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何叔衡的代表资格问题，只有张国焘一人在《我的回忆》一书中拒不承认。但由于张国焘提出的理由并不充分，而且其说法也无其他当事人回忆或当时文字记载的印证，因此，研究人员认为应予以否定。最终，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认为，党的“一大”的国内出席者有：李汉俊、李达、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陈公博、包惠僧13人；另有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共计15人。
蔡元培为何帮陈独秀制造假文凭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全文后附履历一份：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这份公函1月11日发出，13日范源廉就签发“教育部令”第3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
蔡元培急急忙忙办理陈独秀的任职手续，一方面，是北京大学文科的工作急需学长，另一方面，也是有点心虚，怕教育部不同意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因为公函中所附的陈独秀“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履历，都是假的，也可以说，是蔡元培为应付教育部的官僚而为陈独秀编造的。
陈独秀根本就不曾毕业于什么日本大学。陈独秀一生5次东渡日本，每次在日本的逗留时间都不长，没有接受过日本全日制普通大学的学历教育，更没有在所谓“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1901年10月，陈独秀首次赴日留学，先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补习日语，就读于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
陈独秀第二次东渡日本，是与潘赞化相伴进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陆军科。陈独秀与同学汤尔和都关心时事政治，遂结成好友。汤尔和尤为赏识陈独秀的胆识和为人处事，埋下十几年后推荐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伏笔。1906年暑假，陈独秀第三次到日本，与苏曼殊结伴，纯属暑假旅游。暑假过后，陈独秀和苏曼殊一起回国，在皖江中学任教。陈独秀利用“芜湖图书社联络党人，进行革命活动，被人告发，巡抚恩铭‘欲穷治之，羽书连下’，陈独秀被迫于1907年春又到日本东京，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这是陈独秀第四次到日本，而且也是“被迫”。1914年7月，东渡日本，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这是陈独秀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去日本。陈独秀一生虽到过日本5次，但没有进入过“日本东京日本大学”，完全不可能“毕业”。
另外，陈独秀没有担任过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职。安徽公学的前身是安徽旅湘公学。1904年冬，迁回芜湖改名为安徽公学。陈独秀是迁校的积极倡议者和推动者，热心推动安徽旅湘公学迁回芜湖，改办为安徽公学，但陈独秀并没有在校内任职。这一时期，他一方面热衷编辑《安徽俗话报》，另一方面躲在蔡元培租来的房子里，天天跟随杨笃生等人试验炸药，研究暗杀。陈独秀与蔡元培因此相识并结下友谊。陈独秀也没有担任过安徽高等学校的校长。安徽高等学校由陈独秀主持创办，但陈独秀只担任过教务长，没有担任过校长。
陈独秀也强调自己没有“学位头衔”，“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蔡元培之所以要拿这么一份不确切的履历递交教育部，目的就是要保证陈独秀顺利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时的北大以守旧的传统而出名。教授和学生们多声名狼藉，时常放纵于赌博或嫖妓。蔡元培是抱着整顿北京大学的决心出任校长的，而且立意从文科整顿做起，延聘教员从聘请文科学长开始。文科学长不但必须是“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还必须具有革新的思想，勇于“整顿”的革命的精神。陈独秀当时“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
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后，果然不负蔡元培的厚望。蔡元培说：北大的整顿，始于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以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如果陈独秀不任北大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肯定不会在北大。五四运动恐怕也就不会发端于北大了。
陈独秀不尽确实的履历，若放在今天肯定会被认为是造假，但对历史事件，应当放在当时的条件下去理解。
鲁迅与周作人为什么失和
鲁迅是家中的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二弟周作人，比他小4岁；三弟周建人，比他小7岁。从1919年起，收入丰厚的鲁迅将母亲、二弟全家与三弟全家都接到了他在北京八道湾购买的一所大宅院，一大家子人开始和睦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四年之后的1923年，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却意外地断了交，绝了情，搬出了八道湾，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中国文化史上周氏三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真是了不起，特别是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年纪差得不是太大，周作人的成长都是由他的兄长鲁迅一路引导，鲁迅不但负责这个家庭的物质生活，还负责引导弟弟们的精神方向。鲁迅到南京上学，也把他的弟弟接到南京上学，鲁迅去日本留学，后来也把他的弟弟带到日本留学，在留学过程中以及回国之后，兄弟两个人并肩战斗，一块写文章，一块做学问，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名的先锋健将，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弟弟周作人还比鲁迅名气更大一点。那个时候，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很多人后来才知道周作人有一个哥哥，他的学问也不错。比如后来成为著名武侠小说家的白羽，年轻的时候仰慕周作人，写信要求拜见，有一天到府上拜见周作人，结果周作人不在家，鲁迅出来接待他，说我是周作人的哥哥，我跟你谈谈吧。白羽说，既然他不在家，跟你谈谈也行。周树人问他喜欢读谁的小说，白羽说一个人是冰心，一个人是鲁迅，周树人说鲁迅就是在下，白羽这才对他很尊重。很长时间内，周作人名气更大一些。谁也不会想到，这样好的兄弟，思想感情这样接近的兄弟，最后会分裂、分手，会绝交，所以我想是不是因为感情太好了，上天嫉妒，也许是命里注定，结果他们由不分彼此，最后发展为终生不再来往。
鲁迅与周作人为什么会失和？这已经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大悬案和鲁迅研究的一大谜团。人们想象不出：本来最为亲近的兄弟两个，最终会绝交，终生不再往来。更为不解的是，两人绝交之后，绝口不提此事，怨恨之深，难以自拔，切肤之痛，难以忘怀。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周家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人能完全搞清楚。尽管有人收集了很多材料，努力想搞清楚，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但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很多材料不完整，没有办法彻底查个水落石出。表面上看来它是家庭纠纷。因为周家是一个大家庭，用今天的话说，经济核算是一笔糊涂账。鲁迅的收入很高，他直接把钱交到家里，但是兄弟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羽太信子每天的生活是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家里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买，她太喜欢日货。人家也是爱国主义者，非常爱自己的国家，家里大人小孩生病，都要请日本的大夫，所有东西都要是日货。做满了一桌子的菜，说不好吃，就全部倒了重做，家里被子和褥子说不新了，马上重做一套新的，出门一定要坐汽车。试想想，上个世纪20年代，出门就坐汽车，那是不得了的，当然，鲁迅是愿意为这个家庭做奉献的，他是长子，是家里的大家长，他只要家庭和睦，什么都愿意去做。鲁迅曾经说，我的钱是用黄包车拉进来的，但是人家是用汽车送出去。所以他觉得自己拼命做，却总不能满足要求。这个方面的材料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在家务上、经济生活上有纠纷。
1923年至1924年间，其实他跟周作人的思想分歧还不是太大，但是有一天，兄弟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动手打了起来。想象一下，我们如果看到街坊邻居兄弟两个打架是很平常的事，但是鲁迅兄弟两个真打起来了，真是让人感到很惊讶，当时他们的朋友也不是很能理解。本来鲁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后面，一家人和睦地来往，打架的结果就是周作人亲自送了一封绝交信来，信的开头称他为鲁迅先生。我们今天称鲁迅先生是怀着尊敬的心情的，但是他的亲弟弟写的信上加上这个鲁迅先生，如此态度也就是说明一刀两断了。其中有一句话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知识分子讲话是很客气的，但是往往客气后面有十二万分的狠毒。普通老百姓吵架，话虽然很难听，但第二天就好了，“明天再来玩啊”。知识分子表面虽然客客气气，其实心里怀着深仇大恨。后来鲁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湾，另外买了一所房子住，从此不再和他的兄弟来往。
曾经是手足情深的兄弟两人，最终成了陌路人，这确实令人瞠目结舌，众说纷纭，而经历了这种刻骨铭心痛苦的鲁迅与周作人，又将如何面对接下来的生活，这种断交、决裂对他们兄弟二人的人生道路到底会产生怎样特殊的影响？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事不好评价，我们也不敢说谁对谁错，我们也不用去管谁对谁错，但是这个事的结果，它对双方的打击都非常大，尽管知识分子表面上可以装作若无其事，但是越说没事，心里伤痛可能越巨大。周家兄弟失和等于是骨肉分离，而且这件事对中国文坛也是极大的打击，因为当时他们兄弟两人是中国青年的精神导师，那个时候的他们已是名满天下，全国的青年都认为他们是自己的楷模和领袖，没有想到他们会分道扬镳。此后，兄弟二人的思想慢慢不同了，以至于发展得越来越远，一个经过痛苦的思索、彷徨之后，继续战斗，选择战斗终身的道路；另外一个，则慢慢远离世俗的社会，远离人生风云，做一些象牙塔内的工作。周作人想不关心社会，求自己生活安定，永远住在象牙塔里，但是人越这样想，越做不到。你不关心政治，政治来关心你。最后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他半被迫半自愿地出来为日本人做事。人别的方面都可以犯错误，民族立场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犯错误的，这叫大节。我们中国人对人其实是很宽容的，小节上无所谓，但是大节上不能有亏，因为周作人大节有亏，别的方面我们可以喜欢他，但是他毕竟犯了汉奸罪，这个事情是无可辩驳的，从法律上来说是犯了罪的，所以抗战胜利之后，他被国民政府处以汉奸罪。后来还是我们共产党宽大，把他从监狱中放了出来。
周作人和鲁迅绝交之后，思想渐渐脱离了时代主流。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周作人担任日伪政府教育督办，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之后，以叛国罪被判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工作，1967年去世，终年82岁。
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与鲁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与周作人于1923年基本断交。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后任民进中央主席。1984年去世，终年94岁。
周家兄弟如果不失和，周作人的错误再怎么发展，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失和这一件事情反过来使鲁迅更加孤独，像他这样的人，能够理解他的人本来很少，他们兄弟二人一块长大，彼此的思想清清楚楚，所以周作人晚年做了一些回忆鲁迅的工作，对鲁迅研究提供了很宝贵的材料，其实他还是很了解鲁迅的内心的。而周氏兄弟不同的发展，也恰好代表了现代中国两种知识分子不同的人生道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就是有这两种选择，第一种是选择战斗的，第二种选择做隐士。做隐士也未必能做好，所以兄弟失和既是他们的家庭悲剧，同时也含有象征意义，这种意义代表着中国两类知识分子的失和，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争议和失和都可以从这里面找到一个缩影，这是鲁迅的又一大痛苦。
鲁迅与林语堂为一床蚊帐而绝交吗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在鲁迅逝世的第四天后，林语堂写了这样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但鲁迅曾在《天生蛮性》一文里写道：“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谈性灵。”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看来鲁迅对林语堂多少都是有些意见的。
鲁迅和林语堂究竟有着怎样的隔阂呢？鲁迅与林语堂是因为一床蚊帐而绝交的。说两人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时，一次鲁迅不小心把烟头扔在了林语堂的蚊帐下，把林语堂的蚊帐烧掉了一角，林语堂心里十分不悦，厉声责怪了鲁迅。鲁迅觉得林语堂小题大做，因为一床蚊帐这么大火气，未免太伤人了，便还回敬说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两人就这样争吵了起来。
原委真的有这么简单吗？恐怕并非如此吧。两人一位是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幽默大师”，一位是举世公认的“左翼文坛之雄”，应该不会为了一床小蚊帐伤了和气，说出去实在让人难以信服，那么究竟是为了什么以至两人产生隔阂呢？
林语堂和鲁迅近十年的革命友谊出现裂缝，大约是在《论语》大获成功的时候。
林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当时北大的教授就已形成两派，一派是周氏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
1924年11月，《语丝》创刊，鲁迅和周作人做了语丝派的首领。长期撰稿人除鲁迅外，尚有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冯文炳、川岛等，钱玄同、胡适、顾颉刚、徐志摩、孙伏园等也在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字。而胡适则在办《现代评论》。《现代评论》是一部分曾经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创办的同人刊物，署“现代评论社”编，实际由陈源、徐志摩等编辑，现代评论社出版发行，主要撰稿人有王世杰、高一涵、胡适、陈源、徐志摩、唐有壬等，出至1928年12月29日终刊，一共出版209期，另外有三期增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