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級一个星期四的早晨，我照例在教室早自习，手里拿着语文课本心猿意马的朗读，眼睛却不时偷偷瞄窗外的小路。一条斜坡黄泥路被雨水冲得沟沟壑壑。高高耸立于路侧的枫树、喜树，墨绿的枝叶遮住刺眼的阳光。三三两两的同学们正背着书包，手上提着腌菜瓶步向寝室。住校生，每星期三下午放学回家拿菜。我们毕业班回去拿了菜还要赶回学校上晚自习，早自习就快下课，还没见二妹的影子。
终于，我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留着齐耳短发学生头的二妹，个子也小小的她，今天穿那件我前两年的草绿色外套，蓝色的毛料西裤有些短，齐到脚踝上方，黑色宽肩带的保健书包是父亲从GD买回来的。她正和邻居舒梅一起说说笑笑地走来。她也看到我在望她，提高手上的腌菜瓶冲我笑。铃声一响，窗外的二妹把腌菜瓶放到我课桌上，还递给我一个胶袋。“这袋是什么？”我接过二妹手上的小胶袋诧异地问。
“爸爸熬的糖粑，带几个给你尝。”二妹说完就朝她的教室那边走去。我实在搞不懂，母亲找不到合适的胶袋，居然拿洗衣粉包装袋来装糖粑。我打开一瞧，一个一个圆圆的米糖粑溶作一团粘在胶袋上。为解馋，也只好躲在课桌边干掉这团甜甜的米糖粑。
第二天上午课后，我看到有几个男同学在吃糖粑。听他们说，一块钱四个，卖糖人就在教学楼侧面。心想是父亲在卖吗？我扶着墙探着头往那边瞅，果然发现蹲在教学楼侧面的父亲，侧墙边的风很大，风中的他两手紧紧环抱。原来他把糖粑带到学校来卖了。我假装不知道，不想让同学知道是我父亲在卖糖。因为学校小卖部老板是管纪律的陈老师家属，他们一般不允许其他人来学校卖东西。亲眼见过陈师娘与学校下面村的阿姨大声对骂，不让那个阿姨来学校卖零食。陈老师的女儿也在我们班，怕她告发，我难堪。
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周六下午回家，父亲埋怨：“你们学校的陈老师太霸道！买卖自由嘛，我去卖几个糖粑都不行。还赶我走，不准在学校卖东西。卖了两三天生意还不错，一天也能卖十几，二十块钱。唉！就是不让卖。”父亲很惋惜地叹气。
慢慢经过摸索和尝试，父亲又做出芝麻糖、花生糖。虽然卖相不及人家贬卖的白，但吃起来很甜。而且无任何添加剂。我们有空就帮忙剥花生，花生壳用姨母家的铁碾槽碾成粉末掺在猪潲里。
附近的小学中学父亲都去过，卖一次被赶一次，也不好再去。于是，让母亲挑糖去远一点的村子里卖。母亲这个周末叫上二妹一起去。等到天黑时分，她们回来了。二妹兴奋地告诉我们：“今天运气真好，糖快卖完了。”母亲说，桶里只剩一斤左右的芝麻糖。挑出去的糖也换了一些大米回来。父亲很高兴。好卖，他还继续做糖卖。父亲说熬糖卖，猪也有糖糟吃，糖糟喂猪长膘。真盼望那两头猪快长肥。
又是一个周末，这回母亲让我跟她去。母亲挑着一担大白锑桶出门了，里面装着糖粑粑和切成一小片的芝麻糖。母亲说，今天去村下游的管山大队那一带，我拿着一杆称跟在母亲身后。弯弯曲曲的田野小径，齐膝高的野蒿草开始泛黄，大锑桶扫过一路的野草。山脚下的小溪蜿蜒在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间。田埂上的丝瓜藤蔓爬满小溪上方的枝架，瓜蔓野草缠绕在一起，一朵朵结着小丝瓜的黄花缀在翠绿叶片间。枝架下悬挂许多大小不一的丝瓜，有的青绿，有的已经老得变黄。路边稻田里，稻穗已开始弯腰低垂，有的刚抽穗。湛蓝的天空飘浮着洁白的云朵，像棉絮、像绵羊。我深吸着散发青草味的空气。阳光如此温暖地洒在我们身上，挑着担子的母亲已微微冒汗。经过我家印子嘴那个弯丘田的田埂上，母亲双眼扫视高高抽穗的禾田，田里还有水，她那黄黄的布满雀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跟着母亲走进一个又一个陌生的村落。
“卖糖喽！卖糖喽！……”每进一个村子，母亲就朝有人闲坐的台阶边放下肩上的担子吆喝。
“糖怎么卖呀？”
“三筒米换一斤糖。”
“斤米换斤糖，怎么是三筒米换一斤糖？不合道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奶奶不屑地说。母亲见有人这样讲，就马上改口，笑着说：“好，好。三斤米就三斤米，过来买过来买。”有个年轻的妈妈称了一斤糖粑和一斤芝麻糖，终于开称了，我们都很开心。
我只跟着母亲走，也不知道走到哪里？只觉得已经离家很远，望着眼前陌生的村庄、陌生的山、陌生的小道。我担心地问母亲：“这是哪里？你记得怎么回家吗？”
“路在嘴上，还怕回不了家？”母亲自信地告诉我。我真不及二妹旺财，上午走到下午，穿过好多大大小小的村子。问的人多，买的人少。眼看天色渐渐变暗，母亲无奈地说：“我们穿过这边从联合村回家吧。”
直到望见羊里凹那轮熟悉的落日，我才算放心。走在回家的马路上，遥望我们灯光逐亮的岭水村，暮色下归圈的牛儿，田梗上晃悠着一担担水桶。暮色渐浓，他们都归家了。我们也加紧脚步。
父亲在家陆陆续续熬出一锅又一锅米糖，我们自己吃的比卖的还多。折腾几个月，他们没少吵架。做寸金糖，刚出锅的糖汁要趁烫一边拉糖一边摘成一寸长的糖段。手要很麻利，慢了，糖就变硬，拉不动。一颗颗炒好的花生米上糖也需眼疾手快，父亲端起锅里的热糖浆注入竹簸箕里的花生米堆上。母亲用铲子赶紧翻拌，很快糖浆就起砂变硬。父亲生气的吼：“没鬼用，手和脚一样。要快速翻动才能上糖均匀。”
卖糖没赚到什么钱，却让我们姐妹大饱口福。猪圈里那两头猪，它们也有口福，有糖糟猪潲吃。临近过年，父亲卖掉二三十只已长大的三黄鸡。
“明年还是去广州，在家做什么都不成道。”父亲无奈灰心地叹气。
父亲年初，借了五百块钱给干外婆的二女儿柳悦儿买房子。其实父亲极不想借，我们家哪有闲钱借给别人呢？那是我和二妹的学费。在广州做工几个月还能挣上几千块。熬糖除去本钱，用父亲的话说，叫两毛无毛。
明年我就中学毕业。父亲去GD前叮嘱我：“家里剩下的钱只够交一个人的学费，另一个暂时没现钱，要你娘找柳悦儿讨回那五百块。不还就要她找干外公去学校，他认识老师，要他找老师代言领书。”
开学了，母亲去粮站找干外婆的二女儿柳悦儿，但两手空空回来了。她答应会想办法让我们都领到书。我很矛盾，眼下只够一个人的学费，我闪过一个念头，不如我辍学算了。初二级以来，我的成绩下降很多，七科平均分才七十分。落下太多估计追不上去，也不想追。就算初中毕业又怎样呢？考不上公办师范，上高中要很多钱。我们家根本负担不起。历届毕业，两个班七十人才升一个师范生，我这么差的成绩想都不用想。二妹初中才上一个学期，她还太小，不如让她领书吧，我打定主意。
晚上，母亲和我们商量交学费的事，那个柳悦儿压根就没去学校。二妹说不读书了，她要辍学。我也说不想读书。那头队里和二妹同年出生的舒花、黑莲、分田，她们去年就已辍学。所以二妹也不想读书，让给我读完初中毕业。母亲不敢让我辍学，因为父亲一直认为我很优秀，我是他的希望。她们都坚持让我明天拿着钱去学校注册领书。我很想就此辍学，但又惧怕父亲。我揣着几百块像揣着一团炭火。焦虑、愧疚充斥着我的心。二妹真的要辍学了吗？才十三岁多的她停学了，能干什么呢？天天在家放牛吗？暑假老是摘球草的她，晒得黑不溜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