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中国在过去的25年当中，出口份额从0增加到了5%，如果中国能够继续发展下去，我估计在未来25年当中，出口份额将从5％增加到10％。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在世界有目共睹。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膨胀对世界经济是有好处的，不仅自己获利，别的国家也获利，这个模式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壮大成长，世界获益了，获得了廉价的产品。尤其是那些与中国经济互补的国家，最为高兴，他们获益最大。中国的经济的确非常引人注目。我坚持认为，中国正以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成为世界经济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未来的世界经济舞台上，人们会越来越多地倾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
二、世界经济格局存在变数，美国经济“一国独大”的局面不可能持续下去
记者：中国正在不断壮大，您认为世界经济格局是否会因此发生一些变化？
蒙代尔：谈这个问题前要谈到美国。在过去的20多年中，美国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它为全球经济提供了强大能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全世界有三个大的经济集团，但是，二战后整个情况有了改变，三个集团的经济力量发生了逆转。美国高速发展，成为增长最快的国家，其主要原因是美国20世纪50～60年代的政策好。尤其是60年代肯尼迪总统采取的新政策，一方面要减税，另一方面要通过货币的供应改变收支平衡状态，那些非常好的政策在1964年产生了非常好的结果。从那以后，美国的经济直线上升，并且实现了美国历史上最长时间的扩张。到后来，前苏联解体，美国一跃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一国独大”的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但是，我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世界上总会出现对应的力量，现在许多国家在反对美国的这种情况。这种不均衡的情况有可能在10年、20年后就得到改变。可以肯定，美国不可能长期这样。我从货币学的方面推测过，现在美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货币，欧元已成为第二大货币，中国的人民币现在还排在很后，但可能30年后，欧元就是第一货币了，人民币可能成为世界的第三大货币。一个国家的货币强大，也代表了其经济和政治的强大。
三、蒙代尔重申人民币升值不会有赢家，只会有输家
记者：谈到人民币，蒙代尔教授您在多种场合力陈中国的人民币没有问题，它既不能升值也不能贬值。请蒙代尔教授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一下，为什么您持以上观点？
蒙代尔：从今年(2004年，编者注)初开始，中国就面临着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个问题，我在许多场合都明确地表达了我的观点：人民币升值，只会有输家，不可能有赢家。人民币升值将对整个世界经济不利，可能会导致一些国家面临风险，对美国尤其有害。
一些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有很强的政治目的。如美国的工会从失业等方面不断地给美国国会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
中国对美国贸易只占美国贸易逆差的21％，大大低于1980至1995年期间日本贸易占美国贸易逆差年均50％的比例。而现在美国和日本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分别占其GDP的1％和1.5%，由于两国经济具有互补性，中国商品对美国没有什么负面影响。随着中国产品出口量的增加，一些国家开始担心便宜的中国商品会冲击他们的本国市场，为了减少贸易逆差，有些国家开始在国际社会上呼吁人民币应该升值。当然，还有一个明显的论点，是说人民币外汇储备增长很大，这也是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一个理由。
我告诉他们，贸易账户的逆差跟人民币升值是否有联系很难说。你看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贸易逆差很大，是不是意味着美元应该贬值，美国财政部一直强调美元应保持强势美元。再就是外汇储备增加的问题，这要看其增长是自动的还是被迫的。如果是自动的就表明经济是处于平衡状态，所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并不代表人民币汇率过高；如果是被迫的，表明经济运行不是处于均衡状态。而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很难说是被迫的，这就表明汇率是符合经济运行平衡的汇率的。
再看美国1957年开始出现了很高的财政赤字，它的经常项目为负值，有6000亿美元那么高，使美元升值，不会使其财政赤字减少多少，而只有损害全球的经济。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在1998年的情况，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是坏事。当时全球处于大的经济危机中，亚洲处于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中。中国前任总理说：人民币不贬值。这个说法和做法对世界经济作出了贡献，他是对的。中国当时很好地面对了全球金融危机。但现在要人民币升值是一件愚蠢的事，其升值只有输家，不会有赢家。
再者，中国现在采用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很好，你盯住美元货币，就是与世界23％到25％的世界经济保持一致了。如果有一天美国要强制中国人民币离开美元货币区，你就很可能让你的货币去自由浮动。但那时你可以盯住欧元，也可以联络日本、韩国来实现自己的亚元区。实现人民币汇率浮动制应该有一个过程，不可能马上就改为浮动制。同时，如要改为浮动制，你必须配合其他措施进行改变，否则会出问题。
我再次强调八个论点，说明人民币升值不会有赢家。第一个是中国的人民币不是可兑换的，所以人民币汇率本身并不是由市场定的。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如果使人民币升值，必定减缓人民币可兑换时间的到来。第二是人民币升值会加速通货紧缩。第三是升值会减少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因为大家知道人民币会升值，别人就不会现在投，而是等到升值以后再投进来。第四是升值会降低利润率。第五是减少经济增长。第六是增加失业压力。第七是增加财政赤字。第八是导致人民币政策不稳定。
四、蒙代尔坦言中国经济存在几个突出问题
记者：如果说中国经济存在着问题，您能否指出其中最重要的三个问题来？您对此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蒙代尔：这个问题我不作直接回答。中国的发展这么快，中国第一次成为全世界热烈讨论的焦点，而现在没有谁能准确地说出中国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说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有问题，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问题，我只是认为这是一个需要紧急解决的问题。前不久，中国向美国派出了一个很大的采购团，花了600亿美元，购买30架波音飞机。中国政府近年来要定期与七个西方国家首脑会晤，解决与此有关的问题。中国政府对此问题已经非常重视了。
我把教育问题列入中国重要问题之一。中国有那么多人口，很多学校都在农村，学校是独立的，教育效果并不好。在中国，你可以开展网上电子教育，每天提供半个小时高质量的教育内容。你向他们提供最好的教育，让受教育者到网上来学习。这个投资也不大，只要10亿元最多20亿元人民币就可以了。这样，中国68万个学校都可以从这个项目中获得益处。
第二个或第三个问题是国有银行贷款与国有企业亏损的两个紧密相联的问题。中国的一些国有企业处于亏损状态，由于一些原因，这些本该退出市场的企业不能退出，银行还要给钱让其维持下去。中国有很高的储蓄率，但都浪费了，把钱给了那些不该给的企业。
还有那些企业的工人，老待在工厂也不行，应该让他们到有盈利的企业去上班，让他们有一个可以看得到前途的工作，有收益。不良贷款是水管里流出来的水，要拧紧龙头，不要让它再流了。中国完全可以考虑增加公债来解决银行的问题。
第三个或第四个问题是劳动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中国的行政人员有3500万个之多，几乎相当于加拿大一个国家的人口。中国的行政人员应该减少一半才对，减少了不仅不会降低效率；相反，有可能给中国劳动生产力增加效率。
詹姆斯·J·赫克曼詹姆斯·J·赫克曼，1944年生于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曾就读于科罗拉多学院，1971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从1995年起，赫克曼就获任芝加哥大学亨利-舒尔茨杰出成就经济学教授。赫克曼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内容涉及诸如社会项目评估、非连续选择和纵向数据的计量经济学模式、劳工市场经济学以及收入分配的模式选择等。
200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J·赫克曼和丹尼尔·L·麦克法登，以奖励他们发展广泛应用在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中对个人和住户的行为进行统计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其中包含了赫克曼对分析选择性样本的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以及麦克法登对分析离散抉择的理论和方法的发展。
本文核心提示
赫克曼直言中国人力资本投入过少
中国不同地区的教育投资存在着严重不均衡
人与人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是出生地
中国投资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可能高达40%
中国应开放人力资本市场并进一步减少人才流动限制
中国教育若另辟蹊径可能带动其经济快速增长
考评官员政绩应考察其在人力资本和教育上的投资
八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克曼
赫克曼直言中国人力资本投入过少
赫克曼说，中国在人力资本教育方面的投资只占了GDP比例的2.5％，而在实物资本（房屋建设、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又太高，占GDP的30％。美国在这方面的比例分别是5.4％和17％。赫克曼认为自己十分小心谨慎地研究了这些数据，虽然是历史的数据，但它仍然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他也发现，中国近年来在这方面进行着深刻的变革，所以，他也认真地研究了中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拨款。从近几年的情况看，中国在教育方面的投资从2.5％上升到了3.1％，势头不错。但总体来说，中国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占GDP的比例仍然是很低的。
赫克曼认为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过低的重要影响是投资回报率太低。
20世纪90年代，教育投资回报率只有4％，现在可能在10％左右，这就低于实物投资回报率的15％。
正如赫克曼所说，在中国研究人力资本投资是一件困难的事，是需要特别小心的。中国的劳务市场非常特别，既不是完全管制，也不是完全开放。如果用传统的计算机方程式去做中国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分析，可能会扭曲真实的数据，其结果可想而知。但智慧的赫克曼用了一种最简单可行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即教育投资的生产率。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视角，这意味着他并不是研究行业的工资，而是研究投资产出的生产率。
按照世界上对于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比例标准，中国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是非常低的，这是赫克曼的主要论点。他还有两个分论点：那就是，在中国目前这样一个很低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平台上，各个地区和不同层次的投资分配也是不公平、缺乏效率的。另一个则是，投资于中国的人力资本的实际回报率将非常高。
中国不同地区的教育投资存在着严重不均衡
不论是从经济学、社会学还是新闻的角度上看，我本人都觉得赫克曼对中国各地教育和不同层次的投资不均衡的研究更有趣，对于当今中国可能更有实际意义。
赫克曼认为，中国在人力资本投资的地区和层次等方面不均衡造成了很多伤害。包括延缓实物投资回报率的提高，阻碍人们对于实物投资的积极性，因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加快社会经济增长，还可以解决收入不平衡的问题，而这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严峻问题。
赫克曼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惊人的图表，他用数据准确地说明了教育投资不均衡的问题。这幅图表列举了1998年至2001年中国各大城市按人均GDP在小学生教学上的花费。上海的小学生花费是最高的，北京也很相似。但是，看看其他城市你就可以发现，比如湖北、湖南、四川、福建都比上海低很多。赫克曼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教育投资和经济发展是成正比的，就是高投入高发展，低投入低发展。从赫克曼的图表上，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教育投资中私人投资部分，包括家庭方面是否过高的问题。该表显示，18％是学生自己负担的部分，看起来不是很高，但在高等教育中学生负担部分的差异性、不平衡性就很大了。高等教育学费占家庭收入的23％，而中等教育也占14％左右。这个比例说明教育负担对于家庭来说是十分沉重的，尤其是对中国农村家庭，他们难以承受。在农村，即使中等教育的支出也会占家庭收入的30％。
赫克曼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的教育或基层的教育投资是地方政府财政拨款，这种政策造成了富裕地区在教育上的投资远远大于贫穷地区。赫克曼说，这种情况在当时教育资源匮乏的时代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就不行了。
人与人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是出生地
赫克曼说，中国城乡差异是不平等的重要体现，禁止城乡之间人口流动又促进了这种不平等性的加剧。在过去10年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得益于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资源再分配。
如果我们能更加关心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会增强这种流动的趋势。
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的调查研究与赫克曼不谋而合，其调查结果表明，城乡之间人口流动会降低这种不平等性，但并不能保证，这种迁移流动就能够消除不平等性。赫克曼认为，人口的迁移流动数达到现在的4倍之后，才有可能减少这种不平等现象。
在很多国家都存在着这种不平等性，它产生的重要原因是教育水平的巨大差异和技能上的巨大差异。赫克曼建议，在允许人口迁移流动的基础上，再加上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补贴，就是去关心一下民工子女的教育，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其不平等性。所以，如果能同时在城乡进行教育投资的话，可能会带来更好的结果。
现行政策确实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对于不平等性，我们不要惧怕，因为不平等可以刺激人们去获取更高的教育、更好的技能。赫克曼认为，不平等的主要来源是一个人的出生地，出生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机遇。一个人所受到的限制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的出生地和生活地点。对于这样的不平等性，我们可以用其他政策去解决。
中国投资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可能高达40％
赫克曼的另一个论点是，在中国投资人力资本，其回报率可能高达30％至40％。这个论点对那些有意投资教育的企业家无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