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河北省的徐水县，只一个1947年，我们打过三次。第一次打徐水出了点问题。选择的冲锋路线不好，部队在大水渠后面堆集着。前面是一片开阔地，毫无遮挡，敌人的机枪像泼水一样扫射过来，我们已经发起两次冲锋，死伤无数。这时候指挥员就应该到前沿再观察一下地形，可以改变冲锋路线，组织火力压制住敌人的火力，甚至还可以请求炮兵支援。不，什么也不管，只是一个字“冲”，或者“给我冲”，“再冲不上去，提头来见！”
团指挥所的通讯员，顺着水渠爬到二营营长跟前说：“团道长命令你们再次发起冲锋，再冲不上去，要你提头来见！”
二营长低着头，后来对那通讯员说：“回去报告团首长，就说我牺牲了。”
说完他站起来，也就是一秒钟，他就被敌人的机枪打倒了。
这时，二营的教导员爬到那通讯员身边说：“回去报告团首长，就说我也牺牲了。”
教导员说罢，也站起身来，立即也就中弹身亡。
这个通讯员吓坏了，挤在水渠后面的战士们都吓坏了……
（二）
到了最后一次打徐水，是第三次打徐水，这只是围点打援。围是围保定，打增援保定的敌人。罗历戎带领他的暂编第三军，从石家庄出来去增援保定，走到定县清风店，被我们包围了。
我们从徐水城下出发，二百五十里赶到清风店，主战场在西南合。我们到达西南合西面二里路的一个小村，忘记它的名字了。当时已经傍晚，前头枪声大作，传下来：“往后传，上刺刀！”二百五十里路，一天一夜赶到，中间不休息，就像小跑一样。到达前沿，连撒泡尿的功夫都不给，更不要说吃饭、喝水，稍事休息了。古来没有这么用兵的。
常言说，府到府，三百五。保定府到正定府，至少三百五十里。清风店在两个府的正中间。当时传达说，敌人正在构筑工事，所以要尽快突击。他构筑工事说明他走不了了，你着什么急。石家庄几乎已经是一座空城，无兵可派，保定的敌军不敢出来，难道是怕有人会增援清风店吗？莫名其妙。战后才知道罗历戎原本是我们的高级首长在黄埔军校的同学。既然是老同学，为什么不身入重围去见他一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难道是怕死吗？罗历戎当时已身陷重围，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时候，还不敢同他见面吗？三岁小孩都知道，我们有能力消灭他。然而，战而胜之离着不战而胜差远了，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团，投入战斗前有两千多人，一个参谋告诉我是两千三百。两天战斗后撤下来，一个很小的场院都没有站满，不足五百人。出发过后，连长在前面走，后面紧跟着就是油桃子，即炊事班。那是一次胜仗，而且是大胜仗，消灭敌人一个军。胜利以后的部队应该是欢声笑语，情绪高涨才对呀。那次胜利以后，当我们离开战场的时候，人人都低着头，不吭气，没人说话，一句话也没有呀！
多年以后，有一次，在北京，几个参加过清风店战斗的老战友，说起那场景，整个部队都低着头走路的情景，几个人都落了泪。从来人们都是描写战斗的轻松，胜利的喜悦，谁提到过胜利以后的深深的悲伤。我现在把它写下来，这是因为我要不写下来，以后就没人知道了。这篇文章，“我所经历的战争”，许多年前我就想写，这么一篇短文，我已经起草五遍了，今天决心把它定稿，抛出去。
（三）
1949年4月，我参加了解放太原的战斗。后来转业我又被分配到太原工作，然而，历次纪念太原解放的集会，我从来都不参加，说起来是不喜欢抛头露面，实际上是内心里隐藏着一个深深的历史观点，我认为太原城就用不着打。这一类的话，早就想说，是不敢说，怕犯了众怒。现在老了，说说也无妨。
攻打太原前，师部驻小店。我们团驻太原南面汾河边上的大王村。4月24日，黎明前，我随当时的五七九团一营指挥所前进到太原城下，我们的任务是攻打太原的大南门。太原的大南门，城门楼非常高大雄伟，城门洞子都填实了，炸不开。没办法，天明后才命令小店方向的榴弹炮团集中打大南门东边的一处城墙。城墙被炸开一个缺口，我们就从这个缺口处，爬上太原城墙。
我们团的一营一连是尖刀连，连长的名字我忘了，指导员叫刘子威。我带着几个宣传员作战场鼓动，紧随在一连之后。我的一个宣传员叫马维的，是从缺口往上爬时，被炮弹的气浪掀翻，滚到城下的。我怀疑是自己人的炮弹，大炮没停就命令尖刀连冲锋。当时，马维已经不省人事，他被救护队抬上担架，到了绑扎所，他醒过来，一检查，浑身上下没有一点伤。战后我们团的政治主任姬长馥，坚持给了马维处分，开除党籍，从排级降为战士。被气浪轰晕，这样的事情并非罕见。当时的人们都看过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日日夜夜》里面就有这样的事例。《日日夜夜》里面没有给那个战士处分，我们的马维却不能饶恕。马维后来分配在包头当工人。许多年后，在火车上我遇见了他。他是我的宣传员，见了我满肚子的怨屈，说起来没完。我说，处分你我也有责任，我不是没争，我争了，没争过。姬长馥是个貌似精明的蠢人，我有什么办法？我什么时候想起马维来，总觉得对不住他。
我登上太原城墙之后，才发现太原城墙非常厚，坚固之极。城墙上可以开汽车，此时已经挖了许多交通沟。我跳进交通沟后就伸着脖子往城里看，当时城里的枪声非常密集，就像炒豆子一样。有人拍我的肩膀，说：“姿势低点！”我回头一看是一营副营长王金月。他向西边交通沟跳过去，他劝我姿势低点，他却没有做到。他后来就牺牲在太原城头上。
进了城里，从柴市巷、帽儿巷往北推进。姬长馥喊我：“林鹏，你负责接收俘虏。”这时我注意到有大群大群的俘虏从北边街道里押送过来。我就找一个大院，把俘虏们赶进去，我对他们说：“不要乱跑，先在这呆一下，一会儿后面的部队把你们押关俘虏营……”这时候，有一个敌军的青年军官，挤过来向我敬礼。俘虏兵们穿的都是黄色的破破烂烂的军装，这军官穿着深绿色呢子军装，十分整洁，人也很精神。他对我说，“长官，我不是俘虏，不应该把我当俘虏。”
“那你是什么？”我笑了。
“长官，我是信使。”
“什么信使？”
“我是太原守军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司令部长官派我出城去见徐向前司令。我带着有正式公文，给徐司令的信。”
“你为什么还在城里？”
“昨天晚上把信交给我，城门不能出。我要求守门的营长将我缒城，他说不敢，他要请示。等他请示完，你们的总攻已经开始了，我没法出城。”
他把一封信交给我，我见是一封表示决心无条件投降的信。司令官的名字我忘了，副司令是孙楚。因为古代有个孙楚，这名字好记。正在这时候，我们的团长杨森和政委刘国辅走过来了。我就把信交他们看，他们看了大声说：
“晚了！”哈哈一笑就走过去了。我把这封信又交还给那个军官，我说：
“这封信已经不起作用了，但是，它对你很重要。你带着这封信，到俘虏营说明情况，它可以证明你的身份。”
杨森说“晚了”这话没错，是晚了，晚了几个钟头。不过将来的历史学家们会怎样说呢？你说晚了，历史学家有可能说，不是他晚了，而是你总攻太早了。总是着急，心急火燎，迫不及待，大概就是怕太原城一夜之间会跑掉吧。也不能说，历史都是一笔糊涂账，不能吧。难道人世间就再没有一个清醒的人吗？
我们团的任务是攻打到省政府门口，当时挂的牌子是“绥靖公署”。门前有两个大地堡，正面还堆放了许多沙袋。我到达大门口时，大院里面还有枪声。我说要到院里看看，姬长馥这时也到了沙袋前，他说：“不要进去。里面是六十四军的任务，不要发生误会。”他不让进。大院里的枪声渐渐稀落，最后停止了。姬长馥对我说：“林鹏，我年轻时在太原上学，我领你逛逛太原吧。”
说着他就领着我，东拐西拐到一条街，他说：
“林鹏，这就是有名的太原柳巷。”
柳巷满街都是杂物，一队一队的面黄肌瘦的俘虏从大街上快步走过。我看见一个砖木结构的小楼起火了，我们通过时，烤得我脸生痛。地上有一个被踩扁的刺刀鞘，这东西我印象很深，一定是很多人从这里跑过来跑过去，才把它踩扁的，这是当然的。
下午3点，也许多点，我跟随姬长馥又从城墙缺口下来出城，到了杨家堡。路上姬长馥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他对这次胜利评价甚高，他说：“全华北彻底解放了。”话倒没错。我说：“将来历史学家怎么写，还不知道。”他说：“管历史干什么，咱们只管打仗。”他说的话又对了。他总是对，所以他后来当军政委。我总错，所以我永远上不去。当时我的真实想法很简单，如果晚一天总攻，这仗就可以不打，王金月也就可以不死了。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上策！诸如此类的话，他们不知道。
面对着姬长馥这样的人，我有什么可说。
（四）
究竟仗是怎么打的，谁知道。就以1948年年底为例，先打八达岭，同傅作义的主力顶牛，毫无结果，退下来，朝北退。到了雕鹗一带，忽然一个命令，四天六百里，直奔灵寿，说是“保卫石家庄”，可并没有人进攻石家庄，就说保卫西柏坡也行，可也没有人进攻西柏坡。后来知道，只是鄂友三的骑兵团，从北京向南突进到保定南，当天就回北京了，有人却以为要进攻西柏坡。
我们在灵寿自然没事干，不几天又急行军，差不多原路返回来。在新保安包围了傅作义的三十五军。十二月底消灭了三十五军。此时四野已经入关，该打北京了吧，不，一个命令，四百多里，不休息，刮着大风下着大雪，急行军去打大同。大同又跑不了，着什么急？
怀安县境内有一段红土路。下了雪，这种土成了粘土，战士的鞋底上结成一个大疙瘩，走不动路。不时有战士坐在路边，脱了鞋，用刺刀砍自己的鞋底，“咔咔”之声不绝于耳。因为从未有这种事，所以骂着，笑着，打趣着。到聚乐堡，还没有睡一觉，又来了电报，原路返回，打北京。
1949年元月二日黎明时，我们到了昌平，我们团驻在马池口。
这能叫指挥吗？这不是折腾人吗？部队里干部战士讲怪话，骂大街……部队里至少有一半是病号。当时连个阿司匹林片也没有，硬着命挺着。说什么战略战术，英明伟大，我不佩服。我当时不佩服，过后也不佩服。各种各样的宣传品，由你瞎编，我知道，我不佩服。
1948年，这一年，我们沿着长城，从西向东，然后围绕着北京绕圈儿。到了秋后十月间，打八达岭，叫做八达岭战役。那是一系列的战斗，主力碰主力，不分胜负。新华社记者张帆写的报告文学，标题是《万里征战长城线》，其实，1948年，这一年，我们部队行军一万三千里。刘绍先政委对我说，他有日记，他逐日加过行程里数，是一万三千里。
1949年1月2日，在南口下车时，天已大亮。我看见我们部队的人们都没有正经颜色，都和土块一样。我想，这样的部队怎么打仗。我们团的驻地是昌平县马地口村。在这里所有的人都病了，我也病了，发烧，头疼，没有药。卫生员只有外科药，没有内科药。我的战友们对我说：“林鹏，你已经在炕上翻过来倒过去，哼哼了三天三夜啦，快起来吃点东西吧。”
我那年虚岁二十二岁。我没有结婚，没有子女拖累我不怕死。其实，死倒比较简单，这行军的艰苦难比死难多了。罗瑞卿、杨得志都到昌平来了，给我们师的指战员做战斗动员报告，他们慷慨激昂，部队的情况，他们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或不甚清楚。战斗力低到不可想象了，一个连队至少有一半是重病号。
不过，我没有失望，总算有了一个和平解放的地方——北京。2月末，东北野战军政治部招我们团的营以上干部参观北京。北京是个有文化的地方，给我的印象极好。人们有礼貌，商铺讲信誉，饭馆里的饭菜，又好吃，又不贵……
我有意把打太原的事，放在打北京之前，这是故意的。不是记忆有误，大概就是为了这个比较快乐的结尾吧，就此打住。谨以此文纪念无数的我的光荣牺牲的战友们，安息吧。
2005年10月1日于北京蓝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