年间，朝天宫西面的堂子街始终是南京的废旧物品集散地活动于其间的行販与坐販，不乏从业多年甚至数代者，经验极丰富，即便在“文革”中，无论高音喇叭怎样唱高调、发通牒，他们对“四旧”仍持有自己的看法，往往将有价值的旧书文玩单独剔出收存，待时而沽。
1970年代初，社会秩序表面上趋于安定，但独此一家的新华书店极莫萧条，图书馆也无书可借，便有那爱书之心不死的人，馒慢觅到堂子街旧货市场来，从“废纸”中搜求可读的旧书，而往往有令人惊喜的收获。最初的交易还处于半公开的状态，不是熟面孔就很难看到像样的书，但书价也极低廉。那种“纸白如棉，字大如钱”的清初殿版，一册尚卖不到一元钱。我的一位忘年交朋友，曾收到了几乎全套的原版《故官周刊》，也只花了当时一个月的生活费。至于“文革”前的文学作品，简直就比废纸贵不了多少。
其时我仍在农村插队，糊口尚难，岂敢买书，只能在年节返城之际，到这一带走走，趁买卖冷落时立在摊边翻书，算是壮个“人场”。
买主的出现使市场产生了活力。一些家境清寒又有下乡子女必须接济的知识分子，也将劫余的旧书，偷偷地带去换度曰的柴米。他们在地上铺一张旧报纸，放上几本书，袖手侧立旁，静候尚有求知欲、有余钱且有勇气者。他们拿出来的书多属实用性强而又侥幸已脱出”毒草”黑名单的，如唐诗宋词等经典，要价也只比收购站的废纸价格稍高一些。这一阶段中，旧书虽有交易而远未成“市”，且极受政治气候影响，“运动”风声一紧，便自觉销声匿迹。
这种状况，直持续到1980年代初。在那个“百废俱兴”的时代，惟有旧书市场萧条依旧。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惯性，此时进入堂子街的正是人们急于处理掉的文革出版物，这些在十余年间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造成巨大戕害的“废纸”，自然不会再引起读者的兴趣；再则各类图书相继开禁，况且其时书价尚低，揣上十元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逛新华书店，所以读者自然纷纷转向了新书市场。那几年间进入造纸厂的“文革出版物”数量之巨，是难以估算的；至于受海外汉学界影响，中国收藏界也看好“文革出版物”，已是又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平心而论，1979至1984那几年，是中国读书人最幸运的几年，对于家累不重或有稿酬收入的人来说，买下自己心爱的书简直无须考虑。遗憾的是好景不长，从1985年开始，书价便以每年百分之三十的幅度上涨。这个涨率与当时的工资上调率或物价上升指数相较，应该说还不算太高，可是长期以来习惯了“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的中国人，对于书价的上涨，与其说经济上承受不起，不如说心理上承受不起。所以一些书店的“特价书柜”和“特价书市”便特受市民读者的欢迎。与此同时，由于各种因素进入旧货市场的新版旧书也渐渐多起来。有卖方也有买方，新一轮的旧书交易就此应运而生。
但是，直到1980年代末，南京城中仍然没有形成固定的旧书市场。南京的有关管理部门，对于旧书市场的存在坚持采取不承认主义，风头上驱逐没收，从严处罚》风过后放任自流，视而不见。所以迫得旧书商販成为“游击队”，除了堂子街旧货市场外，鼓楼广场的西南角、汉中门广场、山西路军人俱乐部、工人文化宫、明故宫午朝门、夫子庙瞻园路、水西门外大桥下、锁金村广场、南京大学门前的汉口路、南京师范大学和河海大学门前路边等处，
陈子善先生在朝天宫海书（黃宁文檨）
都曾一度出现过旧书摊点，有的逢周末成市，有的则每天设摊南京的市容管理是分到各城区的，而各域区又很少能统一行动，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这些路边摊点大多延续到1990年代初，而非交通要道，如汉口路上的旧书摊前后持续约十年之久，直到1990年代中期才冷落下去，且深为南京大学的师生所怀念。
这一阶段中上市的旧书，主要是1970年代末以来的出版物，间或有“文革”时期出版的“法家著作”及其他资料性图书；偶尔也有“文革”前出版物以至民国年间的旧版书露面，因当时风气初开，买旧书者的目的多半为了休闲阅读而非为专门研究搜集资料，更非用于收藏，所以民国旧版书的出现并没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其价格与新版旧书一样，大多在三五角钱一册，叫价在一元钱以上的，就是银像祥的书了。
由于南京在民国年间的特殊地位，流散在民间的旧版书数量理应高于其他城市，尽管在多次运动中屡遭毁弃，存世数量也不致太少。然而民国年间的出版物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面临一种尴尬局面，它们似乎总与某种政治理念相关联，不但买的人看不上眼，连卖主也常常显得躲躲闪闪、心虚胆怯。
进入1990年代，新书价格的持续猛涨，刺激得旧书交易日渐活跃、面广大。南京的有关管理部门，不得不面对现实，承认旧书市场的存在，也加强了关注和管理，旧书交易场地才逐渐趋于稳定。1992年前，相对固定的旧书市场，主要在工人文化宫和军人俱乐部内。此后工人文化宫内大兴土木，周末旧书市场停办，军人俱乐部内旧书摊点转囱，改售书为租书，继而又成为M二渠道”图书批发市场；代之而起的是鼓楼广场路灯下的旧书夜市，一度颇为壮观，新华书店和出版社也曾加入来大卖降价书。
1993年夏秋之间，南京的有关管理部门终于决定开辟民间收藏品市场，将其安排在朝天宫南“万仞宫墙”和内秦淮河之间的夹道上，随后又在朝天宫东侧仓巷桥口，盖起三排简易店面房出租，使这一带成为南京的民间收藏品交易中心之一旧书市场的大规模进入，则是第二年初的事，散布全市的数十家旧书摊几乎全都集中到了朝天宫一带尽管旧书的售价从1994年起普遍超过了原定价，但仍比同期新版书的定价低得多，故而旧书市场持续走旺。
1995年尾，书摊巳超过百家，至世纪末更增加到近二百家，京、津、鲁、皖、沪、杭、苏、扬等地书商纷纷介入，甚至有来自东北三省和巴蜀陕甘的旧籍上市。而且书商的经营规模也有所扩大，最大的摊位竟长达数十米，摆出的图书有数千册！如此规模，万仞宫墙外的夹道早容纳不下，书市便向仓巷桥及建邺路人行道上拓展。
上市旧书的品种大为丰富，除了内地新版旧书，港台出版物、外文图籍、民国旧版书和线装古籍亦不断出现，时有稿本、钞本、明版本和清代精刻本露面，有心人也不难搜集到档案、日记、信札等珍贵文献资料。
每逢双休曰，只要天气晴好，铺天盖地的旧书，熙熙攘攘的人流，形成一种极其壮观的景致，令爱书的文化人心醉，即使不打算买书，也愿意到这个氛围中走一走看一看，同书友们聊聊见闻心得，往往早晨入市，一圈转下来已时近中午。对于南京的藏书家和读书人，这几乎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生享受。全国各地的不少爱书人也都慕名到南京来赶这周末书市，且多有斩获。
令人不解的是，2000年秋，有关管理部门不知出于何种需要，再次将这一名闻全国、成为南京一大文化景观的旧书市场强行取缔，而对同处此地专以假古董、假字画以至假药材骗人的摊点全不过问。书贩们不得不在天未亮时就出摊，淘书者则打着电筒伏地觅书，到八点钟取缔者上班时收市，近乎旧年的“黑市”。
尽管如此，仍时有突袭事件发生。往往淘书者正检看图书时，忽听汽车急刹，人声惊哗，制服们似神兵天降，猛冲入旧书摊间，大呼小叫，手舞足蹈，即以书摊下铺的垫布，卷起摊上旧书，向卡车上乱抛。一时间，呵斥声、驱赶声、哀恳声、哭叫声，声声不断，竟至有当街下跪磕头求饶者，令人不忍触目。尚未罹祸者急草草收拾狼奔豕突，如风而散，看书者忽变作看戏，也觉无趣繁荣书市顷刻之间成为一片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