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其人
郎咸平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长江商学院教授。
1986年获得宾夕法尼亚(UniversityofPennsylvania)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School)财务学博士学位，曾经执教于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多家知名的商学院。郎咸平曾担任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现任深交所公司治理顾问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项目顾问。
本文核心提示
全国最无助的人群就是中国股民
中国股市即使上行也是十分危险的
那些侵吞了国有资产的人还得要他吐出来
中国经济学界惟一值得敬重的是邹恒甫
郎咸平：“我是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
一、全国最无助的人群就是中国股民
郎咸平认为：“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的不良现象，完全是因为信心的问题，股民对上市公司有着很大疑议，没有说话的地方。中国的上市公司对股民缺乏一种信托责任。这些企业上市的目的，说好听一点是募集资金，实际上存在着圈钱嫌疑。现在是否应该定一个法规，确定证券市场的主体是谁。现在是不是搞错了，好像没有人认为上市公司的主体应该是全体股民。如何才能确保股民的利益呢？而股民没有话语权，甚至连司法权都没有，股民没有机会、没有权利控告那些违法的上市公司。这个最基本的权利都没有，所以，全国最无助的人群就是中国股民了。”
在这种背景下，最直接的反映就是股市动荡。因为股民对股市失去信心后，他们能够做什么呢，惟一能做的是不再炒股。郎咸平认为，中国股市现在不是缺钱，对于中国政府目前推出的各种利好都不重要，现在缺少的是信心，缺的是上市公司信托责任。信托责任不是口号，不是讲几句要不要良心的话的问题，这一点用都没有。信托责任靠的是严刑峻法。
郎咸平所说的严刑峻法就是给中小股民一个司法权力，可以对违法的上市公司提起上诉。
即辩方举证，集体诉讼。前者已经慢慢地被国内所接受，但集体诉讼却没有被接受。当中小股民没有这种权利时，就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
郎咸平说：“中国今天的股市与美国1929年以前的情形是一样的。当时的美国股民也没有得到严刑峻法的保护。到了1933年，美国才通过政府的力量拟订了美国证券交易法，明确地提出了辩方举证、集体诉讼的原则，用严刑峻法监管股市，让上市公司不得不有信托责任。当时也是有不少的人说什么水清则无鱼啊，你的监管错了啊，等等。中国的股市如果要好起来，必须走这条路，这是治本之策。”
二、中国股市即使上行也是十分危险的
记者对郎咸平说，中国股市近阶段与以往相比，似乎有所改变，股市在一个相对长期的底部开始了剧烈的波动，有迹象表示，一个上升的趋势似乎已经开始。
郎咸平则认为，中国股市目前即使开始上升趋势，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股市是根据某个人的一句话来上涨的，而不是因为基本面的彻底好转，或者是股民有了充足的信心。政府这样做，又能做几次呢。不可能两个礼拜讲一次，说多了也没有用了，必须抓住事情的本质，必须通过制度或法制让老百姓重建信心。
中国的股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郎咸平认为，只有中小股民们真正看好了股市，中国的股市才会真有希望。如果全国的股民都有一个共识，即用严刑峻法管理，大家都这么认为，中国股市将来一定会有希望。
中国证监会：监管执行力度不够，权力太小
记者：希望您对这些年在舆论的风雨中走过的中国证监会做些评价，中国证监会最主要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郎咸平看了记者一眼，快人快语，说出了自己的观点。）郎咸平：坦白地讲，中国证监会此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其执行力度不够。比如内幕交易最高才罚款50万元人民币。你说50万元对于内幕交易者有什么作用呢！
证监会甚至连司法权都没有，没有办法与司法机关相配合。中国证监会有很多的法条，但执行起来却软弱无力。在这种背景下，上市公司就会肆无忌惮。像上市公司格林柯尔、TCL的这种态度，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必定会遭到重罚。中国证监会又能把它们怎么样呢？
可以想一想，像我这样有着一定话语权的人物批评上市公司，都遭到如此的对待，何况中小股民呢？有些上市公司，比如格林柯尔，当他被质疑的时候，是什么态度？包括TCL，是什么态度啊？格林柯尔找律师，要告我。你是上市公司啊，你有责任而且必须回答质疑。那么，TCL呢，不吭声，说不认识我。有这样的上市公司吗？这就是我们的上市公司吗？今天还是我郎咸平站出来质疑它们，都是这种态度，如果是毫无话语权的中小股民来质疑呢，那还不知道遭到什么样的下场。当然，这种做法最后的结果，必定是让我们的中小股民对中国的证券市场的信心丧失殆尽。
中国证监会的权力太小了。中国证监会没有像美国证监会那样大的权力。美国证监会可以直接发传票，可以直接传到任何人或物。所以，这不需要通过任何法律条款作判断，它根据自己的自由听证来判断，来证明其是否违法，美国证监会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辩方举证。比如，我说你有罪，你说你没有罪，你拿证据给我看，再决定到底同不同意，如果不同意，那就上司法机关。有了如此的权力，上市公司就无法为非作歹了。美国证监会可以这样，你中国证监会可以吗？
记者：美国证监会有您所说的严刑峻法，据我所知，英国方面却并没有这些东西，而英国的股市还是不错的。
郎咸平：英国不一样，英国的上市公司有很强的信托责任。这就是我反复强调的上市公司应该有信托责任的问题。
三、那些侵吞了国有资产的人还得要他吐出来
记者：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现在是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那些以前流失了的国有资产，已经进了一些人的腰包，比如管理层收购（MBO）的那种，当然还有其他方式侵吞的，您认为还有可能追回吗？另外，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可以防止国有资产的继续大量流失呢？
郎咸平（有些激动地说）：当然，如果让我作建议，就应该往回查，这是必然的。那些侵吞了国有资产的人还得要他吐出来。最近，有很多人，不下一百个人向我投诉某着名酒厂，该公司有20多个亿的资产，仅4亿元就卖掉了，就是这4亿元也没有结款。这是不是国有资产流失？你说应不应该查？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啊，一定要往回查的。像这类的投诉我这里还有很多，我以后会把他们公布出来的。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个人认为目前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较好的方法是，在国有企业内部施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全球500强的大公司几乎都采用这个制度。让董事会用硬指标来考核职业经理人，如果做得不好，就辞退。这种方法是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方法，在国际化的进程中，中国国有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应该尽快建立起来。
当然，国有企业、国有股不应该退出市场。国有企业可以按市场价格聘请职业经理人，按照经济规律运作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不分大小，都应该留在市场。
希望批评我的一些专家学者，在认同国有资产流失的前提下，提出他们自己认为最佳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搞口水之争，应该更多地讨论一些实际问题。
国资委有关领导都公开表示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与我论争的人还有什么好否认的呢？既然承认了流失的问题，那就应该就解决这个问题来讨论，而不是反复纠缠有没有流失的问题。除非你能证明国有资产没有流失，而现在却没有人能够证明这个问题。坦率地讲，就是有流失，这个问题已经不需要我们再去探讨。所以，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好的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当务之急。
郎咸平对那些不断纠缠文字游戏，纠缠形而上学的问题，纠缠所谓意识形态问题的人感到非常失望。郎咸平已经提出了用职业经理人制度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方法，而批评他的一方却迟迟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也令郎咸平感到失望。郎咸平说：“这次大讨论总体上是好的，许多人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都予以尊重。尊重批评我的人，尊重他们的学术素养，对那些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的人也不会有太多的介意。只是希望他们能够提出一个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方法来，而不是讨论别的问题。”
四、中国经济学界惟一值得敬重的是邹恒甫
与郎咸平共进午餐后，记者陪他匆匆赶往武汉大学EMBA中心的一个讲座课堂。在车上，记者与他谈及中国经济学界的有关事情，谈及这次邀请他到武汉大学来讲学的邹恒甫教授，郎咸平对我说：“邹恒甫教授是我在国内最敬重的人，不是之一，而是惟一。可以说邹恒甫在中国经济学界是我惟一敬重、景仰的经济学家，完全可以用惟一这个词。”
记者问郎咸平为什么，他说：“邹恒甫教授是一个真真做学问的人。你不管他的观点怎么样，这都不重要，你要知道他是一个真真做学问的人，而且是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不像别的人。
这在当今中国是非常难得的。”
郎咸平又说：“邹恒甫教授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研究数理经济的，我读过他的一些文章，很喜欢，学问非常扎实。当然，有一些文章我也不一定看得懂。他现在又投入很大精力在中国办教育，这也是非常不简单的。”
提到邹恒甫教授，这位非常年轻（年仅42岁）的来自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称，邹恒甫教授在中国经济学圈内乃至国际经济学界，名气都非常的大。
除郎咸平外，着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曾对世界银行的人说：“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经济学教育做得最多、贡献最大，没有人可以与邹恒甫相比。”能得到“同行竞争者”如此厚誉，可见邹恒甫绝非等闲之辈。有资料表明，邹恒甫十余年来在中国艰难地推进全新的经济学实验教育，在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相关院系，他几乎把经济学教育的课程和教学观念翻了一个个儿。
他领导的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已成为中国向世界一流大学输送经济学优秀人才的最重要的基地。
邹恒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哈佛大学毕业的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博士、也是第一个进入世界银行研究部的中国经济学家。他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也是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邹恒甫在国外主要杂志上发表了40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由于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所作的突出贡献，他在去年初全球10多万名经济学家和5500名着名经济学家的大排名中名列世界第247位。根据2000年国内文献情报中心的SSCI检索结果，仅仅由于邹恒甫一个人所发表文章，就把武汉大学在这一领域的排名从第十几位提升到了第三位。
前不久，邹恒甫从美国回来，应着名经济学家田国强教授之邀去上海财经大学举办讲座，他以耳闻目睹大陆经济学界之怪状，以其切身体验和感受，直指某些“海龟”经济学家之痛处，“大骂”从国外回来的“海龟”“绝大多数”都是“欺骗中国人民”的欺世盗名、沽名钓誉之徒。
这些人“到国外就很老实，一回到国内就开始癫狂，就开始装大。”邹恒甫认为经济学家不要从政，不要去企业作报告，要呆在自己的大学里、研究机构里好好地做学问，为青年学生树立一个好榜样。上海财经大学的师生多次报以邹恒甫教授热烈掌声，两个多小时的讲座让挤满教室的400多名听众大呼过瘾。据说邹恒甫在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一些讲座无不场场爆满，受到学生“热捧”。
极为自负的郎咸平，据说除了对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和数学泰斗丘成桐等极少数大师表示尊敬之外，他自恃海内无对手：“企业家跟经济学家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水平，要好好学习。”
在喧嚣的中国经济学界，在目空一切的没有值得郎咸平尊重的中国经济学家群体里，惟有邹恒甫是一个例外。
邹恒甫教授
邹恒甫教授1962年出生于湖南华容县，恢复高考后，他顺利考取了武汉大学，入校那年他只有15岁。他在武汉大学读了四年经济学，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进入哈佛大学经济系的中国学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第一个获得哈佛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他现为世界银行研究部终身高级经济学家，在那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和增长、收入分配和地方财政。他已经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40多篇发表在国外权威经济学杂志上。他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排名十分靠前。
本文核心提示
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将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社会公正至少应该包括四大内容，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共政策向机会最少的那部分人倾斜
经济学绝不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
最基本要求是保证每个公民得到基本生活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起码的公共服务
政府的教育支出至少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1/6
在没有良好的民主监督机制和健全的地方治理的条件下，下级政府官员可能滥用职权，以权谋私，“雁过拔毛”
邹恒甫谈中国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
恒甫，“2004年度十大风云人物”之建言献策奖获得者”、“2004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经济学家”之一，现为世界银行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任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由北京师范大学青年经济学家尹恒评点。
日前，记者就中国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等方面的问题采访了邹恒甫教授。他认为经济学绝不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将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必须长期面临的一个重要话题。在中国，贫困和不平等凸现的今天，政府如何更好地保障公民在教育、医疗卫生、基本生活保障等最起码的公共服务需求十分重要。从机会均等的角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共政策应该向机会最少的那部分人倾斜，以增加他们的发展机会。
邹恒甫建议，依据国际上中等偏下的水平，目前政府的教育支出至少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1/6，按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30%计算（这是在近期比较适当的水平），教育公共支出至少应该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1/6、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政府用于最低生活补助和养老金等基本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也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邹恒甫同时呼吁，应该有良好健全的民主保障机制保证政府福利能够顺利地进入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们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