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生命喻为跃动时，确实会发生这种疑问。若从物理世界借用意象，则没有一样东西能像跃动那样获得近似生命的观念，所以生命只能喻为跃动，但这只是意象而已。其实，生命属于心理秩序。心理的本质乃在于内含互相渗透、错综的多数项。明确的多数当然是在空间才有可能，而且只有在空间才有可能。在此，某一点绝对在另一点的外面。但纯粹而空虚的单一性也只有在空间才能遇见。这是数学点的单一性。抽象的单一性和多数性要受空间限定，属于知性的范畴，因为空间性和知性彼此互相模仿。但有些心理性的事物不能完全吻合空间，也不能完全纳入知性的框架。我的人格在某一刹那是一，还是多？如果我的人格是一，则内在的声音会显现，表示抗议。这是分化了我个性的感觉、感情与表象的声音。可是，如果我认为我的人格是多，我的意识会同样起而造反，我的意识主张，我的感觉、感情和思考是我对自己所做的抽离。所以我的每一状态都包含着其它所有状态。由此观之，我是多的一，也是一的多一只有知性才有语言，所以无论如何必须采用知性的语言。可是，单一性和多样性是知性向我展现其范畴，以模仿我人格的景象。我既不入单一性，也不入多样性，而且不会同时进入两者。单一性和多样性若结合为一，就能近似地模仿在自我底层显现的交互渗透和连续性。我的内在生命就是这样，一般生命也是这样。生命与物质接触时虽然可以与冲力或跃动比较，但由此所见的生命是无穷的潜力和几千万种倾向的相互蚕食。这些倾向只有在彼此疏离，亦即在空间化的时候，才能有“几千万”。与物质的接触决定了此一分裂。物质使潜势上的多实际分裂。在这意义上，个别化有些部分是物质所为，有些部分是生命本身内含物造成的结果。诗情在每一节、每一句、每一字显明自我时也一样。诗情本来就合有这种多样的个别要素。但创出这些个别要素的可以说是语言的物质性。
然而，单一的灵感已形成诗的整体，贯通字、句、节流动；同样，在分离的个体间，生命依旧是循环的。分化为个体的倾向处处都受到联合的敌对互补倾向抗拒，同时也获得完成。就像生命此一多样的单一性（多之一）被引到多样性的方向上时，生命即致力向自我收缩。部分分离后，又想回归于整体，即使不能与其它一切结合，至少也跟最接近的结合。于是，在生命的一切领域中，个别与联合之间遂产生均衡。个体并列形成一个社会。但社会一形成，即令并列的个体融合于一个新的有机体中，如此社会也成为一个个体。这个体进而成为新联合体的构成员。在有机体的最低阶段中，我们已发现真正的联合体，这就是微生物的群体，如果肯相信最近的研究，我们在这些联合体中会看到形成核实而成为个体的倾向。同一倾向亦见于较高阶段，如原生植物即是。原生植物从母细胞分裂后，仍然由覆盖表面的明胶质结合。在原生动物中，情况亦同。原生动物最后终于使原先纠缠在一起的伪足结合为一体。至于高等有机体的发生，即有“群体”说，此为众所周知的事。依此说，单一细胞组成的许多原生动物已互相并列，形成若干集合体；接着这些集合体彼此接近’创出集合体的集合体。于是从几乎未分化的要素有机体之联合中产生了日趋复杂、又逐渐分化的有机体。这学说采取这种极端形式，以致引起严厉的驳斥。认为多生现象乃是例外异常的事实，这见解已越来越有力。可是，所有高等有机体看来仿佛是细胞彼此分担工作又联合在一起才产生的。其实，并非细胞联合后创出个体，而是个体分裂后形成细胞。由此可知，个体的发生附有社会形态，看来仿佛个体为了能够发展，才促使其实质分裂为要素，而这些要素又带有个体性的外观，并借社会性的外观互相结合一样。自然在两种形式中摆动，不是想形成一个社会，就是想创出一个个体，这种情形为数不少。这时，只要有一点点刺激，天秤就倾向一方。例如取喇叭虫这类相当大的纤毛虫类切成两半，每一半都含有半个核。这时，这两半会分别再生为一只独立的喇叭虫。如果分割不全，两半之间仍有原形质流通，这两半便相连如故，互相影响。因此，生命就凭一线相系或完全切断，而采取社会形式或个体形式。由此观之，在单细胞组成的原基有机体外，我们已经确认，整体所显现的外表的个体性是数目不定的潜在个体悄悄联合而成的复合体。同一法则，从生物的最低系列到最高系列都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可以这样表现：单一性和多数性是无生命物质的范畴。生命的跃动既不是纯粹的单一性，也不是纯粹的多数性。生命的跃动与物质接触时，物质会促使生命跃动选择两者（一与多）之一，但这选择并非决定性的。生命的跃动，无限地从一方跃向另一方，因此在个体性与联合此一双重方向中的生命进化全非偶然。它已植根于生命的本质中。
通往反省之路也是本质的。我们的分析如果很精密，则在生命根源的便是意识，甚或也可以说是超意识。意识或超意识是火箭，燃尽的壳又变成物质落下。进而，火箭本身的残遗部分仍是意识。这意识会穿过燃壳，照亮它，变成有机体。不过，这意识是创造的要求，所以有可能创造时，就会对己显化为意识。这意识在生命堕于自动性时，就沉眠不醒。选择的可能性一出现，意识便觉醒，因此，在没有神经系统的有机体中，意识会随有机体自由进行的运动能力和变形能力而变化。在有神经系统的动物中，意识则与感觉系络和运动系络交叉的十字路——大脑的复杂成正比。有机体与意识的此一连带关系当做何解？
对于以前著作所追求的，我们不必详论，只须想起下列现象即可。据某学说说，意识与某特定神经有关，并从这些神经的作用中像磷光一般散发。这学说因分析细密，也许可获学者定。这是一种适当的解释方法，但也仅仅如此而已。其实，生物已形成活动的中心，显示出潜入世界的量之偶然性，亦即量的可能活动——此量随个体而变化，更随种属而变化。某动物的神经系统描绘了行动所趋的柔软路线（但可释放的潜能与其说蓄于神经系统，不如说蓄于筋肉之中）。动物的神经中枢随其发展与形状而显示此动物所选择的范围大小一即所能选择的行动有多复杂，数目有多少——生物所能选择的范围越大，分配的活动量越多，意识的觉醒便越完整。以此观之，意识的发展显然以神经中枢的发达为准则。另一方面，所有的意识状态在某一层面上乃是向传递运动的活动提出的问题，也是解答这问题的端绪，所以心理现象大都有大脑皮质的机构作用牵涉其中。以此观之，意识看来仿佛自大脑涌出；意识活动仿佛连细部都取范于大脑活动。其实，意识并非从大脑涌出，倒不如说大脑和意识彼此互相对应，因为两者是相当的，大脑利用其复杂结构，意识则利用其觉醒的强度，来显示生物自由选择之量。
大脑的状态只表现心理状态中刚产生的行动，而此心理状态则与大脑状态相应。因此，心理状态比大脑状态更能详细显示此一行动。我们曾在别处尝试证明生物意识与大脑的连带关系，这关系有如刀与刀尖的连带关系。大脑是锐利的刀尖。意识经由这刀尖侵入各类事件的细密组织中。但是，一如刀尖并非具有与刀同样的广延性，大脑也未具与意识同样的广延性。因此，猴脑和人脑虽然极其类似，却不能以同样的尺度来测度与二脑相对应的意识，而且与二脑相应的意识也不能加以比较。
其实，这二脑并不像一般想象那样类似。能力最强的动物，例如猿猴，其组合新运动的能力也要受到显著限制，但是人类却可以学得各种技艺，可以制作任何物品，总之，也可以学得任何的运动习惯。对此事实怎不令人惊叹？其中即含有人脑的特征。人脑和所有的脑一样，是为组构各种运动机构而创出的，也是为了让我们能选择其机构之一，才借点火作用以展开运动而制作的。但是，人类所组构的机构数目，以及人类所选择的点火器数目，皆为无限。就这一点来说，人脑跟其它动物的脑迥然而异。受限制与无限制之间有如闭锁与开放之别。这不是程度之差，而是性质有别。
人性
因此，动物（最聪慧的动物亦然）的意识和人类的意识有基本上的差异，因为意识与生物可以自由运用的选择能力正相对应。意识与现实行动周围的可能行动之晕轮，有同样的广延性。意识与发明同义，亦与自由同义。在动物中，发明只是以平时动作为主题的变奏曲。动物被闭锁在种属习性中，不过可借富有个性的创意扩展习性的范围。然而，动物只能在瞬间脱离自动性，而这瞬间也只是创出新自动性的瞬间。牟狱之门以为已经开放，但很快又关上了。动物虽然拉开自己的锁链，但充其量只能拉长而已。到了人类，意识才真正切断锁链，在人类，也只有在人类，意识才使自己获得了自由。生命的历史在过去是意识意欲提升物质的奋斗史，也是物质复落在意识之上，几乎完全压碎意识的历史。这意图是反讽的——可是，我们在此不是以此比喻，而是就意图或努力而言。问题乃在于如何从必然性之物质创出自由的器具，如何制作超越机构的机构，如何利用自然的决定论穿越自然决定论所布下的罗网。可是，在人类以外的地方，意识不管在那里都想脱离网罗，反为网罗所困。意识成了自己所设机构的俘虏。意识想把自动性引到自由的方向，自动性却缠住意识，拖着意识。意识无力逃离自动性，因为意识为行为储存的能量几乎全耗在维持意识引入物质后的均衡状态上，而此状态无比微妙，在本质上却极不安定。人类不仅要维持自己的机器（身体），还可任意帮助这机器。所以能有此成就，乃因人脑非常优秀所致。由于大脑的关系，人能够构造无数的运动机构，不断使新习惯与旧习惯对立，并让自动性发生内部分裂，再加以控制。人所以有此成就，是因为人有语言。语言把非物质的身体提供给意识作为肉体的场所，好让意识不必完全依存于物质的身体。不然的话，物质的身体会将意识拖入物质之流，旋即并吞之。人所以有此成就，是因为人有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就像语言储存思想一样，储存许多奋勉之力。如此，社会生活才能稳定平均的水准，使个人一下子提高到这水平，并利用这最初的激励，使凡人不致沉眠。杰出者更杰出。可是，我们的大脑、社会和语言，只是同一种内在优越性的不同外在表征而已；并且分别道出生命在进化瞬间所赢得的惟一例外成就；也指出人类别于其它动物的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别。由此可推测得知，当生命踏上可使自己跃动的跳板末端时，其它生物看到网罗高张，就退了下来，只有人类跃过了障碍。
在这极特殊的意义中，人类是进化的“末端”与“目的”。如前所言，生命不仅超越目的性，也超越其它范畴。生命在本质上是穿过物质涌出的水流。这水流尽量从物质中引出东西来。就其本义而言，生命并无预定的目标与计划。在另一方面，人类以外的自然界并非为人类而存在，这是极其明显的。我们跟其它种属一样战斗，我们也向其它种属战斗。总之，生命进化在过程中如遇到别的偶然，从而生命之流也会采取不同的分歧形式，我们不管在身体上或精神上势必跟现在的我们相当不同。从这种种理由来看，如果认为我们现在所见的人类是进化运动中预先形成的，那就错了。我们甚至不能说人类是进化全体的终结，因为进化是沿着许多分歧路线进行的。人类纵使站在这些路线中某一路线的终极点，其它路线也有其它种属抵达其末端。我们是在完全不同的意识层面上才把人类视为进化的存在理由。
就我们的观点来说，以整体而言，生命似是从中心点扩散的巨大波涛。这波涛停在它圆周的所有点上，并在停止点上转换为振动。只有一点，障碍被摧毁，冲力得以自由通过。人类形态所记录的就是此一自由。人类以外的其它地方，意识都走进了死胡同。只有人类，意识才朝自己的道路前进。人类纵使不能携带着生命所含的一切前进，也能无限地继续着生命的运动。在其它的进化路线上，生命所含的其它倾向已往前行进。因为一切都互相渗透，人类当然也保持了这些倾向中的部分，但为数极少。这就像一个未确定的模模糊糊的存在，这存在可称为人或超人，这种人或超人在努力实现自我之时，必于途中放弃其自体的一部分，才能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这些被舍弃的部分即由其它动物或植物表现出来，至少已表现在两者的积极层面及不屈于进化之偶然层面上。
由此观之，自然向我们展示的不和谐景象意外地柔和。有机世界全体都化为土壤；人类、或者在精神上类似人类的生物，都会在这土壤之上成长。跟人类相距甚远，甚至是人类之敌的动物，依然是我们最有用的旅伴。意识让这些旅伴背负自己携带的障碍物。由于这些旅伴之助，意识才能随着人类登上最高之处，由此俯视眼前展开无边无际的地平线。
意识不仅在途中扔下碍手的行李，也必须放弃贵重财宝。就人类而言，意识首先是知性，进而是直观。直观和知性是意识作用的两个相反方向。直观向生命方面前进，知性则走向相反方向。因此，知性自然须受物质运动所限。若有完美无缺的人性，则意识活动的这两种形态势必都臻至十分发达的阶段。这种人性和我们的人性之间有许多可能的中间阶段。这些中间阶段均与知性和直观一切可以想象的程度相对应。其中含有我们人类精神结构的偶然性所扮演的角色。另一种进化或许已达较具知性的人性，或者达到较具直观力的人性。其实，在我们所隶属的人性中，直观几乎全成了知性的牺牲品。为了征服物质，恢复自我，意识必须用去大半力量。为了特殊条件下完成征服之欲，意识必须使自已适应物质的习性，使自已的所有注意力集中在物质的习性上。总之，意识必须先把自己当做知性加以限定。当然，其中仍含有直观，但这是模糊的、更是非连续性的直观，是几乎快要熄灭的灯火。即使偶尔会燃烧起来，也只持续瞬间而已。但是，这灯火会在生命的关怀发动时燃烧起来；并把摇曳的微光投到我们的人格之上、自由之上、在整个自然界中所占的位置之上、起源之上，也许还会投到我们的命运之上。虽然是微光，却能穿过知性所不顾的黑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