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朋友，得了癌症，他本来就是个医生，照理说他应该知道这病的性质。
他还不是一般的癌症，据他自己说他六个部位都在不同程度的癌变，言下之意就是全身扩散了。
他不停地辗转于上海、北京、广州求医，本来很富裕的家，被折腾的只剩下一栋房子。
他子女都成家立业了，而子女原本都是农村的，也没读到什么书，现在的工作全凭他的人脉搞到的，自然他在子女心目中就是天就是神，大家都知道医治就是浪费，但都不留余力倾其所有来满足他求生的本能。
我去看过他几次，每次在一起谈的都是他对治疗的设想，他坚信能找到病发灶，坚信一旦找到，切除了，也许就还能再活上几年或几个月。
就在他一天昏迷几次，大家都来诀别了，他还在谈论最新的治疗办法，千方百计叫朋友去搞一种叫“氯化镭”的针剂，据他所说，这是一种极强的放射性物质，注入人体后要不就立马死亡，要不就把癌细胞杀死。
我们走后，当晚就去世了。
回想当时的我，我那公司对于我而言就像我的父母、我的子女、我的生命一样，我非常的热爱它，过去的十二年时间里，这里的每个角落没一寸土地都洒有我的汗水。
公司的每一台机器甚至是部件，每一间房屋，每一处设施甚至是一个涵管一个下水道，我都了如指掌，都带有我的创意，我的灵魂我的思想包含在它们中间。
公司是遇到困难了，但我就像我那朋友一样乐观，我认为是可以转变的。
青海的事情不像我想像那么糟糕，和死伤家属谈妥了，结清现已发生的费用后，每人给二十万。
在常人眼里，我们是做得非常不错的了，他们毕竟是自己骑车在回家路上摔死摔伤的，甚至很多人都认为不关公司的事，但法律却不这样解读，却不这样支持，遇到类似的事只能自认倒霉。
对这样的结果，我是满意的，至少可以把事情了断，加上处理费用和已经发生的医疗费用护理费用二十几万，我和马总每家估计要付出四十五、六万，如果把事情搞砸了，自己少条路不说，损失在会两百万以上，因为我不可能拿回来投资的。
我主动的友好的和马总协商，我承诺我们承担一半的费用。
马总鉴于以前的合作，也不敢放弃我这个市场，说了一大堆感谢之类的话，并表示兄弟齐心协力共同去面对困难，这事算是翻过去了。
杨伟的对我冲击，主要是原材料转手这块，因为他的优势，我2006年几乎放弃了这个市场。
经营半成品业务利润率不是很高，但利润总额却非常可观，特别是那巨大的资金流量。
我们每月要向银行交报表，没有大的资金流量，报表都不好做，对我们而言，损失就在两个方面了。
银行老是追问：怎么销售额下滑这么多？利润怎么一直在减少？信贷员和分管信贷的一些领导，就常常来到公司，吃、喝、拿还在其次，每次还得我亲力亲为陪同，还得编造很多假账假话来应付。
对我而言，每说一句假话，我就感觉到自己的脸红了一点，非常的违心，而银行老大朱行长和我关系又不好，我时时处处都怕得罪他们。
杨伟的产成品，因为他没能力做细粒度的品种，更不要说超细的了，始终不能配套，小管进了他几个车皮以后，他要我细粒度产品来配套，我就加价，虽然小管一再威胁我，要去找替代厂家，我也没把他当回事。
我心里其实就恨他，再也无所顾忌地和他谈生意了，我们在价格轮番博弈中，合作过来了。
但我不是赢家，因为小管总打杨伟这张牌，因为小管有个“管氏磕头”理论，硬的我不怕，而软的好话往往又把我装进套里去。
我常常还是对他抱有“改邪归正”的幻想，因而也就一直被他牵着鼻子走，我们的产品一直降价，降到到我无利可图为止，我得到了市场却无利益，小管2006年却赚得盆满钵满。
小管其人，我真想给他写一本传记，他的性格，他的理念，他的不择手段、、、、就像上天特意派来整我的一样，没有一点我能接受的。
但他这些特征，在与外人相处中，他往往又非常的成功，就我这样对他知根知底的舅子，也常常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可想他的厉害？！
我们是同年高中毕业，我上大学了，他因中专差七分的成绩未能脱离农村，他家里不同意他再补习，当年就和我妹妹订婚，我父母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带他来见我，我极力反对那么年轻的妹妹就嫁人，被父亲痛骂了一顿以后，我再也不敢去插手妹妹们的婚事了。
在我读大学的那些年里，我和他就像亲兄弟一样，我也常常指出他不尽我意的地方，比如说他爱哭，他却说男人爱哭没有什么不好的，刘备的江山都是哭来的；我对他的伪装也很反感，他却说司马懿因为伪装得好，才留住了性命，才有后来司马氏的天下。
关于个性、人格、尊严等等，他的说法想法更是让我啼笑皆非。
我办企业以后，有一次我们订购一套设备上当了，花六万多买一台设备，等我们去提货的时候，发现被人宰了，给我们的估计只值六千左右的东西。
在全力力争无果的情况下，小管几千几百的在谈价格，我非常不耐烦，损失了五万多，就是能在设计好诈骗圈套的那个老板那里，谈回来几百块钱也于事无补啊？！
他却说：“如果他要我下跪磕头，每磕一次头，能降一百，我就会一直下跪磕头，磕上几百个。”公司以后就有“管氏磕头“理论了。
小管认为：人活着最主要就是要有钱，有钱就有一切，马克思主义也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穷鬼哪来的尊严地位？！
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这个“道”，他理解是“最简便的方法”，他说：“下跪磕头一次一百元，每天磕上三五百个不累吧？假如一直可以的话，一个月就是百万富翁了，农民一天能赚多少？打工一天能赚多少？妓女接一次客能赚多少？”
他还说只要我同意，他每天向我跪拜五六次，什么事不做，每次给他工资一百，搞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
他一回公司，身边就会聚集很多人，而只要我在场，就会对我洗脑，每次我只得无语的离开。
最近我却一直按着他的思想去反思自己，我觉得在自己所谓海纳百川的胸怀里，其实也有很多的虚伪，我遮盖很多矛盾，我隐蔽很多个性，在追求自身“儒商”的过程中，早早把自己和广大干职员工划了条鸿沟。
我觉得我是到改的时候了，我没办法要求小管改变，那只有我尽量按着他洗脑的内容去改变，公司是我的生命，而公司就离不开他这样的人，他可以虚伪，我也可以虚伪，他可以无赖，我也可以无赖，毛主席说：团结能团结的一切力量！我也不要去拘泥理念。
我们的银行贷款原来是扶贫贷款，年利率只有百分之三，但三年已经过去了，早已经转为正常贷款，目前年利率是百分之六点三，也就是说每年光支付利息就要六十三万，还有过时过节的打理费，总计每年不下七十万。
我感到要把这个包袱放掉，那块地已经抵押给了银行了，在当时房产市场低迷情况下，谁也没看到希望。
至于每年近两百万的税收，其实是有很大文章可做的，我只是想做一个能站在阳光下的企业，也想为我政协常委那顶帽子增添光彩，除所得税外，我从来没走过偏门，事实上，我每年合理避税百把万，根本没有人能找到我麻烦。
还有就是人员问题，因为产业的局限性，蛋糕不可能做的无限大，花大笔费用养一些所谓开发市场或技术攻关的人，毫无意义。
仔细想想，也难怪小管意见大了，我要动手术，只有下得了狠心公司才可能有救。
公司股份也要整合，很多股东，特别是小股东，投资就像高利息借款，他们没有与企业生死与共的觉悟，一有风吹草动，他们首先不是理解公司，他们首先是责问为什么，分红低了点就像欠他们钱没还一样，情绪写在脸上，我这个当家的，还的时时看看他们的脸色。
我理好思路，千方百计去做老婆的工作。
我要省下银行的利息，就必须还清银行的贷款，我能动用的资金，最方便最快捷的，一是把地卖了，一是找老婆和小蔡老婆了借。
为我那视如生命的公司，我也顾及不了以前给自己划的那道红线——不动用家里的钱，不挪用小蔡老婆的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