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之美可以是独立的，作为诗的内容要素，与情、思并列，三分天下有其一。诗可以是专注于情思表达的抒情诗、说理诗，也不妨是专注于美的传达和讴歌的“唯美诗”。诗之美也可以是依附性的，作为情思、意象、意境、语言、形式、风格等的一种品质。依附性的美，分别在其它有关各章讨论，本章只讨论作为诗的内容之一的独立的美。
据说，罗丹有一次与友人一起从水池边走过，悠游于池中的天鹅由于受到惊扰，伸长颈子发出愤怒的叫声。友人不快地说道：“这种鸟儿是缺乏智慧的。”罗丹却笑着回答：“它们有线条的智慧，这就够了！”所谓“线条的智慧”，就是美。如果说天鹅是一首诗，即便它们没有智慧，没有情感，只要它们有着优美的曲线和造型，也就够了，也就不失为一首好诗。
在中国，由山水诗到宫体诗，唯美主义曾是南朝诗歌的重要的一脉，从温庭筠、李商隐到纳兰性德，唯美诗风尽管每为诟病，却也绵延不绝。在欧洲，为抵制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功利哲学、市侩习气和庸俗作风，19世纪末兴起了一种唯美主义思潮，强调表现纯粹的美，强调审美活动的独立性和无利害感。唯美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有其偏颇之处，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其价值却是毋庸置疑的。
对于诗，以及各类艺术，美有时就是真理，而不仅是真理的饰品或伴娘，美有时不妨就是诗所要表达的主要内容，而不仅是作为内容的情思的点缀和装饰。正是以此为依据，“唯美主义”可以理直气壮地打出自己的旗号。
当然，诗的“唯美”可以与“抒情”、“说理”并存，却不能取代之；唯美主义的诗可以与功利主义的诗并存，也不能取代之；“为艺术而艺术”可以与“为教化而艺术”并存，也不能取代之。
“有人称诗永远是月光一般清纯亮丽的少女。可以有这类诗存在。但如果诗都写成这样，并且‘永远’，诗就被抽空了，就要滑落。诗不仅有月亮，更有风云雷电。诗不止是清纯，更有变血为墨的复杂。”而唯美的诗，就是这样清纯亮丽的“月光少女”。
中国诗论一直强调诗的功利性，即强调发挥诗的社会教化功能。指出这种功能的具体义项，孔子所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一直被后世奉为经典之论。突出其中“可以观”、“可以怨”两项功能，就形成汉唐诗坛所谓“美刺”（赞美良善、讽刺丑恶）说；发挥其中“可以兴”、“可以群”两项功能就形成齐梁时代所谓“陶冶性灵”说。功利论的另一表述是所谓“文以载道”。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就是说，诗文是用来载道的，正如车是用来载人载物的，车不用于载人载物，装饰得再漂亮又有什么用呢？
强调诗的非功利性，强调诗的审美本体，在中国，这大概是直到20世纪才有的事。与西方形式主义诗观一脉相承，一些中国诗人开始注重诗的形式本身的独立意义，注重所谓“本体依据”，反对把诗继续作为道德宣传、政治宣传（无论是“歌功颂德”还是“怨刺上政”）的传声筒，作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类的工具，而鼓吹诗是一个自足的整体，“诗就是诗本身”。
时至今日，我们当然不能将这种非功利论再简单粗暴地斥之为“现代资产阶级文艺创作的”倾向了事。形式本体的自觉，形式主义诗观的兴起，自有其属于诗歌发展内在逻辑的某种合理性。坚持诗的功利性的人们至少也应该承认，这种形式主义的非功利倾向在某些时候对政治所强加给诗的不堪承受的重负的拒载，如50年代台湾现代诗之于“反共八股”，和“文革”后大陆现代诗之于“假大空”话语，是不能一概否定的。但诗的非功利论的偏颇也是十分明显的。某些追随时政宣传“写中心唱中心”的诗的急功近利的尴尬，某些关切国计民生的诗因艺术表现的粗疏而了无兴味，古人乐道的“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艺术景观不曾重现，我们却不能因此全盘否定诗的功利性，否定诗的传统的或重新定义的社会功能，否定现实主义诗歌的全部理论与实践，一味强调诗的“独立的本体依据”，断言“诗歌必须是非功利的审美活动”。
国难当头的时候，诗歌该不该喝令同胞：“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国家百废待兴之时，诗歌该不该鼓动人民“向困难进军”？而当不无懊丧的“历史在这里沉思”时，诗歌该不该也“沉思这段历史”？当某些公仆严重腐败时，诗歌该不该喝令：“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该不该呼吁人民“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我们难道能设想这个世纪的中国新诗自始至终都躲在象牙塔里，宣称“诗就是诗本身”，完全不理会民族兴亡、民生疾苦、政治清浊和时代风云变幻吗？我们难道能设想一部中国诗歌史没有屈原“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理想追求，没有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社会祈盼，没有文天祥的成仁取义的浩然正气，和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的救国热忱，而一味沉溺于非功利的审美活动吗？而诗歌在充任鼓点、号角之余，又何妨作为一窗月华、一帆信风、一道雨虹，给人以心灵的洗礼、慰藉或启迪呢？
茶壶本来是用来泡茶的，其功利性可以说是与生俱来，但出自能工巧匠之手，那工艺精湛造型绝妙的紫砂壶，作为工艺品极具观赏价值，一壶在手，摩挲把玩，你甚至可能忘了它本来该派什么用场。一顶草编的遮阳帽也许会成为客厅墙壁的装饰，一只挎包也许什么内容也没有，挎在少女肩头仅仅是一种美的点缀。一只波斯猫早已忘了捕鼠的天职，一条卷毛狗也不再恪守守夜看家的祖训，如今都成了有闲阶级太太小姐们的宠物。然而你不能设想所有的茶壶、草帽、挎包、小猫、小狗都放弃其功利性，而仅仅展示其非功利性的审美本体。
你也不能设想所有的诗都放弃社会教化功能，美善刺恶、陶冶性灵的功利主义的诗仍然不妨是诗坛的主流。但诗的不兴不观不群不怨的“非功利的审美活动”，诗的非美非刺非陶非冶的“独立的本体依据”——不捕鼠的猫、不看家的狗，也是有理由存在的。在一个艺术民主的时代，功利主义和非功利主义两种诗应该被允许共存于诗坛，不必惟我独尊，不必老惦记着“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诚如艾略特所说：“现代派不是一种否定，而是一种加入。”尚能如此，传统与现代，渐进与激进，主流与先锋，种种诉讼论战，都可以鸣金收兵握手言和了。现实主义诗派不必寻思把失职离岗的懒猫懒狗赶尽杀绝，现代主义诗派也不要琢磨如何把天下所有不忘传统职守者都拴上一条金项链让你牵着招摇过市。
抓老鼠的是好猫，不抓老鼠却“纯正美丽”，拥有一双宝石般晶莹透亮的眼珠的也未尝不是好猫。“纯正美丽”、“美目盼兮”的诗不具有社会教化功能，却可能具有聊慰生命或别的什么功能，对此，现代派们似乎并不拒绝。换句话说，非功利论不是绝对拒绝一切功利，他们只是拒绝形而下的具体的所指的功利，而倾向于形而上的抽象的能指的功利。这大概也是形式主义的非功利论者自己都一直未能弄清楚或未能表述清楚的，否则，他们反对诗歌及其它文艺形式的功利性，会理直气壮得多。
“得鱼忘筌”、“得意忘言”是庄子的主张。意思是，捕得了鱼儿，就可以忘掉渔具；悟得了意旨，就不妨忘掉语言。其对功利性的张扬可谓无以复加。但对于坚持非功利主义诗观的人们，庄子的这一主张不妨倒过来，说成“得筌忘鱼”、“得言忘意”——陶醉于渔具那工艺品般的精美造型，又何必一定要用来下水捕鱼？陶醉于诗歌那优雅动人的辞采与意象，又何必苦苦求索其意蕴、本事及美刺内容，甚至不惜穿凿附会？如《诗经》首篇《关雎》，“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一组男女情爱镜头入诗，《毛诗序》以为其意在歌颂“后妃之德”，《鲁诗》认定是大臣毕公讽刺周康王之沉迷女色睡懒觉不理朝政的，今人皆不以为然。但不去直陈情志，不去苦觅意蕴，不是说诗中可以没有情志意蕴，而是说其情志意蕴可能更为高蹈更为纯真更具神性更为形而上，也更为丰盈更具或然性；是“得言忘意”，而不是“有言无意”；是许多支空灵幻美的旋律在琴弦上跳荡，而不是琴弦僵直哑然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