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自小酷爱音乐，崇尚艺术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气质。她是当代最著名的传记作家，著有《雪莱传》《拜伦传》、《雨果传》。她是一风姿绰约的美人。她的物饰十分高贵优雅。她喜欢冷色调的黑色服装、气质高雅、平静端庄，坚定中透出温柔，稳重中蕴含妩媚，敏锐中更兼细腻。是一个现代美与古典美兼而有之的绝代佳人。每每当她买来一套满意的服装，让母亲参观和评价时，而玛丽总是淡然一笑：“我不知道。”令艾芜十分失望。
但艾芜深受其母的影响，有着诚恳、正直、宁静、淡泊的高尚品质，在法国音乐界和社会界享有极高的声望。她的丈夫亨利·拉布佩斯由于热心社会慈善、福利事业，以其出色的成绩，成为196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获者。
玛丽不反对女儿爱美，她希望女儿尽情地享受生活，事业上也要有所成就。她自己是性格决定了的，不愿在吃穿上多花钱。但是她也有一个愿意花钱的去处，那就是到乡下建别墅。她晚年时期，分别在拉古埃斯特、地中海海滨建了两处别墅。她极愿意到南方去找更强烈的阳光和温暖的海水。休假时，她会到拉古斯特的别墅阳台上睡露天觉，整夜听海水呼啸，看耶尔群岛的迷人风景。白天她会爬到山坡上的花园里，亲自栽种桉树、含羞草、扁柏。有时天气好的傍晚，她会与伊雷娜、艾芜三人手挽着手，到花园散步，听小鸟呜叫，看晚霞隐退，吮鲜花芬芳，母亲的情，母女的爱，溶化在绚丽的夜幕之中。
玛丽爱好颇多，兴趣广泛，但心灵深处有一个隐隐的痛处，那就是爱情。她忌讳任何人谈及这个话题。甚至对自己的姐姐和女儿，也紧紧地关闭这扇隐秘的窗口。
1926年的一个早晨，伊雷娜忽然向母亲和妹妹宣布，她要订婚了。她将和镭学研究院里一个玛丽的学生，弗雷德里克·约里奥结婚。伊雷娜完全承袭了母亲不关心物质的脾气。她是“科学皇族的公主”，后来成为了一名著名的科学家。她总是沉默寡言，羞于见人，谦虚谨慎，没有丝毫优越感。她最大的特点是不注意服装和外表，从不修饰打扮，衣着十分朴素简便。如果有人硬拉她到店里去买衣服，她会让店员到储存库里去找一条过了时的，附有宽背带的衣裙。她认为宽大一点有利于今后长胖了时穿。店员大为惊奇，年轻女孩子怎么会喜欢过时的服装。她给店员解释说：“我穿衣服只是为了舒服，不是为了给别人看。别人认为美不美与我没什么关系。”
伊雷娜从小酷爱科学，还是17岁时，就已经是玛丽的助手了，她和母亲形影相随，寸步不离。白杜码头这所房子二十几年来，完完全全是清一色的女人住宅，除了极个别要好的朋友偶尔出现一下之外，很少有男人来过。这时，这所住宅突然有一个青年男子出出进进，彻底搅乱了平时的生活程序。
约里奥虽然是玛丽的学生，但她从未专注过这个青年人，她只是对他及所有学生的功课和研究发生兴趣，并未注意到约里奥其人的品德、智慧。约里奥出生在巴黎一个富有的棉布批发商家庭，是六姐妹中的最小一个。他的两个哥哥因病相继去世，他是幸存的惟一男孩，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从小就写诗绘画，与喜欢打猎、游泳的父亲出入森林，涉足江河，对大自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考取了皮埃尔曾经工作过的巴黎工业理化学校。当时的教务长、著名的化学家郎之万十分喜欢这个聪明好学的青年，认为他具有科学家的素质，大有培养前途。在玛丽的实验室需要一名研究员时，郎之万便推荐了他。在实验室里，约里奥不仅刻苦学习，而且十分勤快。3年内，便以优异成绩获得了两个学士学位和理科硕士学位。
经过接触和观察，玛丽发现了他的特殊才干，并对未来的女婿有一种好感。加之小伙子既热情又爱说话，既漂亮又有才干，很逗人喜欢。现在有两个助手替她分忧，有两个有才华的同盟与她讨论问题，她感到很高兴。
弗雷德里克为自己成为居里家的一员感到十分自豪，他甚至把伊雷娜的姓加在自己姓的后边。从此，人们称呼这对年轻的夫妇为约里奥·居里先生和夫人。
伊雷娜结婚时，玛丽十分难过，她害怕失去女儿的陪伴和协助。可是这对善解人意的年轻夫妇一周有好几次回来陪伴母亲吃午饭，同母亲讨论科学上的问题。
玛丽见伊雷娜小两口形影相随，在实验室并肩工作，勾起了她心灵深处的苦楚。她常常无可奈何的说：“哎，我老了。”
她的心境极为复杂。她有一颗悲惨而受过伤害的心，初恋失败，流落异国，后来孀居，两次失掉了她极感甜蜜的家。她的心千疮百孔，她的情感世界长了老茧。如今是65岁的白发苍苍的老人，她的感情库里除了悲哀还是悲哀。
她对正在热恋中的艾芜的愉快心情常常是表现得极为冷淡。她说：“恋爱不是一种可资荣耀的情操。如果把生活中的兴趣和追求，都放在爱情上，则犹如在沙滩上建造楼房，是完全靠不住的。必须从一种理想主义中去寻找精神力量。”
她的观点与思想，与她那挫折的爱情和苦难的生活是分不开的。
她的女儿和朋友们都说她：“不会生活的工作狂。”
“唉，我疲倦极了！”
这是玛丽每晚回来必说的第一句话。她苍白的脸庞因疲劳而显得极度憔悴和衰老。
每天早晨8点，就有一辆旧式轿车停在她的房子前面的码头上。车上的喇叭响了两声，玛丽会火急火燎地戴上帽子，穿好外衣，匆匆地走下楼梯。她不愿意让司机等她，否则，她会觉得极不安。
在实验室里，她十分投入。每天都会有一大堆工作等着她去处理。一直工作到晚上7点半钟时，甚至更长一些。她的车送她回去，她似乎觉得眼前的四层楼房犹如一座险峻的高山，爬得十分吃力和艰难。到了房间，她得坐下来喘息一阵，直到女仆请她吃饭。
艾芜见日渐衰老的母亲仍像年轻时一样玩命的干，于心不忍。总是怪嗔地说：“妈，你工作太多了，你忘了你已是65岁的老太太了。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是不行的。再这样下去，你会累垮的。”
“我知道，艾芜，我老了，身体不好，机会不多了，更应该抓紧时间多做点事。”她抚摸着女儿的头发，轻柔地说。
艾芜知道，对母亲说这些话是毫无用处的。她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母亲不能离开工作，更不能停下工作，那样只能是加速她的衰老。艾芜甚至希望她的母亲能有精力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
自从伊雷娜搬出白杜码头之后，玛丽就与艾芜相依为命。每天，母女俩一边闲谈一边吃饭。玛丽总也改变不了一边吃饭一边讨论科学、研究的习惯，她克制不了研究中发现的新现象的兴趣。这是几十年来开始与皮埃尔合作，后来与伊雷娜研讨养成的习惯。
现在只有艾芜这个听众，只有她一人高谈阔论，而她仍是那样津津有味。虽然她已经工作了十几个小时。
一晚接着一晚，一遍接着一遍，艾芜常常被母亲全神贯注的神色所感染，常常被实验室的热烈活动所吸引。久而久之，艾芜也像母亲的合作者一样，熟悉了她没有见到过的仪器，没有看见过的一张张面孔，熟悉了那枯燥的公式。
来镭学研究院工作的学生都是玛丽亲自挑选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材生。中国的郑大章是1921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的。20年代后期进入玛丽的实验室，由她亲自指导，进行锕族元素和钋的放射学研究，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施士元是玛丽的研究生，很受导师的重视。玛丽十分喜欢这个聪明好学、坚强谦虚的留学生。
有一次，玛丽同她的女儿艾芜说：“今天，我在物理室与我的中国学生用英文交谈了很久。我曾经肯定过一个假说理论，而这个青年刚刚用实验证明了这个假设不准确，但当我说这个假设的推理应该准确时，他始终认真地听，并客气地点头同意。当时，我简直猜不出他是否有不同意见，他又没有向我公布他的实验结果。在这些中国学生面前，我总觉得自己态度生硬霸道，自惭形秽，他们远比我们文明多了。”
玛丽说的留学生就是施士元，他学成回国后，曾著文回忆说：“居里夫人领导的实验室，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放射性研究中心之一。她工作扎实，待人和气，态度诚恳，没有主仆尊卑，在她面前，只有平等相待、互相尊重。”
对这些来自世界各国、各种不同肤色的学生，玛丽总是亲自督促，她经常用自己的钱为贫穷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每年都要安排一个波兰学生到实验室工作，以示对祖国的贡献。她极为高兴地看到，在她实验室的所有学生中，她女儿伊雷娜是最有才华的学生之一。这对一个终身为科学事业而奋斗的玛丽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安慰。她的伊雷娜好像当年的皮埃尔，总是与玛丽形影不离。而玛丽加上弗雷德里克，她的力量又增加了许多。
进了实验室就犹如上了战场，她的精力特别充沛，注意力特别集中，她常常同时应付五个或十个青年学生的提问。
每天早晨，当玛丽出现在实验室，这群穿着实验室白工作服的青年学者就快乐地挤在她的周围，一个接一个地叙述刚刚得到的某种“测量”的结果；报告她关于钋的溶解的消息；或者请教某一道计算题的结果。
玛丽看着这一张张满含热望的脸，一双双满含尊敬和羞怯的眼光，总是投之以善良的微笑，然后平静地回答一个个问题。
“福尼埃先生，你对我说的问题我已经想过了，你的意见很好，但你所提议的方法是不能用的。我想了另外一种方法，应该可以成功，等一会儿我来找你。科泰罗夫人，你得到的那个数字，你认为对么，昨晚我重新算过，我得出来的结果略有不同，你看一看吧！”接着，她又和另外一个学生谈另外一种工作。她的大脑犹如一架精密仪器，特别适用于作这种深奥的智力工作，就像下棋的国手，不必看棋盘，就能够同时下30至40盘棋一样。
真使人无法想像，一个身体虚弱的老太太，能领导一个庞大的智力充沛的青年学者群，并树有崇高的威望。
也难怪，这个白发苍苍的学者整整作了40年的科学工作，翻阅了大量的科学书籍，只要与这个研究院进行的实验有关的资料和书籍，她都认真地研读过。加之若干年的研究实践，积累了极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她在各种现象中发现新的进展，研究新的技术。至使她具备极雄厚的知识功底，加上她极准确的判断力和睿智的大脑，在解决假设和知识被搞乱的难题方面有所向披靡的作用。如果哪个学生跟她说含糊不清的理论和武断的假定时，都会遭到她难以反驳的理由的拒绝。
实验室的学生们在这位知识渊博又勇敢谨慎的导师指导下工作，真是一种幸运，一种光荣。
聚在身边的那群青年学者带着从导师那里获取来的战利品渐渐地满意地离去。这时，玛丽才罩上那件黑色的工作服，走进自己的专用实验室去，专心做自己的实验。
玛丽爱她的实验室胜过自己的一切。为了使实验室一年比一年富裕，常常同让·佩韩教授一起，跑到政府各部去请求补助费和奖学金。以“居里夫人”的执着和声誉，1930年她的研究院得到一笔特别研究补助费50万法郎。有时她觉得这些请求使她疲倦而且屈辱。但为了研究院的发展前途和镭学事业，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玛丽对科学的严谨和追求深深地影响着她的大女儿伊雷娜。多少年来，伊雷娜与她形影相随，与母亲一道全力投入科学事业之中。
现在伊雷娜虽然作了母亲，但她仍像自己的母亲一样，有一套娴熟的操持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办法。她能合理地安排好孩子，调理好家务，并继续在实验室工作。弗雷德里克总是在她的身边，又像当年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共同奋斗的情景。
他们在母亲的指导下，集中精力从事核物理学的研究。这时，他们开始对英国科学家索第的最新研究产生了兴趣。因直至那时，科学家一直认为同一元素的所有原子都是一模一样的。它们的外观及它们与其他原子结合的方式也是相同的，而且它们的原子量也是相等的。但是索第认为这些结论不正确。他认为，同一元素中可以有几种不同的原子。有时其不同点表现在原子量方面，在另一些情况下，一种元素的某几种原子具有放射性，而别的原子不是具有这种特性。索第将同一元素的不同原子称为“同位素”，将具有放射性的同位素称为“放射性同位素”。
所有的科学家都认为，放射性同位素是非常有用的。可将某一元素的一丁点放射性元素掺进大量的该元素的非放射性同位素中。那么这个元素就可通过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来鉴别。可令人遗憾的是，只有少量元素具有天然放射性同位素。不过科学家们已提出了一些质疑：为什么不可以发明一种方法来制造普遍存在于动植物活组织里的元素的放射性同位素呢？如果能够制成，把这些元素施于植物中或喂给动物之后，就能鉴别出来，然后可以循着透过活组织放射出来的射线对该元素进行追踪观察。如果这个设想成立，科学家们就极有把握地掌握有关细胞的活动组织。
伊雷娜和弗雷德里克知道镭的放射性在探索人的生命过程中，没什么价值和作用，因为镭无论在动物还是植物细胞中都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如铁、磷、硫在活细胞中可以经常见到。这些元素没有放射性同位素，但放射性原子和稳定原子都是由同样的粒子——质子、中子、电子组成的。要是有办法使一些稳定元素变为放射性元素，并且开始放射出一些这类的粒子，就好了。许多科学家进入过这个领域，经过一番试验探索，没能如愿以偿，便不了之，至今尚未有人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
伊雷娜和弗雷德里克从研究原子的嬗变开始，使一种化学元素转变成另外一种元素。英国的两位科学家卢瑟福和索第已经发现，并确定在自然界里原子的嬗变是自然产生的。约里奥·居里夫妇曾经读到一篇报告，其中谈到：1919年卢瑟福在实验室里成功地使一种元素变成了另一种元素。
这些报告和发现给约里奥·居里夫妇以极大的启迪。他们经过反复细致的实验，用阿尔法粒子作为原子的炮弹轰击铝原子。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大胆的创造。在这次试验中发现，制造出的新物质含有15个质子，其原子量为30，比一般的铝多2个质子，并且轻于普通的磷。经过反复试验，成功地解决了人工制造放射性同位素的难题。
玛丽对伊雷娜和弗雷德里克的研究成就感到高兴和骄傲。她在与同行们闲谈时，总是要谈到她的女儿伊雷娜。她说：“我们又过上了老实验室时代的美好日子。我相信，伊雷娜和弗雷德里克会因发现人造同位素而获得诺贝尔奖的。”
玛丽的预料千真万确。但遗憾的是，她没有亲眼看到伊雷娜和弗雷德里克登上领奖台。
此后，她在“闲暇时间”里，写了一部有关同位素学和同位素的专著，为科学界又增添了一页灿烂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