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百年，是中国近代化历程中承受苦难最多、发展最为迅速的一百年，摧毁伴随着重建、动乱中孕育着新生。在这段艰难而曲折的历程中，有着许多值得记录的点。从新青年的创办到李四光的归来，文化事件和人生命运所映射出的，其实是国家的发展和变化。
民国初期，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曾闻名遐迩，但今天真正读过它的人，恐已寥寥。不久前在图书馆查资料，有幸读到了《新青年》第一期（创刊号）。这本杂志能让今天的读者体会到九十年前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对外开放程度和睁眼看世界的水平。
《新青年》是陈独秀1915年（民国四年）9月创刊的，当时的刊名为《青年杂志》，严格地说，第一期杂志也不应称“第一期”，而应称“第一卷第一号”。《新青年》共有九卷，从1915年9月创刊一直到1922年7月休刊为止，其中第一卷名为《青年杂志》，包括从第一号到第六号共六期杂志，第二卷始改称《新青年》。自第八卷起，《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曾经一度以该刊为机关刊物。
1915年6月中旬，陈独秀因夫人高君曼病重，经常咯血，便从日本返回上海，住在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谊里21号，并积极筹备自办一本杂志。陈独秀准备自办杂志的想法，由来已久，1914年他曾对老朋友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汪孟邹，安徽绩溪人，和陈独秀是莫逆之交，后来成为有名的出版商。1904年时，汪孟邹在芜湖开办的新书店“科学图书社”，就是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的发动机关。1913年春，汪孟邹接受陈独秀的建议，到上海筹办亚东图书馆。二次革命在皖失败后，陈独秀被袁世凯政府通缉，一直“闲居”上海，帮助汪孟邹经办亚东图书馆，起草《亚东图书馆开幕宣言》，还为汪孟邹编了一部《新华英文教科书》。陈独秀1914年7月应邀赴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时，亦委托汪孟邹代为照料留在上海的妻儿。
《甲寅》杂志1914年5月由章士钊创办于东京，后移上海，政论性月刊，是继梁启超《新民丛报》之后，在陈独秀《新青年》之前影响最大的杂志。在《甲寅》第四号上，陈独秀第一次以“独秀”为笔名，发表了长篇论文《爱国心与自觉心》，震动全国。这篇论文是《甲寅》中惟一不与杂志“有容”、“不好同恶异”、“调和立国”宗旨相融的文字，提出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观”，先是广招非议，继而备受推崇。《甲寅》在陈独秀的思想发展上具有“重要的一环”的作用，他开始从关注政治的改革转向更深刻的文化改革了。诚如胡适所言：“在袁世凯要实现帝制时，陈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他就参加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革命。”
满怀着对中国文化进行变革的信念，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后，立即找到汪孟邹，筹备创办《青年杂志》。因为已在印行《甲寅》等多本杂志，汪孟邹考虑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再兼《青年杂志》的印刷发行等事项，便介绍陈独秀去找当时开办“群益书店”的陈子佩、陈子寿兄弟。陈氏兄弟听了陈独秀对新杂志的设想后，欣然同意承担《青年杂志》的印刷和发行工作，并同陈独秀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200元，杂志每月出版一本。
这样，《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便于民国四年（1915年）9月15日出版了。这本16开的杂志，文字竖排，每篇文章另起页码，共208面，黑白印刷，另加彩色封面一张，无封底。封面用纸略厚于正文纸，质地类似。封面背后为群益书社的《英汉辞典》广告，广告上大书辞典的十项“内容特色”，并注明“皮装定价二元，绸装一元五角”。广告是这本杂志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是杂志初创，刊登的内容都是群益书社出版的图书广告，占用了12面正文纸。从这些广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以及这本杂志的办刊宗旨。广告中所宣传的图书基本分为四类：一为外语类书，包括英、德、日文的外语辞典、双解辞典和外语会话实用书及文学原著或译作等；二为自然科学类书，包括微积分、解析几何、平面几何、三角、物理、化学、解剖学、传染病学等近代科学的教科书和习题集，一般为译作，也有编译的；三为政法类讲义，包括政治学、财政学、经济学、国法学、法学通论、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监狱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等，这些现代政法书籍的编者，都是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毕业后又进入日本各大学专门科深造的留学生，皆能“精通日文”，还有一些是直译于日文原书的，如《宪法论纲》、《法律顾问》、《西洋历史教科书》；四为经济类图书，包括社会经济学、货币学、商业政策、工业政策等等。
《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每册定价二角，半年六册定价一元，全年十二册定价二元。邮费须另付，本国每册三分，日本每册亦三分，其他国家，邮费每册一角。（当时的货币制度：十角为一元，十分为一角）《青年杂志》的稿酬，无论撰译，“每千字自二元至五元”。统计一下第一卷第一号的用稿量，约5.76万字，以平均稿费每千字3.5元计，陈氏兄弟提供的二百元正好用完。当时这本杂志的发行量，大约为1000本。
这本杂志共登各类文章18篇，有时政评论文章，着力于西方文化思想的评介和中西文化之比较，如陈独秀作《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高一涵作《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汪叔潜作《新旧问题》等；有阐述西方近代化历史的文章，如《现代文明史》、《世界说苑》等；有综述样式的中外大事记；还有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那是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虽然没有表现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但艺术形象的刻画极为成功。让现代人想不到的是，杂志中有的译作采用了中英对照的方式，既使读者了解西方，又便于学习英文。所有的这些作品或撰或译或编，可以看出，均是对西方世界有相当了解且外文熟悉者所为，而主编陈独秀，更是兼通日、英、法数国文字，介绍起西方来，可谓游刃有余。这些文章对于国人认识世界、更新观念、奋发图强，大有助益。
第一号《青年杂志》上，刊登了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的长篇传记，并将其半身像印在了封面正中，作为“艰苦力行之成功者”的典范示予中国青年。卡内基1837年生于苏格兰，家境贫寒，后移民美洲，12岁就到“无异地狱”的丝厂做工。14岁时，卡内基成为电报局的递信员，数日之内，便将全市道路和客户情况摸清，投递迅速准确。他又用业余时间学习电报技术，最后竟能只凭听电报机响，就知道电报发自何方及其内容。卡内基在当铁路职员的十数年期间，一有空就读书，“所阅者，必得理解而后已”；南北战争期间，没人敢开火车通过南军的封锁线，卡内基便亲自上阵，身中数弹却毫无惧色，令人感佩。卡内基以其良好的声誉迎来了人生的机遇。一天，慕名到访的乌特夫将一辆卧铺火车的模型拿给卡内基看，卡内基立即认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商机，很快，他生产的卧铺火车便风行全国了，卡内基因此一举致富。随后，卡内基连续在煤油、钢铁生意上大获全胜，成为了美国首屈一指的富豪。正是因为有了成千上万像卡内基一样的人物，美国才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具备了左右世界的力量。卡内基说：“有雇佣根性者，不可以成大业，即身为扫地贱役，亦当以主人自命。此余对于青年第一之忠告也。”取得了巨大财富的卡内基，依然保持着朴素的平民本色，他“不吸烟，不饮酒，不美食，不华服，爱乐和睦之家庭，襟怀洒脱，待人不设城府，谈笑磊落”；与此同时，卡内基却将大量的财富投入了公益事业，他捐建了为数众多的图书馆、实验室、基金会、大学。卡内基认为将巨富留给子孙或带到地下，是大丈夫之耻。《青年杂志》对卡内基予以高度评价，说“卡氏非独实业界之英雄，抑亦学术界之恩人，思想界之伟人也”，以这样一个鲜活的例子，来告诉中国青年应当做怎样一个人。
第一号《青年杂志》以各种方式来介绍西方世界的人情风物，潜移默化地使国人看到自己在文化方面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李亦民在《世界说苑》中介绍了当时德国从德皇威廉二世到普通百姓的生活趣事，就算是今天读起来，也依然让人颇生感慨。德皇和皇后皇子到离宫去，都是自驾汽车，无任何特定仪式。离宫所在村子的村民如果知道德皇来了，会有一二十个少女手持国旗、口呼万岁，在道边欢迎一下。皇后一定要与少女们一一接吻表示感谢，德皇呢，也会挥动帽子向大家致意。德皇在离宫周围置有田产和陶业制造场，离宫周围的村民非农即工，大半都在为离宫工作。不过，这些工作者只把德皇视为离宫的主人，并不把他当作帝王。德皇在别人工作时，喜欢指手划脚，当然往往是瞎指挥了。一般的人也就听了，但偏偏有的人爱较真，非要与德皇论个是非曲直，最后竟闹上了法庭，由审判官裁决，结果，德皇被判败诉，承担了赔偿金。这种事情在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中国，真是闻所未闻。文中还谈到德国普通百姓的生活习惯，比如亲子关系。德国人一旦成年，便要独立谋生，如果还同父母住在一起，便要缴纳与住旅馆相当的食宿费。这种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可谓“冷酷”的风俗，对于培养年轻人的独立性格，大有裨益。因此“国无弃人，人无弃力，非偶然也”。文中还讲到了一些德国人的趣闻，比如调节家里浴盆中澡水的温度竟要用温度计，力求精确，市场上因此有了“摄氏几度浴盆”这样的商品。
《青年杂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很快收到了成效，订数迅速上升，第二号上附的“各埠代派处”便有75个之多。同时，《青年杂志》力邀名家撰稿，汪孟邹曾再三致函同乡胡适，介绍陈独秀与《青年杂志》，说“陈君（指陈独秀）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该杂志光宠”，“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陈独秀思贤之情可谓跃然纸上。
《青年杂志》出至第一卷第六号，因护法战争爆发停刊。后来，群益书社接到上海青年会一封信，说《青年杂志》与他们的《上海青年》的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为此，1916年3月3日，群益书社经理陈子寿赴陈独秀住宅商量，拟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和当时在座的汪孟邹均表赞同。这样，1916年（民国五年）9月1日，《青年杂志》易名《新青年》，出版第二卷第一号，这个刊名一直沿用到1922年7月休刊。《新青年》复刊后，兴旺依旧，以至新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力约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时，陈起初竟断然回绝说：“不干，因为正在办杂志……”蔡元培说：“那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好了。”1917年1月，陈独秀到北京接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社随之迁到北京箭杆胡同9号，编辑室即住宅；每期杂志的发行量也很快激增到了一万五六千份，最终成为了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
（作者马长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