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分析，我们都会回到同样的结论。可是，知性活动的机构就不需要这样长篇细论了。只要考察其活动的结果就行。如所周知，知性虽然能够如此巧妙地处理无生物，但是一触及生物，便立即暴露了自己的无能。处理肉体的生命或心智的生命时，知性也使用不合其道的器具，严肃、笨拙而粗暴地处理。卫生学与教育学的历史已向我们充分显露了这种局面。想到我们最切要不变的关心点竟是保护身体、提升心魂的时候；想到谁都能轻易以自己与他人为实验对象的时候；念及医术与教育法的缺陷已变成明显祸害，而身受其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它愚昧的谬误弄得不知所从。显而易见，此一谬误的根源乃源自我们自己的冥顽不化，因为我们常把生物当做无生物处理，常把一切实体，尤其是流动的实体看成完全停止不动的固体。我们只有在非连续性、不流动的死物中才会觉得舒适安谧。知性的特征是不能了解生命的本性。
本能的本性
反之，本能是根据生命形式而成。知性以机械观念处理一切事物，本能则以有机方式看待一切事物。如果沉眠本能中的意识觉醒；如果本能不外化而成行动、却内化而为认知；如果我们询问本能，本能又能够回答，本能就会向我们显现生命最深层的秘密，因为本能接替了生命将物质有机化的工作。诚如我们所言，我们说不出有机化在什么地方结束，本能从什么地方开始。雏鸡用嘴啄破蛋壳时，是出之于本能。其实，雏鸡只遵从使它度过胚胎生活的运动而已。反之，在胚胎生活过程中（尤其在胚胎以幼虫形式自由生活的时候），常展开许多运动，而这些运动都须归于本能。由此观之，在原始本能中，最具本质性的实为生命过程。与生命过程相伴而生的潜在意识大多只在行为初生时显化；其后的过程皆不伴随意识，自我发展。意识只要能更加扩充，完全挖深自我，就会与生命的创造力合而为一。
生物体内有无数细胞朝一个共同目标一同工作，而且彼此分工，为自己而生，亦为其它细胞而活，维持自己，养育自己，并使自己再生，遇险则能采取适当的防御作用。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如何能将这些工作一一视为本能？不过，这些工作是细胞的自然功能，是细胞生命的构成要素。一窝蜜蜂组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有机组织，每一个体即使给予居处与食物，也不能孤立生活超过某一时期。观乎此，为何不能认为一窝蜜蜂在实质上（非在比喻上）乃为单一的有机体、每只蜜蜂都是一个由看不见的绳索与其它蜜蜂连结在一起的细胞？由此观之，使蜜蜂生存的本能如果不是与让细胞活命的力量融合为一，就是这力量的广延（aendue）。在这极端事例中，本能与有机组织的作用相同。
在同一本能中，其完成度亦纷杂多样。例如，在土蜂与蜜蜂中，其本能之差异便极为明显。两者之间有许多中间阶段，这些阶段均与其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相对应。同样的差异亦见于组织要素的功能中，组织虽不同，亦有些许近亲关系。无论本能或组织要素，都有根据同一主题演奏的许多变奏曲。但，主题的恒常性仍然很明显，变奏曲充其量只是主题适应环境的不同而已。
无论动物的本能或细胞的生命特质，都已显现出相同的知识与同样的无知，仿佛细胞对其它细胞只知与己相关者，动物对其它动物只知可供已用者一样。生命一且凝聚为一定的种属，除了与刚出生的种属有利害关系的两三处之外，即不与生命的其它部分接触。生命在此只好展开与意识和记忆相同的行为。我们已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整个过去都拉到自已背后。可是，记忆只把可以弥补我们现状的若干回忆引到现在来。因此，某种属对其它种属的某些特殊面只具有本能上的认知。这种认知来自生命的统一。生命的统一，借古代某哲学家的话来说，是与自己发生共感的整体。动植物的特殊本能显然是在异常环境中产生的。如果考察这些本能，就难免想把它们和记忆相比。记忆即使遗忘于一时，在紧要关头也会突然涌现。
不错，许多已发展的本能和原始本能的种种状态，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但是，以现在的解释方式，科学是否真能解释本能，不能无疑。因为本能和知性是出自同一根源的两种发展，而其方向有别。此一根源一方面闭锁于自我之中，另一方面又让自己外化，沉没在利用物质之中。此一同源异途的现象正显示两者基本上的不和谐，也显示知性不可能吸收本能。本能的特质无法用知性语词来表现，因此也不能分析。
天生的盲人如果生活在一群天生盲人中，除非知道他与远物之间的一切事物，否则不可能知道那远物的存在。视觉却可创出此一奇迹。当然可以告诉这盲人理由，说：视觉是光波振动网膜产生的，所以这终究只是网膜的触觉。不过，这种解释只是科学的解释，因为科学家的任务是借触觉的用语表明所有的知觉。我们曾在别的地方说过，知觉的哲学解释，即使在此可以称之为解释，在性质上也完全不同。本能也能认知远方之物。本能和知性的关系等于视觉和触觉的关系。科学除了用知性语词来显现本能外，一无所能。不过，在这做法中，科学并未深入本能，只制作本能的模造品而已。
此一现象只要研究进化论生物学的精巧学说便可了解。这些学说可归纳为两种类型，两者常常互相十扰。其一是：遵从新达尔文派的原理，认为本能是依淘汰作用保存下来的偶然变异之总和。换言之，有益的倾向，因胚胎的偶然因素由个体自然加以采纳，再由胚胎传给胚胎，进而经过同样程序，借偶然之力，把新的改善加到原有的倾向上。其二则将本能视为退化的知性。换言之，某一行为经种属或其部分成员断为有益之行为以后，终于变成一种习惯。这习惯由遗传承衍，而成本能。在这两种体系中，前者不致引起太大的争论，在陈述遗传的传衍上极为杰出，因为前者视为本能起源的偶变，不是由个体获得，而是内含于胚胎。然而，此一体系完全不能解释大多数昆虫所显现的灵敏本能，当然，这些本能并非一夕之间就达到目前这种复杂阶段，想必是进化而来。可是，依新达尔文学说，本能的进化是新品接连蒙受天惠与旧品相衔接，又不断累积才形成的。一般而言，本能的改良显然不是由单纯的累积而形成。其实，每次加入新品，都难免会搞乱一切，所以整体必须重新调整。这种调整怎能期待于偶然主力？胚胎的偶变确实会遗传，也能等待新的偶变来临，以促使它趋于复杂。再者，较复杂的形态中，没有生活能力的形态会遭自然淘汰去除。但是，本能的生命必须产生出复离又有生活的形态才会进化。这种复杂化有时只有在新因素加入后带来旧因素的全面变化，才会发生。这种奇迹没有人敢说是偶然之力造成，因而只好求助于知性。一般认为，生物所以能在自我之中展现出高度本能，多多少少来自意识的努力。如果这样，就不能不承认习得的习惯可以遗传，而且这习惯会以足以确保进化的规则性遗传下去。这种说法当然十分可疑。以动物的本能而言，我们纵使可以把它归之于借知性获得，又可遗传的习惯，也无法把这种解释方式扩充到植物世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在植物世界里，奋勉之力尽管有时会意识化，但决非知性。藤蔓如此精确地使用卷须攀援而上；兰科植物为借昆虫受胎，运作得多么精妙。看到这种情形，怎能不认为这些全是本能呢？
虽然如此，我们并不是说必须完全放弃新达尔文学说和新拉马克学说。前者认为进化非个体传至个体，而是由胚胎传于胚胎，这是正确的。后者认为本能的根源有一奋勉之力，此亦无误（但依我们所见，此一奋勉之力与知性的奋勉之力完全不同）。可是，前者认为本能的进化乃一偶然进化，恐非正确；后者以作为本能根源的奋勉之力乃个体的奋勉之力，亦恐非是。一个种属能改变本能，又能自我变化，这种奋勉之力当有其更深意义，既非仅依存于环境，亦非仅依存于个体。这种奋勉之力纵有个体的协力，亦非仅依存于个体的自发性；纵使偶然于其中占有莫大成分，也非全是偶然。
其实，比较各种膜翅类展现的同一本能之种种形态，我们所得的印象未必就是各种要素累加后，日趋复杂的印象，也不是一系列装置沿着阶梯，排成一列、逐渐上升的印象。一般而言，所得的印象至少会让我们想起一个圆周。各类变种都从圆周上的点显现出来。所有变种皆凝视同一中心，循其方向努力。但每一变种都只能因应自己的手段接近中心，也只能因应中心照亮每一种属的程度接近中心。换言之，本能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完整的，多少有点单纯化。单纯化的方式，更分歧多样。另一方面，本能宛如攀登阶梯，只朝一个方向复杂化，其中似有一种规则的层阶，但是依本能直线分类的种属，彼此未必有亲属关系。近年来，曾就各种蜜蜂的社会本能进行比较研究，依其研究结果观之，美利波尼蜂的本能在复杂性这一点上，居于彭毕尼蜂的原始倾向与蜜蜂圆熟的智力之间。但是，美利波尼蜂和蜜蜂并无亲属关系。这种社会复杂化的程度似乎跟附加要素的多寡无关，反而和我们听音乐的某一主题很相似。起先主题转到相似的一些音调，接着以这些音调为基础，奏出种种变奏曲，有的极其单纯，有的则巧妙无比，原来的主题到处可闻，又处处没有，简直无法用表象的语言来表现。当然，这在根源上并不是思考的，而是感受的。观察某种胡蜂类刺虫致麻的本能，也可以得到同样印象。如所周知，有麻搏能力的膜翅类昆虫产卵在蜘蛛、独角仙、螟蛤等身上。这些虫先接受胡蜂的精巧外科手术，所以会好几天活着而不动，做胡蜂幼虫的新鲜食物。各种膜翅类仅刺猎获物的中枢神经，使之不能动弹，又不至于死，这时膜翅类可视饵食的种类，以决定自己的做法。土蜂袭击塞特尼亚甲虫的幼虫时，只剌一点。这一点乃是运动神经节汇聚之处，也只有这儿有运动神经节。若刺其它神经节，甲虫的幼虫难免会死亡或腐烂，所以必须避免。黄翅的地笼蜂选择蟋蟀为猎物，它知道蛾蟀有三个神经中枢，以活动三对脚。地笼蜂先刺蟋蟀的颈下，接着刺前胸的背后，最后才刺胸腹之交。安摩菲拉蜂接连剌螟蛉的九个神经中枢，最后衔着螟蛉的头，轻轻咬住，使螟蛤麻痹，但不致于死。普遍的主题是“必须让饵食麻痹，不至于死”。变奏曲乃从属于开刀对象的结构。当然，开刀未必完全成功。最近研究知道，安摩菲拉蜂有时不让螟蛉麻瘁，径自杀之；有时则使它麻痹一半。本能也与知性一样容易犯错。本能时也会显现出个别差。有人说，地笼蜂的本能是由知性的暗中摸索获得，事实决非如此。即使地笼蜂经长期的摸索已知道刺什么地方会使猎获杨不动，向脑髄施行什么特殊手术会使饵食麻痹不至于死，也不能假定如此确实认知所获致的特殊要素会经由遗传规则地传衍下去。如果在我们目前所有经验中只有一个这类遗传的无可否定的事例，一定不会有人反对获得形质的遗传。事实上，后天习得的习惯即使真能遗传，其遗传方式也是不确定、不规则的。
所有的难处皆来自我们用知性的语词表现膜翅类的智力，这样我们即须把地笼蜂比做昆虫学者。昆虫学者以认知其它一切昆虫的方法来认知螟蛤，亦即不带与自己的生命相关的特别关怀，仅从外侧认知螟蛤。因此，地笼蜂也和昆虫学家一样必须逐一学知螟蛤的神经中枢位置——至少必须先刺一刺，以试其成效，才实地认识了它们的位置。然而，如果假定地笼蜂和它的猎物之间有一种共感，而这共感会从内侧教地笼蜂该刺螟蛤的什么地方，那情形可能就不相同了。对要害的直感并非得之于外在的知觉，而是在两者面对面时产生的。这时，地笼蜂和螟蛤已经不是两个有机体，不如视为两种活动。这种直感可说具体表现了两者的交互关系。科学理论不能求之于此一考察。科学理论不能使行动优先于有机组织，也不能使共感优先于知觉和认识。再说一次，是哲学在此毫无所见，还是科学任务的结束即为哲学任务的开始？
科学把本能视为“反射的复合”，或视为由知性习得的自动装置一习惯，或视为由淘汰作用累积、固定的偶然优点之总和。总而言之，科学不是把本能完全分解为知性的种种行为，就是把它分解为由零件组成的机器，而这机器是由我们知性组合的。不错，这确是科学的任务。科学不在于如实地分析对象，而是把对象翻译成知性的语词，提供给我们。但是，科学本身已促使哲学从别种角度观察事物。如果现代的生物学还停留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仍把生物系列看成一直线，认为生命已朝知性进化，因而必须通过感性与本能，那我们就有权利说，我们的知性已调换以前低微的生命形态，即使把这些形态嵌进知性的框架中也不会变形。可是，生物学最显著的成果之一就是显示：进化系沿分歧系统发展。我们在其中两个系统~一主要系统——的末端，以几近纯粹的形式发现了知性与本能。这样看来，本能怎能分解为知性的要素？怎能用完全知性的语词表现？难道没有发觉提出知性的事物或绝对可知的事物，是回归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论吗？不错，就像遇到无底深渊一样，与其停在本能前面，倒不如回头走。本能虽然不属于知性领域，却也不在精神领域之外。在情感的现象和没有反省的共感与反感中，我们虽然茫茫然出之以知性过分渗透的形式，却也在自己内部体验了昆虫依本能行动时在意识中所发生的事情。进化使根源上互相渗透的要素发展到极限，也使它们互相分裂。更适当地说，知性是一种能力，能使空间上的一点与空间上的另一点互相结合，也能使某物象与别的物象发生关系。知性可运用在任何事物上，却经常停留在事物之外；论及某种深邃原因时，知性也只能看到这些原因分散到并列的结果上。无论什么力量显现在螟蛤神经系统的发生上，我们的眼睛和知性仍只能看到这力量已排列在神经和神经中枢上。的确，这样我们就可以掌握住这力量的所有外在结果。其实，地笼蜂只掌握了一点点与己身有利害关系的结果，至少从内在掌握了这结果。但是它掌握的方式并非依据认知过程，而是依照直观。这与其说是表象的直观，倒不如说是体验的直观。这种直观与我们所谓预言式共感近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