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生意也好，做投机也好，行情从来都是有起有落，看跌看涨的，从来没有只涨不跌或者只跌不涨，因而上京滩上头就有了捣糨糊一说了。
果然市场的拐点终于到了，资本逐利的盛宴到了残羹剩饭的辰光了，而这辰光是一八六五年以后了，随着太平天国运动悲壮的失败，被镇压，上京滩的地价、房价被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落。
所以的房地产调控最终起作用的，都是由市场本身的规律说了算，果然文极司脱又在信中讲，无人居住的中外住房，搁置了大量的资金，在这些租界内，不论是在外国人的还是在华人的房地产方面，都没有看到任何好转的情形。
而且房主们已经接受了更低的租金，不能吸引资本家来投资于建筑更多的房屋，上京滩空前的房地产牛市恐怕走到了尽头了。
随后的地价、房价跳水自然是不用猜想了，顿时上京滩房地产市场一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陷入到了惨淡的境地了。
不过到底应了一句俗话讲，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切还是因为已经悲壮失败的太平天国运动，而这又是怎么个情形呢？
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从上京返回家乡的富商巨族，回到家乡以后，满目苍凉，一片衰败的景象，只有上京滩意外的在西方列强的所谓“保护下”，保持着所谓的繁荣。
于是复有搬出者又有创业在上京，虽有家眷迁回而仍以上京为外宅，众人争买地皮，需求再次成为了地价、房价上升的催化剂，因此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上京地价再次上涨，而且是大涨。
像上京滩新兴的新闸一带离马路近的地方，一八八二年地价涨了四五倍。
同时，十九世纪后期以后，上京滩的工商业发展迅速，对土地的要求上升，地价趁势又加速上涨。
就连上京滩上头的名人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中也得出了“今上京地价极昂”的结论，其中讲道，租界的地价为三四千两至七八千两不等，浦东地价则为二三百两，要是修一条道路，就可以平抑地价了。舆论也闻风而动了，据说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申报》上刊载了多篇关于上京地价昂贵、也就是关于沪上房地产商市场是不是过热，以及地价是否贵了的讨论。
有评论讲道：上京之地价昂贵，一亩之地价值千金”，“设家有一二亩地，举而售之，当获千金，则可以美食鲜衣，呼奴使婢，嫁女婚男，几多大事，皆从此可以如愿。
而这些在以前尽管上京滩地价上涨幅度较大，却没有人感叹地贵，但进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沪上地价高企却成为了大家的共识。
而这辰光，盘踞上京滩的沙逊家族出手了，他们向巴林兄弟公司买进和平饭店北楼地皮，连地上旧屋在内，十二亩地皮计价8万两，每亩竟达六千五百两，已经不便宜了。
晚清上京滩的土地早已商品化了，市面上头的地价是由市场来说了算的，并且采用招标竞标等等方式运作。
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申报》等媒体就有长利洋行等的土地拍卖公告。
看得出晚清上京滩是近代华国率先实行土地商品化和住房商品化的城市，土地作为商品，正式合法的进入到了流通领域。
所谓的洋人们取得上京滩土地的永租权以后，开始用资本主义方式来使用、运作土地资源。
房地产因为地面建筑的营造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土地作为自然物的属性退到次要的地位，而作为土地资本的意义得到了空前的放大了。
晚清上京的地产业主要由西方引进的资本金启动，由华国的官僚、买办、商人等跟随注入大量的资金形成的。
比方讲清末在上京比较着名的房地产公司有英商业广房地产公司、新沙逊洋行、哈同洋行、建业地产公司、普益地产公司等。有人评价讲：地产一业，尤其在上京，是外人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
据估计，晚清英吉利国人在上京滩投资的资本金中有一大半作为了沪上房地产投资。
作为近现代房地产血液的资本金的充足，由于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业，上京出现的房地产业空前活跃，土地和房产都有极高的投资价值，房价和地价都极度升涨。
洋商以民地转取商租，利几百倍，而这就是上京滩洋人房地产商真实的写照。
当时的媒体报道讲：英美法三国租界创自道光之季，而房屋则盛于咸丰、同治间。自是以后，房屋日多，昔日之衰草白杨，变成平沙大道，未几而平沙大道之旁即成列肆市集。
由于土地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土地的转让也就非常频繁起来，晚清时代的上京滩已经有非常活跃的房地产市场了。
后来有份报告讲，华国人有涌人上京租界的趋向。这里房租之贵和捐税之重超过华国的多数城市，但是人身和财产更为安全，生活较为舒适，有较多的娱乐设施，又处于交通运输的中心位置，许多退休和待职的官员现在在这里住家，还有许多富商也在这里。
难怪上京滩名人姚公鹤在他的《上京闲话》中感叹：远近避乱者，遂以沪上为世外桃园”，“租界一隅，平时为大商埠，乱时为极乐国。
大颜国同治年间上京人毛祥麟在他的着作《墨余录》中也曾讲过，我邑西商之租地也，始于道光壬寅年间、也就是公元一八四二年，而盛于咸丰庚申年间、也就是公元一八六零年。
其始，仅于浦滩搭盖洋房，以便往来贸易。继因粤逆（指小刀会）之乱，调兵助剿，请益租地，商富巨贾，于是集焉，而市斯盛矣。
上京滩哪上京滩，中华房地产商因你而起，以你而疯狂，甚至是全民若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