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巴黎举行万国博览会，大家主张把巴黎最好的东西展示给全世界。拉克卢瓦出版了一本由雨果撰写序言的《巴黎导游》。
有人提出要重新上演《欧那尼》。雨果却是将信将疑。警察当局难道不会指使人去捣乱？雨果在巴黎的代言人瓦克里和默里斯都不相信会有这种事。
为了不让人有任何喝倒彩的机会，人们决定修改一下以前“插入”剧本中的一些诗段。雨果本人也给瓦克里写信说：“可以把‘是的，国王！仆人，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改写成：‘是的，你说得对，我是你的仆人。’”
小心谨慎是没有必要的。引起1867年的观众不满的，恰恰是这种修改后的东西。坐在正厅的那些早已把原剧本背得滚瓜烂熟的观众，当即站起来纠正这些被修改了的诗句。雨果事先已托瓦克里转去了他亲笔签名的准演书，并且要求瓦克里在准演书上印一个醒目的词：Hierro。
演出很成功，不仅上演获胜，在政治上示了威，而且经济上赢得了最丰厚的收入。
雨果夫人阿黛尔坚持场场必到。她丈夫和儿子深知，任何激动对她的健康都有危险，因此希望她至少不要去参加一般性的演出，因为那可能会有点乱。
她不听，并且说道：“我活在世上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不能不趁重演《欧那尼》的机会快活一下，因为，这是对我美好的青春时期的纪念。难道我能错过这样的机会吗？不，先生！首先，《欧那尼》决不会被喝倒彩。其次，我知道怎么对付那种嘈杂的声音，我的眼睛能支持住，即使我重新失明，我也要去观看《欧那尼》。即使把我这条老命赔上去，我不会怎么样。”
这种谦恭的态度感人至深。和她期望看到《欧那尼》重新上演的心情一样，这表明她到了生命最后的幸福时刻。
巴黎市民看到她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她每场都不放过。患有风湿病的奥古斯特·瓦克里领着她，步履艰难地走向剧院。一个眼睛不行，一个身体病残。各家报纸都报道了维克多·雨果夫人在巴黎的消息，这使她欣喜：“我的名字多响亮！”
大学生们和往昔一样，前来要票助威。他们中有一个对保尔·默里斯说：“维克多·雨果先生就是我们的信仰。”
夏天到了，全家在布鲁塞尔团聚的时刻也到了。阿黛尔与丈夫久别重逢，感到分外高兴。她说：“我吗，一旦我再抓住了你，就要紧抓不放，也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对你将那样温柔，那样亲切，使你没有勇气抛弃我。我最后的梦想就是死在你的怀抱里。”在她奄奄一息的时候，她真的抓住了这根过去常常使她胆战心惊的支柱。
最终，阿黛尔如愿以偿。1868年8月24日，阿黛尔和丈夫乘坐敞篷马车一起兜风，丈夫对她体贴温存，她兴高采烈。第二天下午15时，她突然中风，吁吁喘息，全身痉挛，半身不遂。
1868年8月27日，雨果在记事本上写道：
今天早晨8时30分，她离开了人世。我为她合上了眼睛。唉！上帝将收下这柔顺而伟大的灵魂。我把她还给上帝，愿上帝保佑她！遵照她的遗愿，我们将她的灵柩运往维勒吉埃，把她安葬在我们死去的那位温存的女儿旁边。我将伴送她到墓地。
当天，瓦克里和默里斯专程从巴黎赶来，参加入殓仪式。雨果在日记本上这样写着：
我捧起鲜花，撒在她的脑袋周围。我在她的脑袋旁撒了一圈白菊花，脸没有盖上；接着，我又把花瓣撒遍她全身，整个棺材里都装满了花。然后，我吻了吻她的前额，低声对她说：“愿上帝保佑你！”之后，我在她旁边跪下来。夏尔走了过来，接着是维克多。他们悲号着吻了她，站在我身后。保尔·默里斯，瓦克里和阿利克斯都在哭泣。
他们俯下身子，一个挨一个地吻了她。下午17时，铅棺被焊合。在放上棺材盖以前，我掏出衣袋里的一片小钥匙，在她头部上方的铅壳上刻上两个字：维·雨。棺材被封住了，我吻着它。棺材被抬走前，我穿上了丧服，我不打算再脱下它了。
雨果把灵柩一直护送到法国边界，瓦克里、默里斯、医生阿利克斯把它一直送到维勒吉埃。
1869年，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已经摇摇欲坠。法国在墨西哥的军事失败，对欧洲各国的外交失利激怒和侮辱了法国人民。心力衰竭、疾病缠身的皇帝做了些让步。他早已无法维持的东西，却还想将它改造一番，使得最少“发现有3000万臣民有理由不满”！
雨果依旧坚守他的反抗，而且为了加速第二帝国垮台，他支持两个儿子和保尔·默里斯，奥古斯特·瓦克里创办了《召唤报》。
《召唤报》于1869年5月8日问世，印数一下便达到50000份。
雨果完成《笑面人》后，又和戏剧《笃尔克玛达》一起重返舞台。他一如既往，来到布鲁塞尔度过1869年的暑期。
1869年7月23日，他给儿子夏尔及弗朗索瓦的信中写道：
我亲爱的孩子，我高兴地告诉你们，我将于7月31日至8月5日期间抵达布鲁塞尔。眼下我要写完一点东西。我想尽量做一次旅行。
我在布鲁塞尔逗留的日子里，你们为我准备中午餐，我请你们吃晚饭，也就是说，每天，你们4个人，包括已生出6颗牙齿的乔治都到邮局旅馆来吃晚饭。
这可以减少家务。别忘了，必须在我的卧室隔壁安排一个夜间侍女，我老是在夜间感到呼吸困难。
9月，雨果答应去洛桑参加和平大会。他所到之处，群众高呼：“雨果万岁！共和国万岁！”他为欧洲合众国的公民们作了一次讲演。
一个月前，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皇帝又实行了新的赦免。但是雨果回答说，在《克伦威尔》里有这样一句诗：
喂，我饶恕你。
可你有什么权利饶恕我，暴君？
1870年7月19日，法皇拿破仑三世在俾斯麦的挑动下，对普发动战争。这场战争使得雨果犹豫不决。如果帝国获得胜利，拿破仑三世就会摆脱危机；如果帝国失败，整个法兰西便会受辱。是否应该把帝国抛在脑后，作为一名国民自卫军回国，去为法兰西舍命沙场？雨果开始整理行装。不过，他无论如何要先去布鲁塞尔。
8月9日，情况变得明朗，战争变成了法国人民的灾难。3次战役，法兰西连连败北。雨果1870年8月9日在日记本上写着：
我要把我的所有手稿塞进3个箱子里，使自己能听从义务和事件发展的召唤。
19日，雨果到法兰西驻比利时大使馆申请去巴黎的护照。雨果对代办安东尼·德·拉布莱说，他回法国是为了尽一个公民的义务，可是，他不承认帝国。他说：“我在法国不能做超出一个国民自卫军职责范围的任何事情。”
1870年8月19日，雨果在本子上记着：“代办彬彬有礼地对我说：‘首先，我向当代的伟大诗人致敬。’他要我等到晚上，到时他派人将我的护照送到我家。”
9月3日，皇帝投降。4日，共和国宣布成立。5日，雨果来到布鲁塞尔火车站售票处，用他激动而颤抖的声音喊道：“来一张去巴黎的票。”他戴着一顶软毡帽，一只有背带的皮包挂在肩上。他看看时间，脸色苍白地对陪伴他的年轻作家德勒·克拉尔迪说：“这个时刻，我整整盼了19年！”
夏尔和阿丽丝、安托南·普鲁斯特、儒勒·克拉尔迪都上了车。在朗德尔西，他们见到了首批败退的法兰西士兵，那是些疲惫不堪、垂头丧气的残兵败将。士兵们上着蓝大衣，下着红军裤。雨果噙着热泪向他们呼喊道：“法兰西万岁！法兰西军队万岁！”他们带着沮丧的神情，模糊不清地注视着这个泪流满面的白胡子老头。
透过车窗，他们看到了法兰西的原野。雨果哭了。火车于9时35分抵达巴黎。迎候他的群众人山人海。欢迎的场面无法形容。
一出站台，人们就发现了他，渐渐的，拦阻他的人越来越多了。热烈的欢呼声与远处的大炮声汇成一片，雨果登上车站大楼的阳台，向巴黎人民喊出了他的心声：“语言已无法表达宽宏大度的巴黎人民给予我的使我感到如此激动的难以形容的接待。公民们，我以前说过，我将在重建共和国之日返回祖国。瞧，我已经回来了！我回来要履行自己的天职。”
雨果接连4次发表演说。人群高呼：“雨果万岁！”还有人背诵《惩罚集》诗句。群众想把他带到市政厅。他大声喊道：“不，公民们！我不是回来推翻共和国临时政府，而是来支持它的。”也有人高呼：“小乔治万岁！”当走到他下榻的弗劳旭大街保尔·默里斯的家门口时，他对群众说：“我20年流亡，你们用一个小时就补偿了！”
经过漫长的流亡岁月回到祖国，既感到可怕又感到亲切。他又重见了多年来思念的故人和故地。
然而也感到可怕，因为一跨入国境，就发现一切都翻然大变。因为祖国变得那么死气沉沉，毫无活力。因为在这么多的陌生面孔中自己觉得成了异乡人，尤其因为刚从被单纯的思想控制的奥林匹斯山下来就要置身于街头的吵闹和广场上的市集之中。
雨果在他居住的弗劳旭街保尔·默里斯家里，接待了数不清的来客。作家德勒·克拉尔迪，他给雨果带来了一枚从皇族中弄来的金蜜蜂纹章；一些将军，他们前来听从雨果指挥；一些官员，他们来向雨果谋求职位。雨果回答说：“可我什么也不是呀！”这等于是礼貌地回答说：“我什么也不打算干。”
雨果又见到了泰奥菲尔·戈蒂埃。后者亲切、有感情，但显得尴尬。因为，这位善良的泰奥菲尔作为《箴言报》的文艺评论员、玛蒂尔德公主的图书管理员，领过帝国的俸禄。
雨果一到巴黎，就写了一篇《向德国人民呼吁书》，书中写道：
德国人民，和你们说话的是一位朋友。这不幸的误会是怎么回事？两个民族创立了欧洲。这便是法兰西与德意志。今天，德意志想毁掉欧洲。这可能吗？这场战争难道是我们挑起的吗？不是，是帝国想发动战争，是帝国引发的战争。
现在帝国已经死了，那好，我们和这具僵尸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德国人民，如果你们硬要打仗，那也行，不过你们也得小心。来吧，来攻打巴黎的城墙吧！巴黎人民将在你们的炸弹和机枪扫射下奋起自卫。
我这个老头，也将手无寸铁地站在自卫的行列里。我愿和战死的巴黎人民在一起，我可怜你们和杀人的君主为伍。
雨果的呼吁没能制止侵略战争，于是雨果决定以一名普通的国民自卫军战士的身份去参加保卫巴黎的战斗。朋友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他相信，他发表讲话的作用要比战死在巴黎城墙下大得多。于是雨果发表了《致法国人》。
雨果斗志昂扬地号召法国人“起来！起来！别喘息，别休息，别睡觉。****在向自由进攻。德国企图侵犯法国。让我国大地上悲愤的烈火像融化冰雪一样，把这支庞大的军队熔化掉吧！”
在围困中的巴黎，每天晚上仍然有演出，雨果的戏剧对观众仍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剧院场场满座。另外雨果的诗集《惩罚集》也在这时再版了。雨果把稿酬和演出所得全部捐献给祖国铸造大炮。在一尊大炮上人们刻上了“惩罚”两字，在一门大炮上刻着“维克多·雨果”，另外一尊大炮上刻着“夏托登”。
大街上，到处是步兵、国民自卫军和游击队的队员们，他们常常背着在敌人的炮火下从田野里收摘来的蔬菜。商店里空空如也。穿着粗布工作服，戴着圆帽的工人们呼喊着：“公社万岁！”
1870年9月19日，普鲁士军队已经占领了1/3以上的法国领土。与此同时，他们的20万大军也已经完成了对巴黎的包围。为此，巴黎物资供应极其匮乏。两棵白菜都成了雨果一家珍贵的礼品。但雨果不以为然，对于一个经受了18年流亡之苦的老人来说，这种物质的苦难真的算不了什么大事。
可是，当他看到一队队士兵唱着《马赛曲》从大街上经过的时候，已经白发丛生的雨果哭了。他在日记里写道：
我听见了那个有力的号召，每一个法兰西人，都应该为祖国而生；每一个法兰西人也应该为祖国而死。我听着听着，哭了！前进！英雄的军队！我将踏着你们的足迹向前！
但是局势已经越来越严峻起来了。在1870年7月的时候，法国有正规的军队40多万人。然而，拿破仑三世投降了10万，巴黎元帅投降了17万人，又溃散了10余万人。到了1870年10月的时候，能够有效抵抗普鲁士军队的正规军，已经不超过5万人了。
这时，议和已经成为了政府唯一的选择了。为了缔结和约，必须选举一个国民议会。国民议会不得不选波尔多为所在地。雨果是塞纳区的候选人，他因有把握选上，便去了波尔多。尽管想到他将进入的是一个认可失败的国民议会，他感到不快，但又不能避免。
雨果1871年2月13日起程。新选出来的国民议会根本没有代表雨果那种共和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意愿。占领的国家不愿再让波拿巴分子统治，他们是招致失败的罪魁祸首，但也不愿接受共和党人的主宰。它同意让老君权主义分子掌握国柄，并要求和平。一些自1830年以来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城堡的乡绅和正统派的老朽，现在又出现在波尔多的杜尔尼大街。这些，都让雨果感觉到格外的愤怒。
1871年2月18日，雨果在给保尔·默里斯的信中写道：
无论是对你还是对我来说，局势都显得十分可怕。国民议会只是个“无为议院”。在这里，我们是50对700。面对占压倒多数的这些人的可恶行为，****也许只有一条出路，那便是实行必要的集体辞职，这也许是给国民议会捅一刀，并将给它带来致命的创伤。
在这个挤满了议会代表的城市里，很难找到住处，夏尔和他的妻儿在圣摩尔街13号找到了一个小套间。
当雨果一出现，城市就沸腾起来了。国民自卫军挥动着军帽；人群欢声雷动，使这位激动得热泪盈眶的老人躲到了一家咖啡馆里。
2月16日，雨果满69岁。28日，梯也尔向议会提交“一份罪恶的条约”，要求议会批准。按照这项条约，必须牺牲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在委员会上，雨果宣布，他可能不会参加这项提案的投票。
不久，因为很多议员以加里波的不是法国人为由，反对****议员加里波的参加选举，雨果因此辞去了议员的职务。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雨果的大儿子突然中风死去了。3月18日，悲痛万分的雨果把儿子的灵柩送到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就在这一天，巴黎的无产阶级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巴黎公社起义。他们占领了整个巴黎，根据人民群众倡议，建立了新型国家。
往后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令人揪心。公社社员在激战时杀人放火。凡尔赛枪毙巴黎人。按照雨果的说法，国民议会有多残忍，公社就有多疯狂。双方都失去了理智。
1871年5月29日，巴黎公社的最后一个街垒被特罗普将军的军队攻克。获胜后的特罗普将军以巴黎公社枪杀64名人质为口实，连眼皮也没眨一下就下令枪毙了6000名公社战俘。甚至已经逃到比利时的公社社员，也不断遭到凡尔赛方面的枪杀。
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雨果在《比利时独立报》上发表了******。在信中雨果写道：“我不曾和他们在一起，但我接受公社的原则。”“我愿意把街垒广场4号住宅作为避难所。”
雨果对这种壮举的后果是完全有思想准备的，在******中他表示：“如果他们到我家来逮捕逃亡的公社社员的话，就让他们逮捕我好了。如果有人要把他引渡给法国当局的话，我就跟他一起去。我和他一同坐在被告席上，人们将在权利保卫者中间，在被凡尔赛的国民议会击败的公社社员旁边，看到一个被波拿巴流放的共和党人。”
雨果坚信：“比利时政府会反对我，但比利时人民将站在我的一边。”雨果收到了许多的支持信，可是在夜里来了一群普鲁士暴徒。
紧接着，一些大石头砸烂了他家的窗户玻璃和分支形吊灯。小乔治惊恐不安，说：“普鲁士人来了！”暴徒们企图砸烂护窗板，却未得逞。行凶者是50多个衣冠楚楚、样子可笑的年轻人。他们是受人指使的、企图加害雨果的暴徒。
其实事情并不严重，但比利时政府却颁布法令，命“维克多·雨果先生，69岁，法国文人，立刻离开比利时王国，不得再次返回”。
雨果并不屈服，他表示：“我可以毫无困难地经受放逐，也许在我一生中经常被放逐一下倒是件好事。”他不愿再次回巴黎，而是在卢森堡的一个小城镇维安登住了下来。
由于雨果收留流亡者的事情被人到处传扬，雨果的影响力逐渐扩大，有很多需要政治避难的人都找到了他。不久雨果便收到了一个公社社员的遗孀寄来的信，信中请求诗人让她避难。雨果向她发出了邀请。从她口中，以及从报纸上雨果了解了当时的情况。
雨果情不自禁地提笔写下了许多有关这个年代的诗歌，雨果后来把这部诗集称为《凶年集》。
雨果依旧是在一遍一遍地告诫着人们，那些被杀害的都是他们的弟兄姊妹。他保护被打倒的人们，但是在他们强大的时候与他们作过斗争。解决生死搏斗的问题是要靠爱，而不是靠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