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如果这位雇主制定一个契约摆在一个“未知”工人面前：“告诉我你是否能干，如果你能干，你就多干一点，我会多给一定的工资给你的，绝对比你撒谎称自己不能干要好。”从而，能干的工人就没有激励去说谎。而“多给一定的工资”是多给多少呢？给多了，雇主不划算，还可能使得不能干的工人谎称能干；给少了，产生不了说实话的激励；这就是逆选择模型要研究的问题。
当然，现实生活当中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比如，电信公司发行电话卡时，他是不知道消费者对于打电话的喜好程度，如何适当地制定通话时间和收费的对应关系来显示出消费者的意愿以获得最大利润就需要考虑“非线性定价”问题；再比如，政府对垄断厂商进行规制，想通过行政手段降低垄断厂商的价格，而垄断厂商会声称他的生产成本很高，不能降价，政府如何在不知道其成本的情况下如何控制其价格，这就需要“产业规制”理论。
第二类被称作“道德风险（MoralHazard）”模型，主要研究当契约的一方可以采取某种对方无法观测到的但对其利益有影响的“隐蔽行为（HiddenAction）”，契约的另一方如何通过契约来促使其采取对他有利的行为。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拿“收成分配（Sharecropping）”来打个比方：一个地主把一块田租给一个农民，农民工作的努力程度关系到收成的好坏，但地主没有时间监督农民的工作；如果他们达成的契约规定农民获得固定量的粮食收成，地主获得剩余的量，这时农民肯定会偷懒并谎称收成不好是因为天气原因，究其原因，是因为农民“干好干坏一个样”，所有风险被地主承担了，农民没有了激励；若地主获得固定量的粮食，而农民的收入高低完全基于收成的好坏，也就是说农民承担全部风险，也许这种情况下农民会有充分的激励拼命干活，但收成还受到天气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从而农民有可能会因为风险太大，拒绝签订契约。
如何设定正确的收入分配方式，即正确的“风险分担（RiskSharing）”法则，就是道德风险模型要讨论的话题。道德风险模型来源于现实中的保险市场：当一个业主为自己的房产买了保险后，他所承担的风险就小了，他也就不会花钱去改进房屋的防火设施，因为有保险公司来承担损失，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最好的对策是提供不完全保险，让业主也承担一定的火灾损失，即风险。目前该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公司治理，解决如何在公司内部制定“奖惩”制度，激励员工努力工作的问题，让员工持有一定公司的股票，承担公司所面对的部分风险，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类似的问题，在当前的中国非常普遍，都可以用这个模型来分析。
皮埃尔·帕斯蒂尔生于1943年，比利时人。先后于1963至1967年在Louvain大学获得哲学、社会学学士和经济学硕士学位，并于1972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66至1967年在Louvain大学担任助教，1969至1971年在耶鲁大学担任助教，1971至1976年在康奈尔大学担任助理教授，1975年至今在比利时Liege大学担任教授。
帕斯蒂尔是一位对社会实际问题充满热情的经济学家，他主要致力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在社会保障和人口经济等相关领域上被公认为权威专家。帕斯蒂尔曾多次在JournalofPublicEconomics、JournalofEconomicTheory等国际一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科研成果，并出版了ThePerformanceofPublicEnterprises，PublicEnterprisesinWesternEurope等广受业界好评的学术专着多部。
帕斯蒂尔于2004年12月20号抵达武汉。他是应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之邀，为那里的学生讲授世界最前沿的公共经济学课程的。
本文核心提示
对中国做出和欧洲同样的建议，那就是要引导人们工作到尽可能大的年龄
在中国，社会保障最好由中央政府来处理而非地方政府
社会保障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奢侈品
如果一个国家开始没有建立一种医疗保险体系，现在突然要求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当听到中国的公立大学竟然还要收很高的学费，出现很多学生交不起学费的情况，我觉得很惊讶
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的失业率是很低的
不平等是和贫困紧密相连的，解决不平等要靠“劫富济贫”，也就是要把富人的钱匀一部分出来给穷人
社会保障的私有化问题不易于操作，而且也不应该这么做
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所难免
比利时经济学家帕斯蒂尔纵论社会保障诸多新问题
年12月22日下午，也就是皮埃尔·帕斯蒂尔来华的第二天，记者在武汉大学EMBA中心与之见面。帕斯蒂尔向记者伸出手来，用略带口音的英语说：
Iamverygladtomeetyou！这位有着高大身材的比利时教授给人的印象很好，记者在内心里作出判断：这是一个与人和善、充满热情的欧洲经济学家。此前，武汉大学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邹薇在帕斯蒂尔来华的前几日，在电话里告诉我：一位比利时的公共经济学家近日将到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讲学，这位教授主要研究社会保障和人口经济等相关的经济问题，在欧洲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他还有意做中国公共经济学的相关课题研究，问记者是否愿意见见他。记者随即表示非常乐意就中国社会保障及相关领域的一些问题请教他。
与帕斯蒂尔交谈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因为他关注的和谈论的都是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事情。他几乎回答了我所有的提问，在一些记者认为较为重要的问题上，还进行了“追问”。
记者相信，这中间的有关欧洲国家的社会保障的介绍和他对中国经济的有些建议，是可以给关注此领域的人提供一些参考的。
一、想对中国做出和欧洲同样的建议，那就是要引导人们工作到尽可能大的年龄
记者：您好，帕斯蒂尔教授，我非常荣幸地与您见面并采访您。据我所知，您是世界上知名的公共经济学领域方面的专家，我很希望您的谈话给中国的读者带来一些新的信息。
帕斯蒂尔：谢谢！
记者：您能否谈谈您在公共经济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您对中国的公共经济领域现状的一些了解和研究？
帕斯蒂尔：我主要谈谈我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吧。我所做的大量工作都是理论性的，但我也做了一些实际研究。我关心最多的是养老金体系的问题。通过研究，我认为在欧洲，特别是德国、法国和比利时，人们应该工作到更大的年龄。后来我还发现中国也有同样的问题。
事实上，像在法国这样的国家，男子的平均退休年龄是58岁，他们一般能活到80岁，甚至85岁、90岁。所以人们不工作的时间很长，并且他们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主要都靠养老金生活，这就成了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你知道，法国的养老金是公共集资的。这就意味着现在工作的人必须养活那些退休者。而要养活庞大的退休者队伍就需要足够多的工作人口，因此较低的退休年龄选择给养老金的筹划带来了麻烦。你可以对比一下瑞典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退休年龄。在这两个国家，平均退休年龄在64岁左右。与法国的58岁相比，这就意味着多工作6年并且少拿6年的退休金，这可相当于12年的差距呀！我总在试图说明这一点，但这做起来很难。
一些西欧国家的居民相当保守，他们总是守着自己的权利不放。他们认为在58岁退休是他们应该享受的特权。你很难说服他们多工作几年。
记者：但在中国，实际情况是政府试图让人们少工作几年。因为有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因此希望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让出来。
帕斯蒂尔：哦，这是个好问题！在欧洲，有很多政府持相同的观点。当我建议他们引导人们多工作一会的时候，他们会说：“我们才不会犯傻呢，很多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我们要是再让即将退休的人多工作几年，哪岂非火上浇油啦。”
但我认为我们应该用动态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工作机会的数量不是不变的，让人们过早退休对经济发展没有好处。我们可以通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缓解失业问题。只有不认真思考的人才会把压低退休年龄当作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
记者：我想您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好的建议。下面我想和您聊聊与此相关的老龄化的问题。根据官方统计，目前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占到总人口的11％，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去年中国政府已增拨了数亿元的款额用以发放养老金，并且地方政府也为此投入了大量资金。但这仍然没能解决问题。目前大概是3个在职人员养一个退休人员，而10年后可能是10个人养4个人。我想听听您对中国老龄化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帕斯蒂尔：首先，我认为对老年人的扶助应该是公共化的。我的意思是只有政府有能力负担。我们应该为老年人提供医疗，居住等基本保障。但问题是由于老龄化程度加剧，这样做的成本在激增。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由于计划生育等政策使得中国社会的年龄结构看上去像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这就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我想对中国做出和欧洲同样的建议，那就是要引导人们工作到尽可能大的年龄。因为这能减小退休人口和工作人口的比例，进而减小社会的养老负担。现在没有太多的解决方案，因为中国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我想政府应该尽可能筹划更多的养老基金。我们只能提供给老年人最低的养老金，使所有的老年人都能得到这笔钱。但我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即使只提供每个人能维持生计的最低金额也将会是政府的一个十分庞大的开支。
二、在中国，社会保障最好由中央政府来处理而非地方政府
记者：您能否谈谈目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在社保方面近况如何？它们的做法能否给发展中的中国以借鉴？
帕斯蒂尔：好的，我想我会重点讲一下社会保障在欧洲的状况。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我自己是欧洲人，其二我认为欧洲的社会保障体制比美国更成熟。在美国，社会保障的投入很少。
从统计数字上看，欧洲在社保上的投入占其GDP总量的25％到30％，这比美国，甚至英国都要大得多。
很显然，谈到社会保障总会牵扯到很多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保本身就是一个很难讲清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抱怨应该减少社保福利的额度，因为它消耗了过高的成本并且阻碍了市场竞争。不少人觉得适当地减少社保福利能提升竞争力。
记者：但我们看到，很多高社保福利的欧洲国家仍有很强的竞争力。
帕斯蒂尔：是的，是有这样的国家。许多欧洲国家确实有着很高的社保福利水平，但仍然保持着很强的竞争力，它们的失业率相当低。但一些问题还是存在的。像法国和德国，它们在这方面就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记者：可能您已经有所耳闻，中国有大量的流动人口。许多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以寻求生计。
然而他们要在城里谋生是很不容易的。这就出现了关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您知道，流动人口很难获得医疗、教育等基本的社会保障服务。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还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方案。请问您是怎么看待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的？
帕斯蒂尔：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据我所知，中国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金的发放，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养老金由地方政府发放会产生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它们不情愿为外来人口比如进城的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
记者：我听说近年有大量的摩洛哥人移民法国。我想知道法国政府是怎样对待他们的。政府是否会给他们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
帕斯蒂尔：是的，政府会提供的。尽管有一些保守政府不愿意这样做，但一般来说，大多数政府都会给每个定居他们国家的人提供社会保障。不过情况并不乐观，目前就有一些德国居民向他们的政府提议减少对外来人口提供的社会保障额度。
我认为对待移民的社保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不给他们任何社会保障以迫使他们回家去。这一种方案我十分反对，我认为这是一种歧视。二是给他们提供社会保障，但这势必会降低本国的社保平均水平。
我认为在欧洲，社会保障问题应该由欧盟等机构负责处理，而非各国政府。同样的，在中国，社会保障最好由中央政府来处理，而非地方政府。事实上，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是十分普遍的。每当谈到这些移民，我们的心情都很复杂。一方面我们不理解他们为何要留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一方面我们也觉得他们既然来了，就应该帮助他们。并且，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们辛勤而廉价的劳动才使我们得以如此安逸地生活。我想我们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
三、社会保障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奢侈品
记者：十分感谢您的回答。现在让我们来聊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您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了全国人口很大的比重。而在相对贫困的农村，诸如医疗保障等基本的社会保障很难得以落实。大部分农民只能依赖子女或土地解决养老等问题，并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患上重病时很难获得有效的救助。您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应该如何解决好社会保障问题呢？
帕斯蒂尔：当你纵观全球时，你会发现社会保障在富国比穷国要好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说明社会保障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奢侈品。像德国、瑞典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它们付得起社会保障所需的费用。而在非洲，一些贫困国家可绝对付不起这样一笔费用。
让我告诉你一些数据。在欧洲国家，社会保障上的支出大概占GDP总量的30％，而在一些非洲国家，它们只有2％到4％，更何况它们的GDP总量本来就不高。因此你很难想像在一个较为贫穷的国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当我在比利时和法国针对婴儿和老人的赡养保障体制进行观察研究时，我发现即便在发达国家，政府也不愿意对上述保障承担责任。小孩和老人主要由他们的家人负责照顾。令人难过的是，在欧洲，家庭分裂时有发生，很多小孩和老人得不到足够的照料。这表明家庭并不能很好地负起这个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