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地主非常奇怪地望着这位新老爷，居然问出这样的话来。那掌棍的几个大汉也奇怪地望着新老爷。
“给我站起来。”张牧之说，“现在提倡三民主义，讲平等，不兴下跪。”陈师爷在一旁都为新老爷能够随机应变，暗地笑了。
徐大个去把那个下跪的农民提一下：“站起来。”这个佃户还有些莫名其妙，只好站起来。
“你也站过去，站在下边，好问话。”张牧之对那个站在旁边的赵家地主说。徐大个一伸手把他提到中间，和佃户站成一排。这位地主有些不以为然，把一只脚斜站着，一抖一抖的，满不在乎。徐大个生气地在他腿肚子上踢一脚：“站规矩点！”
这样才开始了问案子。
张牧之听了原告、被告两方的申诉。很明显看出是这个赵家地主不讲理，把当时政府规定的但是从来没有执行过的“二五减租”，反倒改成“二五加租”，要农民多交租。张牧之一听，火星直冒，本来想当场发作，要宣判姓赵的地主给佃户按规定倒退二成五租谷的，可是陈师爷却给他递了眼色，低声说了几句。张牧之才忍着气宣布：“退堂！听候宣判。”
姓赵的地主不放心说：“禀老爷，这刁民不押起来，不取保，他跑了，我将来向哪个讨租去？”
张牧之本待发作：“你咋个就晓得一定是他打输官司？”陈师爷却跑在前面代他答了：“退下！本官自有道理。”
下堂以后，姓赵的地主就找到了那个掌刑的政警：“张哥，咋的？‘包袱’塞了不算数？”
那个政警把嘴一撇：“哼，你那几个钱，还不够人家塞牙齿缝缝的。”其实这份“包袱”完全被他独吞了，新太爷一文也没见着。
新老爷审案子的事，一下子就传开了：新章法，讲平等，原告被告都不下跪了。那些照例是被告、照例该他们下跪的穷百姓听了，觉得张老爷提倡的这个平等好。那些照例是原告、照例不下跪的地主绅士们听了却觉得稀奇。有人说：“怪不得，是根党棍子啊，你看他穿的那一身标准制服！”有的却觉得这一下乱了规矩，怎么要得！于是摇头摆脑地叹气，“国将不国”了。这件事也照例传进黄公馆黄大老爷的耳朵里去，他却一言不发，只是在沉思。
等到过了三天，县衙门口的布告牌上贴出宣判告示来，是姓赵的地主败诉了。上面说按照政府第几条第几款法令，应退佃户二成五租谷。这一下在县城里像揭了盖子的一锅开水，沸腾开了：“哼，这位太爷硬把法令当真哩！”“嘿，这还成哪一家的王法？”有的人也责备姓赵的地主：“他也太心黑了，二五减租，你马马虎虎不减也就是了，偏还要二五倒加租，还要去告状，输了活该！”
这件稀奇事情当然也传到黄公馆里去了。黄大老爷听了，还是一言不发，闷起！
穷苦老百姓一听，却高兴地一传十，十传百，一下传开了：“新来的张老爷硬是要实行二五减租哩。”许多人在盘算：“去年的已经给地主老财刮去了的，就算了。今年眼见要收谷子，这回有人撑腰，要闹他个二五减租了。”
张牧之上任不到两月，来说事情的，许“包袱”的，总是不断。这在别的县太爷看来，就是财源茂盛的意思，巴不得。张牧之却觉得心烦，多靠陈师爷出面去处理。反正张牧之给他定得有一个原则：凡是地主老财们送来的，收，多收。狠狠地刮，刮得他们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说的事情就给他来个软拖，东拉西扯，横竖不落地，理由就是塞的包袱不够，难办事。至于那些穷苦人、正派人，就一律不要。专门替人家办理付款事情的县银行钱经理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这位太爷，口讲新章程，其实是个‘鲢巴郎’嘴巴叉得很。”
这时上边又下来公事，收一笔爱国捐，五万元，限期交上去。一个县太爷在任上，只要碰到这么一笔上面下来的什么税，什么捐，就可以把腰包填满了，可以走路了。这种捐口说五万元，县太爷可以不必自己兴师动众地去收，只要按七万元出包给人家去收就行了，收得快，又得利。这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朝代，哪些会做官的老爷想出这种妙法。实在方便。至于那些来包税捐的地主老财们，用七万元包了回去，他们爱向谁收，收多少，就不用问了。十万元也由他们去收了。这真是发财的好门路。
这一笔五万元爱国捐的公事一下来，那些有钱有势的老财们纷纷出动，上下活动，打通关节，要求包收爱国捐。可是谁也莫想一口独吞，连黄天榜大老爷也不敢使出他的“天棒”，独包了，这是要利益均沾的事，不然你休想以后办事搁得平。你要求包这一个乡，他要求包那一个区，而且是先付包银，倒是可以的。这条件真够优厚的了，可是张牧之偏偏不干，他要研究一个新章程、新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