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重新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带领亿万中国人民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30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代，也是我最难忘的岁月。
1981年，教育部派我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当时到国外学习和工作的人还不多，我十分珍惜这一宝贵的机会，努力参与钢铁冶金新技术的开拓，并旁听了宏观经济学等课程。1983年在瑞典兰塞尔钢铁公司作了两年多技术副总经理，在实践中积累了现代企业管理的经验。这些国外的经历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它大大地开拓了我的眼界，为后来在经济转型中从事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回国后，钱伟长校长提名我出任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三年后又被朱熔基市长任命为上海市教卫办副主任兼高教局局长。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二个重大转折，即从教学、科研工作转向政府部门工作。我十分珍惜已有相当基础的科研工作，经钱伟长校长与朱市长商定，我一周四天在高教局工作，其余三天回校带博士生及做科研。
1991年初，我随朱市长率领的上海市代表团访问欧洲。有一次在法国证券交易所，翻译的同志对可转换债券不了解，翻成了转型的债券。朱市长问这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企业可先发债券，如果经营三年效果好的话，债券可以变成股票，成为它的资本金。朱市长听后不大确信，便用英文问证券交易所的总经理，结果法国人连声说对。事后朱市长问我，你是学工搞钢铁的，怎么会知道金融？我说，我在瑞典兰塞尔公司工作的时候，公司发行过可转换债券，通常我们要承包一个钢厂投资项目，制造设备的时候需要融资，常通过这一途径，成本最低。
在回国的飞机上，朱市长叫我过去，他说：回上海后你不要到教卫办了，我现在缺少懂经济、特别是懂国际经济的人，你就到计委去工作。我说：不行，我可是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他听后哈哈大笑，说：好啊，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到计委去工作了。他当时已经酝酿改革，要把上海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三个重大转折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当计委主任以后没多久，朱市长就调到北京做常务副总理了，但他已对上海经济的转型奠定了方向。
1992年春节，邓小平同志来到上海，接见上海市委常委，我也出席了会见。吴邦国书记向小平同志介绍我：“这是一位国外回来的教授，现在从政了”。小平同志说：“教授从政好啊！搞四化需要有很多的教授从政”。我听后受到极大的鼓舞。
上海是中国人口最多和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计划经济最周密、最彻底的城市。1992年小平同志到上海考察工作时指出：“上海的改革开放搞晚了，今后要加快步伐”，并提出了加快浦东大开发的任务，为上海加快改革开放吹响了冲锋号。邦国同志、黄菊同志召开市委扩大会，传达小平同志讲话，号召大家思想更解放一点、步子更大一点。我作为上海市副市长兼计委主任，深感肩负的重任。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应当从哪里开始着手呢？
我们经过讨论，向市委提出从三个方面推进计委自身的改革，得到邦国、黄菊同志的支持。
第一个方面，计委转变职能，就要对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过去，计委是最大的经济综合部门和审批机构，有着大量的审批权，劳动工资和物价调整权也在计委。它还是最高层的决策咨询部门，市委、市政府制订的经济社会发展大计往往先要计委提出一个初步意见，供领导决策。我们的改革建议是：今后计委只研究总盘子，比如说35%用于工业技术改造，40%用于城市基础建设，还有25%用于社会事业等等。如果市委批准了这一切块方案，那么计委就把相应的投资规模下达相关部委，具体项目则由各个部委审批后报计委备案，计委从过去的审批单位变成了一个督促落实的机关，使计委很快从大量审批的矛盾中解脱出来，效率大大提高，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工作都活跃了起来。我们也有时间积极地跑中央有关部门，筹划建立起一批大市场，包括建立期货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
第二个方面，承担起筹措上海发展所需资金的任务。为支持上海市大发展和浦东大开发的步伐，资金需求十分巨大，而上海市政府当时仅有37亿可用财力，远远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筹措资金也十分困难。
朱熔基同志当上海市长时，曾向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借了两笔钱，建起了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再要建桥怎么办？当时搞浦东开发，每天有10万辆汽车要过黄浦江，摆渡坐船从浦西到浦东需要40分钟，只有两座桥，一个隧道，显然是不够的。我们想到了借鉴国外BOT的办法，请香港的一家公司对两座桥的市值进行评估，然后向市委建议把这两座桥49%的经营权卖给香港的一个上市公司，即可筹到24亿用来建第三座和第四座桥。同样，隧道也卖49%，可建造第二条和第三条隧道。之后，我们对沪宁高速公路和沪杭高速公路也采用了相似的办法。这样，我们就把现有资产盘活、投资规模放大了。
土地批租同样是旧城改造、筹集资金的大事。当时上海有350万居民住在市中心的棚户区，要重新建设城市、改善那里人民的生活，就必须解决棚户区拆迁问题。
于是计委提出了土地批租的建议。先在城郊结合部盖起一大批经济适用房，提供给搬迁的居民，且居住面积可扩大一倍。当时还没有产权的概念，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舍小家为大家，共同建设新上海”。有差不多100万居民从市中心搬出去。
因为市中心的土地每平方米大约可以批租8000美元，而城郊结合部建居民小区的土地每平方米只有50到60美元。我们就利用这个差值筹到的款大搞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市中心的工厂也都退二进三批租给外商去开发。很快，一批大商场、大办公楼就在市中心建起来了。市容及道路交通、市区绿化情况也迅速改观。
对于这一做法，当时有关部门提出了质疑，说这么搞是不是上海市中心又变成租界了，都是外商的楼宇、酒店、商场了。我们说，这不一样，旧上海的租界有治外法权，有行政管理体系，税收财政也不归中国，连警察都不一样。现在的行政管理、税务财政、公安巡警是中国的，外商只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投资经营，就像合资企业一样，而且一定年限后，批租期满时，土地和地上建筑都归还中国。最后，领导拍板决定，说可以试，先看3年，然后再做结论。在这以后的两年中，上海连年高速发展，上缴中央财政每年递增30%以上，最后领导也充分肯定了上海在率先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
第三个方面是放开价格。1992年前，上海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和全国一样，都是由计划、物价部门规定的。经过一段时间酝酿，我们向市委建议，物价的市场化改革可先从水果入手，因为水果是温饱有余的人才吃的。
当时上海有一个果品蔬菜公司，它组织了一个大的批发市场，有一批人搞采购运输，但效益不好，还要政府补贴。我们试点的办法是果蔬公司只搞交易市场，只管挂牌价，而不管采购，而且挂牌价一定比长江三角洲的其他大中城市每斤高5分钱，货源则放开由个体户来经营。由于在市场经济中，商品总是向价格高的地方流的。仅半个月，全国的水果产品都来了，从新疆的哈密瓜，河南的西瓜，到山东的苹果，海南岛的椰子、香蕉，广东的荔枝都来了。过去国家公司的采购员在产地采购后不随货回来，新疆的哈密瓜运到上海沿途损失25%到30%；而个体户从新疆到上海是睡在哈密瓜上的，基本上没有损失。这一改革初战获胜后接着进行了粮油价格放开的改革。在1995年时，全国粮食和食用油的价格还是固定、统一的。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维持现状，由于购销价格倒挂，每年由财政补贴6000多万。另一个是价格放开，粮、油价格随行就市，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将受影响。我们算了一笔账：上海当时共有三十几万低收入的群体，其中包括孤寡老人、下岗职工和支边支疆回来后没有合适工作的青年。如果每个月白送他们20斤粮食和半斤油，算下来还不到4000万元。所以建议，在实物帮助困难群体之后，粮油价格可放开，顺价销售，上海人民就能吃到最好的米、最好的油。后来随着发展，老百姓的要求不断提高，我们也不断调整政策，先是发食品券，自己到粮店选择领取籼米或粳米，后来为了制止倒卖食品券，干脆直接发补贴，自己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这样，上海的基本生活用品价格就整个放开了。
价格放开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上海的物价比周边地区高了。引起了干部、群众的议论，物价高到底是好现象还是不好的现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资统一时，什么地方物价低，那个地方的人民肯定是安居乐业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什么地方物价高，而且工资也高，那个地方肯定是大家觉得比较好的地方。比如东京、纽约、伦敦和巴黎的物价都高。什么地方物价低呢？非洲那些贫穷国家的物价低，中国的老少边穷地方物价低。黄菊同志总结大家的讨论后，形象地提出要做到“三个一点”：即物价比周边地区高一点，工资也比周围地区高一点，工资的增幅比物价的增幅再高一点。有了这“三个一点”，上海人在物价较高、物资丰富的条件下也可以安居乐业。
从1992年小平同志到上海点燃了改革开放和浦东大开发的火炬，到我们在市委领导下解放思想，努力工作，用三年时间实现了三项重大改革，推动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为上海市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徐匡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