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巴罗说：“人民币价值低估使得中国能够向世界提供非常廉价的商品和服务，这是一件好事，是很有吸引力的，美国为什么要指责它呢？关于人民币价值升值的问题，我认为在未来的某一天人民币一定会大幅升值。这一点我同意一些金融分析家和投机者的观点，人民币迟早会升值。可以这样来考虑：我们把以人民币为单位的中国GDP的值按照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换算成美元的价值，同时用另一种方法计算中国的GDP，把中国提供的全部商品和服务按照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powerparity）的方式计算，也就是按照世界平均价格评估中国的GDP是多少美元。这两个数据相比，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出的数据是按汇率比计算出数据的4倍，可以看出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确提供了非常廉价的商品和服务。这就是由于人民币价值太低的缘故。当然，一个国家的购买力平价与汇率之间有差异是正常的，但是，4：1的差距就太大了。
我认为未来这个差异会慢慢缩小，缩小必然会带来人民币的升值。如果我们按照4：1来计算，现在1美元可兑换8元人民币，那是否意味着将来1美元可兑换2元人民币呢？我认为这也是不对的。我估计汇率将达到6：1或4：1，但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会在什么时候发生。”
二、汇率问题
现在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是人为低估，这是不对的，应该让它回到自己的价格上去。如果汇率回归，汇率实际上可以给人民币本身带来好处。
贸易很重要的一点是跟汇率相联，让汇率寻找自己的市场价格，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罗伯特·巴罗觉得现在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是人为低估，这是不对的，应该让它回到自己的价格上去。如果汇率回归，汇率实际上可以给人民币本身带来好处，即人民币因此会出现升值。如果升值，中国的商品卖到国外价格就会变高，美国的商品到中国来就会比原来便宜。如果人民币真的出现一定程度的升值，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就会变得容易一些，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顺差就会缩小。这样，中国的商品在出口中由于价格上升，利润增加，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价格降低，中国也获得了利益。
罗伯特·巴罗认为，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优势。通过创新，通过提高产品自身的质量使其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中国现在完全靠政策的低价格优势保护自己的产业，这是不可取的。或早或晚，人民币汇率都要放开的，开放的汇率对中美都是有利的。因为中国是在人民币低估的情况下，保护国有低端产业，这完全没有必要。罗伯特·巴罗去年与中国财政部一位副部长也谈过这个观点。
如果以我个人的理解，不论是从经济学原理来讲，还是从整个国际形势来讲，罗伯特·巴罗都没有错。或早或晚，必定会有自由化市场这一步，汇率将放归市场作决定。然而，这个观点在中国官方阻力一定很大。因为把人民币的价值升上去以后，产品的价格将同时升高，这就并不能保证在国际上出口份额还会有那么大。人民币如果出现升值，除了贸易顺差会有所改变，还会有一系列的改变。整个中国的GDP美元折合后会有变动。汇率的变动，折算成美元就会有很大的改变。中国现在的GDP是10万亿元人民币，现在的汇率大约为1：8.3，如果你把人民币汇率调高30%，那么，折合成美元，GDP就增值了许多。中国无形中就会显得很富有。但是如果这样，国际上将对中国重新考量评估，很多优惠政策中国将无法享受，中国将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
我想说，罗伯特·巴罗确实是一个带着浓厚的古典自由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他是来自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虽然他现在是哈佛的教授，但他在芝加哥任教多年。他跟芝加哥的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1995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教授是一脉相承的。这个学派倡导的是自由市场。罗伯特·巴罗认为，各种关税的壁垒都不应有，应该是自由竞争，这对所有国家都会有好处。从经济学的原理上讲，自由的竞争肯定比设置各种壁垒要好，因为消费者总能从中得到最便宜的商品。罗伯特·巴罗认为美国对中国包括对欧洲所做的一些特殊性条款限制都是不对的，政府不应该管这些，政府要做的事情是管好国内的事务。他说：“中国要开放资本市场，实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虽然一开始会有很剧烈的波动，但波动过后就均衡了。”
从理论上讲，巴罗没有错，但中国政府是有自己的考虑的。我们应该不难理解罗伯特·巴罗的观点，人民币现在人为低估，从道理上讲，早晚要价值回归。然而，从实际情况来说，在未来5年内，人民币的价值也许都不可能偏离现在的价值太远。中国加入了WTO，对外陆续开放有个时间表，国外所有的大的保险、金融公司都将进入中国，从事人民币业务。随着整个金融业务对外全面开放，按时间表估计是5年。人民币和外币的兑换早晚是要开放的，但是，现在需要过渡。如果不是这样，谁来为剧烈的波动负责呢？
三、低价格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中国国内目前物价水平总体偏低，许多商品几乎都没有什么利润空间了，厂家商家的竞争到了十分激烈的地步。罗伯特·巴罗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人民币价值被低估密不可分。人民币的低估直接导致了中国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价格偏低。但他认为可以通过两个方法来解决问题。
人民币升值问题：“一种方法是让人民币升值。升值后，产品的价格就会高一些。这方面的内容我已经在前面讲过了。第二种方法是直接提高国内物价水平。当然，这种方法的后果是容易导致通货膨胀。但是，如果政府不让人民币升值，而价格又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上，那就意味着通货膨胀。”罗伯特·巴罗认为：“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我们衡量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主要是采用通货膨胀率这个指标。人们认为保持价格的稳定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对经济有重要作用。在研究中我们也发现了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发展之间有负相关关系。通货膨胀率越高，经济增长越慢。但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个关系主要是由一些通货膨胀率很高的国家的数据而产生的。也就是横轴上的数字若为1，则表示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00%，这是相当极端的例子。但大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都较低，这时我们并没发现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明确的关系。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率高一点或低一点都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目前的市场价格还不完全是根据市场的原则来决定的。罗伯特·巴罗说：“在自由市场中，只有某些机制出现了问题，政府才去干预市场，从而弥补市场的不足。一方面，中国政府不希望汇率发生变动，另一方面又不希望通货膨胀的出现，其直接后果无疑导致政府干预市场。如果用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观点，采用浮动汇率的体系，既可以降低通货膨胀率，又可以消除来自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浮动汇率的体系是指货币政策密切联系本国的经济实际，如价格稳定，其汇率是由外汇市场自由决定的。汇率很难进行预测。但在实际工作中政府经常予以干预。汇率是可以自由转换的，也可能是受控制的，通常情况下，在法定汇率与有效的（黑市）汇率之间是有差额的。”
美国官方一直希望中国把资本市场放开，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但是，这不是政府马上要做的事情。人民币是一个国别的货币，如果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的话，这个货币一出国门就没有价值了。但美元是世界性的货币，是硬通货。中国担心，资本市场一开放，汇率浮动，就会有很多人来套汇。刚开始，人民币也可能短暂升值，因为现在价值低估。那时会有许多游资冲进来购买人民币，把价格抬上去。升值后，就会出现套汇，卖出人民币，兑换美元。这些“隔夜资本”很快就会离开撤走。这是很危险的。当时的泰国以及阿根廷等国家的金融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中国暂时不开放资本市场，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
四、增长速度问题
未来中国的GDP水平会向美国趋同，而不是差距越来越大。
中国经济连续20年多年高速增长，近7年来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的经济发展今后将如何走？现在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些宏观调控政策，这是不是标志着一个经济增长生命周期的结束？中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究竟还有多少路要走？中国要达到美国的人均GDP水平究竟还需要多少年？
罗伯特·巴罗首先对中国GDP连续多年9%左右的增长率持怀疑的态度。他说，世界上经济增长保持最好记录的是亚洲四小龙，从1960年到1997年，它们保持了近40年的6%的平均增长率。到1997年出现金融危机，经济连续高速增长的神话破灭。罗伯特·巴罗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超出6%这个水平。中国要保持9%的增长率好像没有这个可能。中国最多的时候也可能只有6%的水平。他预计中国的实际GDP增长可能在4%或者3%。(此处为罗伯特·巴罗的个人观点，本书予以发表，并不代表对此观点赞同——编者)罗伯特·巴罗说：“对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十分钦佩。从购买力平价的手段来评估，每个中国公民的平均GDP达到4000美元，远高于20年前的水平；当然另一方面，还是比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低。这意味着中国在未来还有很大的经济发展空间和机会。中国将在经济收入上与其他国家保持趋同的态势。我认为中国现在的情况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情况，当时日本的长期增长没有很大的空间，因为出现了规模收益递减的情况。总之，我对中国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持乐观态度。”
另外，关于7年是不是中国的一个经济增长生命周期的问题，罗伯特·巴罗说，现在中国在某些领域似乎在实行适度从紧的经济政策，但这还不能肯定是一个经济生命周期（businesscycle）的结束还是其他地方出了问题。在他看来，中国应该还有10年的经济增长期。
向发达国家看齐，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夙愿。中国要达到美国的人均GDP水平大约究竟要需要多少年呢？罗伯特·巴罗说：“在2000年的时候，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一年，美国是32000美元一年，这个差距是8倍。中国要能赶上美国的水平，就要求中国的人均GDP增长8倍，这个问题变成了中国的GDP要经过多少年才能够增长8倍。‘8’是一个这样的数据，只需经济增长为原来的两倍，一共经历三次这样的双倍增长，就可以增长为8倍了。而一个国家的GDP翻倍需要多少年，这取决于它的GDP增长率是多少。根据中国经济目前的表现，我预言每年GDP增长率是5%。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巧妙的计算方法，即所谓的‘69法则’（即要使一个具有不变的正增长率的变量的值翻番所需要的时间大约为69除以百分增长率。因而此例中的半衰期（half-life）大约为69/5年，或大约14年。
精确的数学表达式是这样的，半衰期t为8=teλ，其中λ为增长率的数值，这里为5％。等式两边取对数可以得出t约为42年）。需要多少年GDP可以翻一番呢？我们用69÷5≈14，也就是14年时间。而要赶上美国目前的水平，中国人均GDP要翻三番，那么也就是需要42年时间才能达到目前美国的人均GDP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40年以后中国就赶上美国了，因为美国在这段时间内经济也有增长。”
罗伯特·巴罗说：“贫困的国家能够赶超富裕的国家是有一系列前提的，包括良好的经济政策，完善的法律和法制，较高的医疗卫生投入等。但贫困的国家在这些方面往往做得很差，比如非洲的一些国家，因此它们的经济每况愈下，和富裕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
但我预测未来中国的GDP水平会向美国趋同，而不是差距越来越大。现在美国的GDP是中国的8倍，我预测将来差距会缩小。我做出这个判断不是因为中国穷，而是因为中国存在很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而有很多国家比中国更穷，我就不会预测它比中国的经济增长快，因为它不存在这些有利条件。”
五、国债发行问题
中国目前的国债发行规模并不是很大，没有必要害怕为国债发行过大而可能引发的后果担忧。
从理论上讲，财政余额对于实际利率的主要影响应该包括以及预期未来的预算赤字。这很难从经验上显示这种关系，但是，许多经济学家，包括格林斯潘，都认为的确存在着某种关系，其中包括预期的未来赤字，这是很难测度的。
罗伯特·巴罗认为，衡量一个国家发行国债最可靠的方法是根据这个国家的实际人均GDP。
有些规模比较小的国家，无法控制财政支出，可用净赤字的比例去衡量。现在中国用GDP的比例衡量是比较好的。中国目前的国债发行规模并不是很大，没有必要害怕为国债发行过大而可能引发的后果担忧。对于利用国债投资其他方面比如基础建设投资的影响也不存在问题。可以看见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国债发行就占了GDP比例的100%；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意大利和比利时都超过了100%；在二战时期，英国的国债发行甚至超过了GDP的250%。
当然，现在有一种担心，比如日本，有越来越多的公债项目，通过融资而且融资越来越快。
对于中等收入国家，也有一定的担心，就是这个政府有可能最后无法偿还债务。我们看到，2000年的阿根廷就没有还，它们的债务为当时GDP的50%到60%，阿根廷政府认为还比较好。中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罗伯特·巴罗认为，目前中国的国债发行不存在任何问题。许多国家比中国发行国债的规模都要大，GDP的情况有的比中国差得多。比如印度，我看就有问题。
六、股市问题
股票市场是一个经济市场的晴雨表，它能很好地反映经济的状况，反映GDP增长，它是经济最敏感的一部分。
罗伯特·巴罗说：“我没有专门研究股市，我不能对此发表更多的观点。我去年来中国时，在中国朋友的带领下，去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我在那里看见，那里有很敞亮气派的房子，有很新的电脑，但是没有多少人，来的人都是去卖股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