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蒂尔：是的。有很多的文章都是说中国是如何的富强，发展是多么得快，在国际上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我一直认为你们在资源配置方面做得很好。但是来了之后，我发现了很多我此前不知道的东西。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很多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中，生活没有基本的保障，他们从政府那里获得的补助甚少。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所难免，但是有些问题政府还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记者：您过去是通过什么途径来了解中国的呢？
帕斯蒂尔：我通过英国的《经济学家》了解中国，上面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
记者：接下来我们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您对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的主任邹恒甫教授的看法。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邹恒甫教授当选为2004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经济学家之一，并且因为他对政府的建言，他被人民网和央视国际共同提名为“2004年中国风云人物”，目前正在最后的评选之中。您对他有什么样的了解和评价呢？（编者：据2005年1月6日消息，邹恒甫教授已当选为2004年度“建言献策”中国风云人物。）帕斯蒂尔：首先，我对邹恒甫教授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邹恒甫教授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他能够同时做好很多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他很像刚过世的法国着名经济学家拉丰教授。而且，他们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人们的福利，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他们把这当作一项事业认真去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
关于公共经济学的一些资料：公共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有效促进社会福利的经济学。它和其他一些诸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基础经济学分支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门学科把研究的核心放在如何合理设计分配机制和税收机制等与实际直接联系的问题上，并将关心的重点放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上，而非单个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正是这些独特之处，使得公共经济学成为一门极富吸引力且能够迅速应用于实际和指导实践的科学。我们通过几个具体的方面来介绍公共经济学。
如何最优税收制度是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也是广泛被讨论的主题。如果我们着眼于个人所得税，并把它放到经典的市场均衡框架下，我们可以考察收入税收对于个人劳动供给的影响。这里主要考察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这两个经济学概念。打个比方，如果政府增加所得税税率，有一部分人认为，劳动不再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入，从而他们选择更多的时间进行休闲，这便是替代效应；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同样的劳动换来的收入减少了，因此为了能够达到足够高的消费水平，他们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参加劳动。当第一种效应占上风时，劳动供给会随税率的升高而减少，反之则随税率的升高而增加。
如果我们从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考虑税收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对诸多税收形式进行考察比较。我们可以考虑到底是应该收取收入税还是消费税；如何征收遗产税或馈赠税，无疑这样一种税收会减少社会资本的集中程度；是否应该对资本持有者征收财产税，比如在美国，房屋的所有者必须缴纳一定量的税款。采取不同的税收政策，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
如果我们考虑个人收入的不确定性，并引入信息不对称，那么税收制度就会涉及到道德风险即风险分担的问题（关于风险分担问题可以参见“经济观察家”栏目对DavidMartimort的采访）。从而税收制度会影响个人的决策（比如工作努力程度）。如何通过税收制度来实施一个较好的风险分担从而使得人们作出更好的决策，进而社会福利得到改进，将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如何制定最优就业、退休政策以及如何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精简与任用也是公共经济学要讨论的重要问题。而这样一些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庞大的人口和政府机构的国家是普遍存在的。比如，中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就业，可以借鉴公共经济学相关理论。再比如，我们精简政府机关的时候，可以采用公共经济学当中的逆选择模型（关于逆选择问题可以参见“经济观察家”栏目对DavidMartimort的采访）来指导我们制定相关政策，将更能够胜任本职工作的人留下。
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于中国社会的保险市场如何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有着显而易见的现实意义。关于保险市场，其基本问题分两类：分别是道德风险与逆选择。前者主要是关于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风险分担。打个比方：当一个业主为自己的房产买了保险后，他所承担的风险就小了，他也就不会花钱去改进房屋的防火设施，因为有保险公司来承担损失，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最好的对策是提供不完全保险，让业主也承担一定的火灾损失，即风险。
逆选择主要是考虑保险公司如何抽取被保险人的私人信息，说得具体一点：有的人属于高风险人群，有的人属于低风险人群，对于低风险的人，保险公司可以将保险费设置较低而赔付额较高，对高风险人群则采取相反的政策，这样，公司可以获得较高利润，但是，高风险的人会谎称自己是低风险的，如何防范这样的举动，也值得我们进一步考虑。
公共经济学对如何解决我国正在日益显现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弊病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
举个例子：医生与病人以及药品厂商在一个不完善的医疗体系下可以通过串谋来获得更大的利润。医生可以开出高于实际所需质量和剂量的药品通过保险公司的支付获得更多利润，然后与药材商和病人分享这样的好处。基于这一点，保险公司往往对于药品的使用加以限制，但不恰当的限制，无疑会对病人的福利造成损失，因此，我们有必要寻找最优的医疗保障方案。
公共物品的提供是经济学当中有着久远历史的问题。什么时候提供公共物品？由谁来提供？如果提供，由谁来买单？谁来管理？这都是公共经济学要讨论的问题。
比如，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很多地方需要修建地铁。众所周知，全世界只有香港的地铁是盈利的，要私人来修建显然是不可能，只有靠政府提供。修建好了以后谁来经营管理？如果政府来管理，必定缺乏效率，因为没有足够的激励。一般通行的做法是委托给多家私人机构，采取优胜劣汰的方式促使他们更有效率地经营。而票价如何设定？如果要通过车票收入来回收建设成本，以上海的地铁为例，票价将高达数十元，这是无法接受的也是不公平的。
地铁的修建带来了地铁站附近的房产升值，房地产商是最大的受益者，而要乘坐地铁的市民来买单，这是不合适的。政府有必要提供一个恰当的税收与支付方案来解决好这个问题。
保罗·赫希
保罗·赫希(PaulHirsch)，全球排名第一的凯洛格商学院（美国西北大学）JamesAllen战略与组织行为学杰出讲座教授、管理学大师，他同时是美国社会学学会成员，并在沟通研究系任教授。
1988年，保罗·赫希被美国管理学会、组织和管理理论分会评选为“杰出学者”。他还担任过美国社会学学会就业、组织与工作分会的主席之职。
1973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在亚利桑那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担任访问教授，并先后在印地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布拉格的美国商学院、西北大学等高校任教。
保罗·赫希有大量的着述。主要论着有：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干净的模式与肮脏的手：
为什么经济学不同于社会学》（与他人合着）。Addison-Wesley出版社出版的《收拾好你自己的降落伞：如何在购并、接管和其他公司灾难中生存下来》等。他的许多重要学术文章先后发表在世界着名学术期刊上及《华尔街日报》、《纽约日报》等着名报纸。他是最早预期到在公司接管中会出现大范围的就业关系变革的学者。目前，他的研究活动包括商业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组织与经济的社会学、大众传媒、文化的社会学等方面的内容。
本文核心提示
西方的任何关于中国很落后的观点都是极其荒谬可笑的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变革，因为一个中国的公司联想居然买下了一个美国的大品牌IBM
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软资本
要让员工感觉到他与你一样有着相同的敌人，他要与你一起去“屠龙”
在改革过程中，将资金放入自己腰包的事情不仅仅出现在中国
并不认为全球化会给中国带来剥削
美国管理学大师赫希说中国让人惊讶
年1月下旬，保罗·赫希教授应武汉大学EMBA和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邀请来给那里的学生讲学，在武汉大学邹薇教授的引见下，在美丽的珞珈山麓，记者见到了这位鼎鼎大名的管理学大师。
赫希有着一副十分引人注目的形象：光洁饱满的额头、修剪得整齐的洁白胡须、富有神采的面孔、高度近视镜片后深邃的眼睛，加上他魁梧健康的身材，给人一种大派明星的意味。微笑时，觉得他是那么的和蔼和真诚。赫希说，他是第一次来中国内地，他很喜欢这个国家。中国的发展令他十分惊讶，与他此前在美国所了解的中国大不一样。
赫希说，他在人民网上看过记者写的多篇采访世界顶尖经济学家的文章。赫希顺口说出了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来自芝加哥的卢卡斯教授、哈佛的巴罗教授和斯坦福拉泽尔教授。赫希说，被西方学界誉为“管理经济学之父”的拉泽尔曾经是他的同事。
邹薇教授告诉我，作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凯洛格商学院（位于美国西北大学内），这是第一次正式派员到中国为武汉大学的学生授课。这里的学生是幸运的，我是幸运的，作为记者，我可以像学生一样面对面地向赫希请教很多有意思的问题。
一、西方的任何关于中国很落后的观点都是极其荒谬可笑的
记者：我是人民网的记者，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据我所知，您是第一次来中国内地，您对这里有什么印象呢？
赫希：首先，你应该知道我来自于纽约。这次来中国去了北京和武汉。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纽约似乎比我所到的中国城市的人口要少，纽约人口可能跟武汉差不多吧，但肯定比北京要少。所以，最明显的印象是中国大城市的规模很大。有趣的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西方的任何关于中国很落后的观点都是极其荒谬可笑的，因为看到车、酒店、校园和财富，中国其实很有钱。原来以为我会来到一个技术水平非常低的世界，然而，令我惊讶的是，这里的技术与到过的中国以外的其他发达的国家极其相似。中国的确让人感到惊讶！
记者：您能否向中国读者简要介绍一下您自己？
赫希：我在美国当了很多年的商学院教授。这些东西都可以在简历中找到。在这里我要讲些有趣的事情。我研究的是组织，人们总是认为组织跟官僚有关。刚开始教授组织学时，课程名称就是官僚制度。但很快发现人们对组织学是有偏见的，组织学总是显得有些负面含义。然而，在商学院，他们把组织叫做管理，结果人们就非常地感兴趣。当你说你是学管理的，人们就会非常欣赏你。感觉这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我说自己是搞管理的而不是搞官僚制度的。我有幸到过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运用相似或不同的方法来解决相同的问题。
美国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商学院，一个是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一个是西北大学商学院。我的学术生涯基本上是在这两个大学度过的。当然我也在斯坦福和美国以外的一些国家教过书。我总是很高兴能在世界各地学到一些关于管理的新东西。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我喜欢和经济学家交流，因此，我听说了一些关于IAS（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的事情。
记者：
IAS向美国一流的大学输送过很多优秀的学生，武汉大学的EMBA中心在中国也是一流的。能谈谈您对武汉大学或IAS的看法吗？
赫希：所见到的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来这里之前听说武汉大学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学校。当今天在校园中散步的时候，我认为这个校园简直就是一个城市。
我在EMBA中心看到了很多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一流教授的照片，这其中有几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有来自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巴罗，还有很多着名的经济学家。我对每个人都这么说，这些人可以去任何一个地方给任何一群人授课，但是他们却不断地来到这里，因此这里一定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吸引着他们。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
IAS和EMBA项目都具有很高的水准和非常好的前景。我首次来访就印象深刻。
二、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变革，因为一个中国的公司——联想居然买下了一个美国的大品牌IB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