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义师南下，兵败韩江
（一）仓促撤离，奔赴临川
八一起义军决定南下以后，从1927年8月4日起，便陆续拔营，到8月6日黎明以前，基本全部撤离南昌。而朱培德潜伏在南昌的爪牙，深夜集结人枪，在黎明时即派了人枪封锁各个城门，迎接即将返回的王均、金汉鼎分别领导的三、九两军部队，全市已经关门闭店，商贩也不上街做买卖。由于要迎回外逃官兵，没有闭城，也有不少人出城避难，经过搜查，也能放行。全城又进入白色恐怖烟云笼罩之中。
我原拟按照团委安排与傅铭第在六日早上移居附近乡村，没有料到挑运行李的挑夫未到，另雇又无法雇到。正在焦急中，团********吴季滨和组织委员汪继贤亲来我的住所，被告知省委决定，我还是随部队南下，并告情况严重，须化装和难民一样混出城去。我只好照办，孑身一人（连袋里一支金笔都怕检查出事交给了汪继贤），随着逃难的人群从羊子巷冲向城外，到顺化门时，只见一群“丘八”在城门口搜检，这里傅惠忠和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后来认识是前浙江省党部组织部长（宋敬卿）也在搜检的行列中］，当搜检出手表钱物后始于放行。不久，又接上冲出来几个一师学生（其中有李蹊、****桃，家住茬港李家渡），他们仅仅带出来纸笔和书带一个小包，幸无贵重衣物，未被劫收。我们一行人向去抚州的大道前进，沿途遇到了第三军的官兵，沿途受到盘查搜检。一直过了莲塘，才没再碰上敌矢。在路上两李（他们两人都是团员），因为一师的几个逃窜在外的****小头目昨天就回到学校活动，十分神气，他们觉得还是回家暂避锋芒。他们邀我们——包括傅惠忠同伴的几个人到他的家吃了一餐饭，开了一张路线单，要我们按图前进。当我们到达进贤后，才遇上一些零散的起义部队，其中有的是殿后部队，有的是从四军黄琪翔部队逃出来的人员，才知道起义军中一小部分出了变化，在南昌没有什么迹象，一到进贤便撕下面孔，把一个师向东北拉走，师部中一些红色军官和政工人员知道李汉魂师已经叛变，有的被抓，有的逃跑，他们就是逃出追赶起义部队的。于是我们又结伴同行。过去，我没有走过乡下长路，走了两天，累得好苦，只见江边一只大船，船上装的是朱德主办的军官教育团的一个学兵连，指导员胡连璋是我过去熟悉的，邀我们一齐搭船，我和我的随行者正求之不得，大家并一拥而上（挤不上去的搭后面的船）。船小人多，挤得满满的。沿途可热闹极了，学兵连的学兵，不过十多岁，闹闹玩玩，说说唱唱，当一唱起红色歌曲来，全船合唱，几乎忘了自己的处境。我是绍兴人，宋敬卿也是绍兴人。他告诉我今年春上浙江省党部受到******魔爪破坏，宣中华同志遇难。他是仓促逃到武汉，旋又随军参加八一起义，他与傅惠忠同志分在革命委员会党委会工作，给我们上了堂革命教育课。时间过得真快，第二天船就到了抚州——起义军的集结地。
进得抚州城后，到处是起义的人流，遇见了不少熟人，互相热烈握手，像是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从交谈中，知道起义军是在这里集结、休整，并知道今天下午在临川中学召开全体大会（革命委员会下属各个委员会和其他单位），布置南下任务。先在党务委员会见到中央委员彭****、张曙时和江西省主席姜济寰（姜原被推为委员，到此后被任命为省主席、财务委员会委员），宋敬卿和傅惠忠就此归队。还见到了邓鹤鸣等一些旧友。他们曾邀我就在党务委员会工作，知道我是随后赶来的，还未被安排。当时我因为身无所属，就答应了。因为时已近午，腹中饥饿，当时就去临川****，正遇见南昌****的部长王植三（临川人），立即介绍****负责人李XX（后来才知道即是李井泉）相见，他正忙于欢迎支援起义军和动员学生参军工作。我随即介绍了南昌组织学生参军情况，王植三已经会见了南昌****负责人刘仁（现已参军），当即在街上吃了一餐中饭。饭后吃了一个刚上市的硕大无比有名的抚州西瓜。饭后，我立即再去临川中学，探问找到了刘九峰（他是江西省委组织部长，现分配在革命委员会的农工运动委员会），告诉我来此后的情况。他要我就留到农工委员会，并说江西同志很多分在这里，而且****的夏湘明等也正分到这里。我想，原来已经暂时答应了张曙时，但党委会工作没干过，当然农工工作也没干过，到朱德的第九军，系新组建的队伍，军事工作也不会合适，我希望的是去总政治部搞民运。偏偏此时，郭沫若虽然已被公布为总政治部主任，但还没有到职（他同时被任命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后又兼外交交涉员，肯定会来）这里是暂时休整地，三两天就将开拔，无可奈何。好在刘九峰是我的老领导（20世纪80年代他在搞民盟工作时和他重聚，后来病故）。他是老革命，是我崇敬的人，这样就同意参加农工委员会，辞去了张曙时的邀请（各单位都在临川中学里）。九峰引我见了农工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委员陈荫林（湖北人，原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彭湃（广东人，后来领导东江海陆丰起义，这两人都是国民党候补中委），这就铸定了我在南下时追随张国焘工作的命运。千错万错，第一错，不该随着他。如果随着总政或第九军，也许成仁，也许成功，不至于不久陷入流亡的、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生活。
下午约三时许，革命委员会全体大会开会了。我也参加了。偌大一个礼堂，坐满了人，中间两旁还站了人，都是起义军的党政工作者。由谭平山主持，排头两名的宋庆龄、邓演达未来，张发奎现已成为站在对立面的人，革命委员会一直是由谭平山领导（他当时是中委，八一失败后，另组第三党）。这次是第一次召开的大会，是动员大会。首先由谭平山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着重讲述蒋汪勾结，是由于帝国主义者的穿针引线，结成了反俄、反共、镇压工农的反革命营垒，我们必须奋斗，履行总理遗教，实行三民主义，执行三大政策，完成国民革命任务。我们是正义的斗争，有工农的支援，有信心打回广东去，接受苏联援助，重建革命基础，再次北伐，我们一定能够获得胜利。号召全体同志，同心同德，团结互助，边行军，边工作，严守纪律，随军南下，实行军事化，忍受艰苦，奋勇前进。接上是宣传委员会副主席恽代英讲话，主要讲宣委会是做宣传工作，其他部门同样要做，宣传我们大军南下的任务，揭露反动派的罪恶阴谋，要唤起民众，支援我们南下任务，在会上宣讲了八一起义宣传要点，供各单位沿途宣讲资料。恽代英是我党杰出人物，我早已钦仰于心，但在这里才第一次见面，湖北口音，说话铿锵有力，生动幽默，具有演讲天才。我过去读过《中国青年》（中央团的刊物）恽代英写的文章，简短风趣，精辟、尖锐，读后还留有滋味，没想到他的讲话这么好。无怪，常听得人们说，人才集中在党内，而恽代英是人才中的杰出人才。
会后，我随着农工委员会的人员来到驻地，在一间小房里，作了简单的叙谈。过去，这个“张国焘”名字早就列入江西省政府委员会的委员名单里（光棍委员，不兼厅长），可是从未见到过此人，只知道他是萍乡人，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多年以来，一直在担任****湖北********。在此以前，我就曾回忆过去江西的****领导人——罗亦农、陈潭秋、汪泽楷都和蔼可亲，对我很热情，却不料他对我冷冷淡淡，态度极为傲慢。他个子高高的，架着宽边玳瑁眼镜，正在和一个人谈话，只对我们点一点头，连请坐的招呼都没打，一直等到那人走后，才简单地寒暄了两句，官僚架子真大。倒是那位湖北的陈荫林却很热情接待，问寒问暖，安排我的铺位，并告知这里的食宿时间，并同我去领生活费（我是后来，补发我的钱在出城时已被抢光，正好应急，买了点日用品及茶杯饭碗）。陈其貌不扬，在湖北曾是风云人物，尽管个子小，瘦瘦的，以后行军，他总是走在队伍的前面，会务基本上是他在主管。可惜路上患了胃肠炎，到瑞金后医治无效身死，年龄不过三十过点。好人不长寿，真是可惜。由于不满张国焘的官僚形象和作风，我动了转到其他部门念头。可是，朱德的九军已先头走了，郭沫若还没到（直到快近宁都时他才赶到），其他部门我又不想去。又由于九峰多次开导，也就打消此念。当进入广东后，情势又恶劣，敌人正在堵击。就因为这样，我就在农工委员会待下去了。因为我曾被抢劫，不少江西熟人资助我衣物和零用，又领到了26元生活费，伙食是吃公家的，不用花钱。所以，行军途上，我也不是一个穷措大了。
（二）随军南下，千里长征
在临川休整了两天，农工委员会也作了行军组织安排，公布了行军纪律、途中路标及单位暗号，就在天还未明的时间，听起床号起床，吃过早饭后，便随队出发了。大部队早就分途前进，我们革委会机关是走大路上（以后也分路），以机关为单位行进。路上是在行走密密麻麻队伍，也有一小部分部队夹在中间。在昏睡中听到号音，真还想睡，可不成，只有起床打起刚学而还没学好的背包（发了军用毯），就拿起茶缸（碗买了，觉得不必要，丢下了），去打饭盛菜，很快就吃完。集合号又响了，陈荫林集合队伍说明路标、中餐及晚上宿营地点后，破题儿第一次过行军生活了。行军途中，到处看到路标号各单位都有前站，轮流担任，任务是安排食宿。三岔路口既无树木，就摆上三块石头或三根树枝，压上“农工”字条，不用问路，按路标前进。很快就熟悉了起床、紧急集合、休息等军号声音。吃饭军人化，休息时间（指途中）也有规定，不能随便停止休息，每天行军五六十里不等。虽然并不太远，然而一天走下来，好像累得散了骨架。在此以前，我从来没有每次走十里以上的路，感觉到十分紧张、疲累，好像休息就是最大幸福。然而为了不掉队，为了追求光明前途，不得不勉力以赴。走着走着，逐渐地成为习惯了。
这次行军，人可真多，路上人挤人，到处有军队，到处有机关。机关中有革命委员会、党务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农工委员会（革委会是总的，集党政工作在一起）。部队有叶挺的十一军（不久组成），贺龙的二十军、朱德的九军（尚未完全建成，主要是南昌公安局和教导团及收编金汉鼎部），外有参谋团（决策的，以刘伯承为首）、政治保卫处（处长李立三），浩浩荡荡，约三万人。农工委员会，除了几个委员会主席和委员以及刘九峰外，都是青年同志，约莫五六十人。最多的是江西，其次是湖北、湖南、广东人。一般都是各地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来的干部，虽然彼此间不很熟悉，但在行军途中，边走、边谈、边唱，渐渐熟悉起来，特别是唱歌，只要有人起一个头，大家都彼此合唱起来，在行走中的其他单位同志也会参加合唱。在途中，真是所谓“红遍天”，绝大多数是党员团员，国际歌和少年国际歌，尽情高唱，百无禁忌了。如果遇有宣传队或妇女队在行进，还会对唱，简直成了行军途中文娱会演。彼此都是为了一个目标“继续革命”，只要志同道合，陌生人也会变成熟交。如果路上遇着参加过江西党大会、团大会的外地参军南下的熟人如德安邹焕文……和一些在江西南昌省市党部的参加革委会所属单位的相识，路上见了面，那真是亲热得如火如荼，依依难舍。这些情况，每天都会出现。从行路闲谈中获悉革委会委员中除宋庆龄、邓演达未到外，尚有何香凝、陈友仁也未来，只是挂名。党务委员会系张曙时负责，财务委员会林祖涵（即前六军政治部主任，途上没有见到）负责。最有权威的是参谋团，******、刘伯承、贺龙三人。行军，我们是走在中间，所以许多领导人都会时常遇见。路上，无论官兵，或是机关干部，都是挪动自己两条腿，也有少量的马，主要是驮运公物，个别照顾女同志，如韩麟符的爱人骑着马走，年老的如彭****、张曙时、肥胖的姜济寰，也是拄着根木棍，彳亍前进。负责保卫及宣传的李立三、恽代英更是雄赳赳、气昂昂地阔步前进，忽马在前，忽马在后，都挎了一支短枪，穿插在行军的队伍中。恽代英是高度近视，不知怎的，眼镜断了脚，就系上一根绳子，见谁都会扯几句，谈笑风生，大家都欢喜接近他。但农工会的张国焘主席呢，很少和我们走在一起，就是休息宿营也没见到他，一路上都是陈荫林和一位秘书照料，到瑞金休整时，才见到了他。
农工委员会，主要是发动工农、组织工农、开展工农群众工作的一个机构，每到一个地方，即在宿营时，特别是在停驻时间就得和当地工农团体联系，要求配合进行维持地方秩序，照常生产照常营业，大力支援南下大军工作。在停驻时间，就会分工去调查、联系、访问，并进行宣传工作。在江西境内，主要是原任党委书记的刘九峰负责。我是搞学生青年工作的，除在临川和临川****联系过后，到瑞金止，并未找到工作对象，于是主要搞宣传工作。在行军途中，多是用石灰水涂写标语，在市集里会写贴一些彩纸标语，宿营时遇有群众集会（一般是欢迎会）就代表农工会致词，主要是按照宣传要点；到县城时，会组织宣传队上街宣讲。由于讲的次数多，以后连准备也不必要，开口就讲。路过农村、到县城时，也会谈到农村土改反霸问题，一般是泛泛其谈，强调耕者有其田。主要原因，是行军途中不搞斗争，避免冲突，以顺利进军。农工委员会还有一个专门任务，每到集镇，会指派一两个人参加地方组织协助支应任务，分配房舍，收购米粮，处理群众要求，解决群众纠纷。就在到宁都县城以后，由于县长远逃，农工会就派遣刘企勋（永新人）任宁都县长，在县署办公。这些工作都随开拔而结束。农工会人不算多，一般是一齐行进，但到了广昌，却分成两路，一路由广昌经石城到瑞金；另一路则由广昌经宁都到瑞金的。我是参加往宁都的一路，这一路是随着十一军的进行路程前进的，由陈荫林带队。原因是什么，不知道。我们行军，从抚州出发起，漫长的征程中，大军过处真如古语“鸡犬不惊，秋毫无犯”，强调纪律，安民爱民，连土豪劣绅也从没去打扰。晚上宿营，借住民房，事后一律恢复原状，打扫干净。农民照常生产，商店照常营业，给群众是留下好印象。沿途，我们总想到，像是行路客人，不像个革命队伍。后来失败，曾经受到“不发动工农斗争”、“脱离工农，脱离革命”，遭致失败的批评。
一路上，长驱直下，平安无事，可是分成两路后，却遇到战事。8月18日，快到瑞金时，已近黄昏，看到不少部队在山坡、林边休息，机关行进队伍也就停下休息。遍地是密密麻麻的人群，没有过去那种欢笑的面孔。我们也接到通知，暂停前进，休息待命，看来前方有情况了。消息传来，从下午起，我们正在前方与从广东进犯之敌军遭遇，已经打了好久，听说已近尾声，正处于解决残敌阶段。但我们听不到枪炮声，也就明确了两路行军，主要是以十一军正面对会昌前来之敌，而以二十军迂回石城向瑞金包抄。直到天黑了很久才听到部队欢呼声“我们打胜仗了”。听到彭湃说，来犯的是钱大钧，有几个师之众，不堪一击，遭我“铁军”猛攻，惨遭败绩，钱大钧几乎被我们活捉，可是被他逃掉了。在焦急中得到战争胜利的喜悦，在凯歌声中我们大唱《国际歌》欢歌前进。沿途还遇上侧面回师的队伍，每人背上都背了好几支枪。见面时，我们高呼“铁军万岁”！这时正在和我们一齐行进的恽代英笑着说：“铁已铸成钢，现在‘铁军’应升级为‘钢军’。”我们在近夜半时走进了以后成为红都的瑞金城，不久我们两路人马就在这里汇合了。
来到瑞金后，我们农工会驻在一个庙里，在这里休整了三天。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杀猪送酒慰劳我们。在这三天里，我们也为当地群众做了一些宣传发动工作，也留下一点点革命火星。来到瑞金后，革命委员会又召开了一次全体大会，总结了在江西境内一段行军工作，对大家的辛苦行军表示慰劳，也给予了一些单位表扬。在这次会上，谭平山说，马上就要经福建过广东，进入我们的目的地了，大家更要艰苦努力，遵守纪律，昂首前进去潮汕，即将受到第三国际的声援，和革命的广东人民一起重建革命基地了。在瑞金，我才见到了郭沫若、朱德，他们热情和我交谈。当然，我此时只有暂停转业到他们那里的打算，不好意思在这战争烽火时提出。可惜的是农工委员会的副主席陈荫林却因医药无效病死在瑞金，葬于郊外，真是农工会的巨大损失。
（三）经长汀到汕头
经过三天的修整，我们又由瑞金继续前进了。原来一直是南下，现在则折向东面去福建了。出县不久，即爬高山，仅十里左右，便到了江西与福建分界的古城隘。开始我还以为既是两省交界处，又有关隘，一定是崇山峻岭，会有着雄伟的关口——如“天下第一关”，谁知是仅有一座城楼的关隘，既平坦，又无险境，也算关隘。只是啊，虽无惊人之处，但回首东望，白云苍茫，多年工作的江西，再见了。爹娘啊，我越离越远了，不知何时能再见了。一片恋乡思亲的怅惘感觉，无限心伤。我想，在南下的江西人，都会有这种茫茫然的感慨。
进入福建地界，踏上闽西南山地，到处是崇山峻岭，一山高一山，整天都在上山、爬坡，沿途少人烟，见到小村居民，乡音不懂，无由答话，连喝茶也找不到喝，只好喝泉水。饿了吃早预备的干粮，显然不足，又累又饿。但由于会昌的大捷，眼见过不了几天，就要达到我们的目标——今后工作的根据地，也就是消除了忧和累。
瑞金距长汀很近。我们来到了号称小上海的汀州，市面十分繁荣，好像没受战事影响的样子，当大军到达后，一切的一切都照常生产营业，不仅有电灯、电话，而且有自来水，高楼大厦林立，优美房舍栉比。地方可能没南昌大，但精美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到达后，群众热烈欢迎，到处贴满红绿欢迎标语。到达驻地后，群众代表就前来握手言欢。以前到一个地方是群众要我们去寻找发动，现在则上门来找我们，而且有不少青年要求参军，想是当地政府做了不少工作。这时，我们农工委员会特别忙起来了，一方面要接待来访的同志，一方面要派人出去协助当地工会农会工作。只是，我们不太听得懂长汀话，偏偏会里福建同志不多，只有就地找了些高中学生能讲普通话的帮忙做翻译。后来听说汀州党组织活动力强，就曾和瑞金党组织联系过，当起义军南下消息传来，地方军阀官僚地主豪绅早已闻风远避，做了大量工作。起义军到达后，曾与当地合作，做了大量工作，为以后党在苏区根据地工作创造了前提。
在长汀又停驻了好几天。会昌战役我们也有不少伤病员，就在当地一所福音医院医伤。这所医院对我们很同情，热情为我们医治伤员。我们在长期行军途中过于劳累，也有些小病小痛，都到这里来医治，我也看过一次病。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知这所医院院长就是傅连暲。也知道，我们伤员中的重伤员也被他留下来医治，陈赓也是他医好的。事实上，到长汀，除了积极开展工作外，对部队机关伤病员的医治是及时的。如果陈荫林来到长汀，也不至于因缺医缺药而死。长汀商业发达，大家都买了一些日用品。由长汀出发，折向南下前进。首先经过了上杭，这里也是很好的县城，商业贸盛，对我们也极表欢迎。只是未曾停驻，就进入大埔，这里已是广东的一个小县城，像江西的小城一样，商店不多，没有上杭那么热闹，有点朴实古老形态。进入广东境后，彭湃就取代了陈荫林的职位，主持农工会工作。过大埔后不久，就沿韩江前进。这里有船只通行，河面很宽，由汕头入海。到此后，就有一部分单位乘船南下，但大部分还是步行。我们也坐上了一条小船，一船可以坐二三十人。早晚还是到周边指定地点吃饭，但中饭是带着冷饭冷菜在船上吃。沿途，在船上欣赏湛江风光，两岸树木森森，阡陌纵横，十分秀丽。而且由于快到达目的地，心旷神怡。岸两边大路，都有大军在行进，河中很多由起义部队机关雇乘的船只。船多，相邻前驶，有时彼此还可以对话。就是在快到潮州的前夜，船正在中流行驶，突然前右方枪声大作，火光四射，如大年燃放爆竹似的，我们惊惶地躲进舱里。然而枪声更加密集，左岸、前后船上也射出弹火，只见天空如放焰火，火光冲天，如同白日，只听见子弹声音嗖嗖地从头顶上飞过。当时，心情是有点害怕。我们知道，朱德的第九军正扼守在邻近赣闽边境，防止敌人堵击，前后左右都是我们成千上万部队在行进。浩浩大江，而我们的船只密密麻麻，估计问题不大，主要是防避流弹击中。约莫半个多小时，枪声才停止。第二天早上泊船吃饭时，才知道是地方反动民团对我们进行袭击，我军立即还击，前后左右以及在江中的部队纷纷响应，枪声多来自我们，民团早就龟缩，我们也没有前去攻打，这是一场虚惊。至今回忆那晚上船上所见的流星四射，黑夜火焰，真是十分好看。在我生命史上是第一次欣赏到，也是我第一次亲临战场上的炮火。
24日，我们驻在潮州市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后边就是西湖。据说潮州是陈炯明的老窝，西湖就是他开辟的，当然比不上杭州西湖，又是那么小，比南昌的东湖还小，但山石亭榭，布置得还美观。我们是住在营房里，靠近外边，听说******也住在里面。我一直没见到。从参军南下一直到起义失败止，我就从没见过他。还是八一起义后我送同学到皇殿侧心远中学看到他一次。我总是想见见他。所有起义的领导我基本上都见过，就是没有见到他，真是憾事。陈炯明叛变时，是******带领学生军（黄埔军校学生）前来平叛，消灭了叛军。他住在潮州军分校，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在潮州要休息几天，我除了经常去西湖玩玩外，还到江边去玩。传说，古代这里鳄鱼很多，是唐代文豪“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韩愈，被贬在此，由于鳄鱼为害，写了一篇流传至今的《祭鳄鱼文》，把鳄鱼“祭走了”。这是一个古迹，然而却哪里找得到。韩江水不很深，外加距汕头海口很远，鳄鱼哪能在此生存。
这时，已入秋凉，病号又多起来了。有的同志因病随军前进，越拖越重，而且这时又流行了疟疾、痢疾、伤寒等传染病，漫延开来，随军医师和当地医师都忙不过来。好在国民党中委沈****老先生懂得医药，在机关是他协助医疗，中药草药一齐来。我当时也病了，他给我诊脉处方，吃了几包药也好了。主要是因为如此，我在潮州，单位让我休息，没有搞工作。事实上，我不懂潮州活，即去工作，也白搭。好在这里是彭湃同志的老家，他地方情况、当地人士都很熟悉，他一直在主持单位工作，和几个广东老乡，也就对付过去了。
彭湃人很和蔼可亲，经常会和我交谈。******在这里做过专员，带领学生军打败陈炯明的情况，就是他告诉我的。他还告诉我，前面——东江地区一直是革命根据地，群众觉悟性很高，如果是到了东江（海陆丰一带）那就是鱼儿到了大江。是他的同乡告诉我，彭湃是个大地主家庭出身，家里很富有，仗义疏财，他站在农民一边，不收地租，而且把地送给农民，和农民一起闹革命，在海陆丰一带具有很高的威信。当地农民不叫他的姓名，只称“同志”。此人也，个儿不高，满口乡音（但对我们说普通话），脚穿草鞋，身着大布便衫，本来已经是浑身漆黑，却因为戴着一顶雪白的拿破仑帽，更显得出色的黑。与张国焘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全会的同志都接近他。
由潮州到汕头，有一条短途小火车铁路，创建不久，据说开始时还要人力推动。由于车小且少，而人多，只能分批乘车。我是单位上最后一批乘车者，在苍茫的暮色中，到达久已向往的城市汕头。我们的住所是在临海的大道上，街上建筑高楼巍峨，前面临江，江上停泊了不少的轮船兵舰。大路很宽，只是路上少行人，怪冷清的。到达机关后，前来的同志告，幸好你迟来了几个钟头，免受一场虚惊。原来是反动军队开来几条兵舰，藉外舰掩护，逐渐靠近堤岸，先用大炮机枪向岸上扫射一阵子，便放下不少小舢板登陆强攻。幸亏我军早有准备，立即英勇阻击，才将登陆军击退。我军一缺重炮，二无兵舰，眼睁睁地看他退向外舰后面，而我们却无法再向他们进击。同志们告，江中远远的几条外船后面那几条就是下午开来向我们攻击的敌舰。果真是如此，那外舰悬着星条旗与十字旗，肯定是英美兵舰。只听到兵舰上的号音，从探照灯射出来照耀如同白天的灯光，很明显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帝国主义者是有密切勾结的，令人义愤填膺，然而又徒唤奈何。而且还有一个消息，说是国民党军队已分兵前来围攻我们，从江西来的军队正在和驻三河坝的朱德九军交战；广东韶关的军队也分别向我们靠近，形势是十分险峻，对我们长期行军疲惫不堪，后无支援，前无友军的情况是多么不利。说不定国民党的军队也许还在设法再次登陆侵犯，内心十分沉重，虽然睡的是高楼大厦，可是一晚却没睡好。第二天一早，就听说总政治部主任兼外交特派员的郭沫若，昨天就曾向驻汕头的领事提出了抗议，要求他们保持中立。到下午，翘首东望，外舱后面的几艘飘扬青天白日旗的军舰好像是退出了，看不到了。但又听说，它们还守在海口上，当然暂时是不至于再登陆了。但很显然的是有计划的封锁汕头海口，看来，即使苏联派舰队携带弹药物资前来，已经无法和我们进行交接了。这给我们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大家（包括有些领导）都唉声叹气了。
我到汕头的第三天，汕头市面已经恢复正常，商店照常营业，我军巡逻队经常在街上巡逻。来农工委员会联系的群众团体和人民群众多起来了，会客室和办公室挤得满满的。这里的工会、农会组织有着一定的基础，听说已由地下活动转入公开活动。
在汕头市，很少外出逛街，总觉得有些提心吊胆的，一来是战局紧张，前途堪虑；二则是农委会到汕头后，挂起机关大牌来，而且也将随行来此的人分了工，组织机构在委员会下设两室（秘书、机要）、三科（组织、总务、宣传），我却被分配在秘书处的文书组，干文书工作，这与我的能力、性情极不相称。而原在****的一个青年司书陆某竟高升为秘书；刘九峰也被分配在组织科任副职，主要干部除少数人外多半湖北人，即随张国焘干过工作南下的人。看来我们是不受欢迎的人物，也可以说受到排挤的人。此时此地，正值兵荒马乱，要想跳槽，实非其时，既无法申诉，只有压制在心头。等待机会，好在革命委员会各单位中，总会有答复的。
在汕头，停留了好几天，陆续得到消息，朱德的九军在三河坝被围困，海口外又增加了不少国民党军舰，又传广东国民党部队已从西迫近我们。由于我们长途行军，又经征战，伤病、死亡人数多，弹药枪械越来越少，情况真是不妙。来农工委员会的人们也渐渐稀疏。就在此时此地，我们才见到我们的主席张国焘，他一个人占用一个小房，整天躺在床上唉声叹气，有人来只推托彭湃或董秘书代见，一变过去那种骄傲自得的老爷姿态，变为斗败垂颈的公鸡，因而使会里大小职员受到感染，更加消沉。
在汕头，有一件难忘的回忆。论得是中秋后十天（阳历是9月25日），由于党务委员会的南昌旧友周郁文（后来化名为李文学，在苏区时被作为****错杀，这是后来江西军区要我写回忆材料才知道他已去世）邀约（他住在我们紧邻），约我到隔壁一家大饭店吃晚饭。他较富裕，平日和我感情好，行军中途经常会叙谈。饭后在屋顶平台，只见残月当空，谈到中秋旧事，何况目前处境险恶，相对唏嘘，饭店柜台上尚有出售月饼，我们在茶桌坐下后，便命侍者取月饼来，尝尝广东月饼滋味。周郁文只说要拿好的来，我们共三人，吃了六个月饼，月饼看上去是不错，但吃起来并不对味，好像还有点苦味。一结账，竟花大洋近20元（当时一般普通月饼只消两角多钱一个）。后来一问，始知侍者听说要好的，便把含有营养药物的高贵月饼给我们吃。大家摇摇头，认为做了一次傻瓜，周郁文也只有照数出钱。此事让后来我们一路上成了笑柄。
就在吃月饼后的第五天晚上，已睡了大半夜了，在睡梦中听到紧急行军号，知大事不好，也无法问询，只有急忙起床，打好背包，匆忙上道。行行重行行，随着人流，走尽了马路，便踏上了沙岸，可能是退潮时间，走了好长好长的一条路，走在沙滩上，脚陷得很深，软绵绵的好吃力。好不容易踏上跳板，走进了艘很大的货轮，沙滩上人多如蚁，船只也不少，有人指挥，上哪条船。上船后遇到机关上各单位的一些熟人，谁也不知道出走是闹什么玩意儿。但有一点是知道的。前后有情况，后方战事失利，显然是撤退。这次，事前通知轻装，稍为笨重的东西丢掉（我当然是没有），船在行驶，心中跳动，人心惶惶，相对无言。反正都有这么一个打算，形势所迫，今后只有拿起枪来和大家一起闹革命。
轮船走了好长一段时间，在一个地方停下。这时已是上午了，就由农工会的指挥人员招呼我们下船，步行南进，走的是乡间小路。同行者既有机关干部，也有部队官兵，其中有不少的伤病员。行行重行行，队伍越来越乱，有的几乎是不能一个单位按一个单位前进了。早上既没有吃饭，中午也无饭可吃，走又走得累，饿也饿得苦，这才尝到了饿饭的滋味。这时农工会的主席和指挥的秘书也不见了，心知大事不好，但又有什么法儿可想呢。一直沿着乡间小道，经过惠来县，城门关着，静悄悄的，谁也不敢走过去，绕着田间小道走过。路上，听到有的单位如财政委员会就将随带的银币给职工每人五六十元，以备紧急要需，各单位也都有这种相同做法，可是农工会头头一个也不见了，有谁来管，“大难来时各自飞”。从惠来县开始，当地人都筑了小城堡，一座一座又一座，而且是几座对峙在一起，再无散在外面的小屋，谁想去找点食物，谁又敢进碉堡式堡群里去。
终于，更倒霉的事发生了。时快近黄昏，隐约听见一阵呼啸的枪声从头上掠过，接上排枪发射过来了，以为是来自堡垒里的反动民团袭击，正在进行中的机关人群霎时秩序大乱，人们四处奔跑，甚至正在行进中的机关队伍，到此也弃物丢枪，无人捡取，不顾一切地逃命。当时行进的是小道，当前横着一条小河，大家都下水泅渡，我也只得下河。然而水很深，几乎沉入水底。幸亏身旁有一位女同志，她好像懂得水性，把我拉过了河，救了我一条小命。她矮矮的，胖胖的，但从此以后再没有见着她，连道谢的机会也没有。过了河，枪还在响，这时我不知如何来了股勇气，捡到路上的一支枪，也就向对面射击，平生是第一次开枪，可惜只打了三发，子弹没有了。要枪有什么用，便丢掉，向对面的山坡上跑去。落暮中见到一些军官簇拥着叶挺来到，在山坡上举起望远镜观察，不料又响起了一阵枪声，他们旋即离去。我紧跟着他，但他们跑得快，再也追不上他们了。幸而以后枪声停止，我随着逃亡的人流并进，同行的都不认识。我们只是向南走，听说海陆丰就在前面，到海陆丰也许好些。不顾疲累与饥饿，一夜未停。到天明后才遇到江西的几个熟人，其中有南昌市党部周郁文、江西省总工会的徐克鹤，此时此地，旧友重逢，真比亲人还亲。从周郁文口中获悉革命委员会在撤出汕头时，就做出了决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非军事人员，一律疏散，各找出路。周在党务委员会系负责人员之一，知之较早，他说财务委员会发放银圆给职员，也就是根据这一决定，但我们农工委员会却没有将决定公告，反正事已至此，人又找不到，无法可想。周郁文还分析了情况，现在虽已到达了东江海陆丰地方，过去革命历史虽有基础，但这几年来反动势力也逐渐加强，地主民团也武装了起来，同样与我们为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小心翼翼摸索前进，找到一个通船的海口，往香港上海跑，也许获得生存机会。天已大明，我们一行四人，先在一家农民家里以两元银洋的代价吃了一餐早饭，便启程向东南进行。苦于言语不通中，群众也对我们有戒心，我们一般也不敢接近他们，只是绕着山头走。一路上，到处遇见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小人群。其中有一些是江西的熟人——如教育厅长肖炳章，彼此也没打招呼，都彼此知道目前的任务主要是奔赴小海港找船出海，还是分散为佳。
走了好久，终于打听到出海的海口——甲子港就在前面，远远望去，好大的集镇，也看到了大海，没料到快走近时却遇上逃亡的人流纷纷返回，询问后才知港口情况不妙，地方军警正在捕捉起义军人员，据说凡是较大的海港集市都是如此，万万不可自投罗网。只有一个办法——这里沿海岸人家也有撑船出海（可能是捕鱼或走私）。
只要和他找到这种小海船一样能去香港。无可奈何之余，只有继续从甲子港再沿海边前进。在一条小道上，遇见一个当地青年路过，和他搭话，他能讲普通话，他又是一个人，于是放心与他打交道，说明来意和要求，许以重酬。他说现在各海口均在封锁之中，不能前往海港出海。他答应给我们打听，去找出海的小帆船，但需要等待。他就把我们一行四人带回到家，住在阁楼上，等了好多天，据说是有船去港，但须观潮等风。无可奈何，只有耐心等待。这里伙食的确吃不惯，餐餐是海腥，而且有时是吃生鱼干，我只好光咽饭。
后来，以每人船费五个光洋的代价，经过了好多沙滩路，才上了一个三桅船，船上已经坐满了人，基本上都是逃亡的伙伴。我们付了青年的伙食费，并致谢意。后来周郁文说，是给了他一支小手枪和子弹，自己带在身边不方便，送给他比送银洋他更欢喜。
于是，在晨光曦微中，扬起三个帆，坐小船飘海，这又是我破天荒第一次。
三桅小木船在大海中（看不到海岸了）航行，真是沧海一粟。船随波上下，上时像似到了山顶，下时只看到海水壁立，船在四边海水之中，多么惊险。开始还觉得好玩，飘沉几次，头昏目眩，经不住几番折腾，把早上吃得饱饱的饭全部吐光，以后就是吐酸水，别说站不住，坐不稳，连睡也会翻腾，只好缩在舱里。
祸不单行，在船舱里忽然听到一阵枪声，船上人惊呼：“不好，海盗船来了。”从舱口看远远的飞驶来一条木船，舱面上很多人朝天放枪，我们船上伙计被迫下帆。渐渐盗船驶近，挂上搭钩，两船并排，立即跳过来二十多个彪形大汉，都是用黑布蒙面，只露双目和口鼻，手持长短枪，把乘客三十多人赶上船头，先搜里舱，财物掠取一空，再在舱面搜身，逐个细搜，凡是钱币、钱物，全部搜光，每搜过一个人，就勒令回舱，直到搜完为止，基本上客人衣物钱财搜劫一空，名副其实地遭逢洗劫。当时，海面上空空洞洞，无船行驶，眼见得搜索殆尽，盗众回船，扬帆而去。后来听说，搜检无一幸免，但也有人有经验，在船篷里隐藏了一些银圆、纸币和金饰（周郁文就是其中之一），但我本来有七八十元和手表，于此时全被劫去，仅存光身一个人，真是光棍了。
第二天早上，三帆船到达香港，为时尚早，码头上人不多。港口有好心肠的人告知，昨天拘捕了不少败军，不能上岸，也不能停留。心念，糟糕，这可如何是好。但是，也有人告知附近大古码头有轮开往上海，但票价很贵，要十元钱一个人。好在周郁文身边还有两个金戒，十几元纸币，他也慷慨，我们一齐去大古码头，买票买不起，找到了一个船上水手，他答应我们以五元一人代价，作为“黄鱼”上轮。周郁文给了他一个金戒指，不足补纸币，以二十元成交，这是轮船水手找外快，偷带客人，这客人就是“黄鱼”，搭缩在双层卧铺的水手舱中，无人查票，茶水饭是给轮上所有客人供应的。逢查票时，得了船钱的水手会通知我们缩到他们的卧舱里去，白天可以在下层甲板上溜达，晚上也在甲板上睡。这一情况，船上高级职员也知道，只是应付一下英国稽查。听说这次有一个难友被查出无票乘轮，被打了一顿，船到汕头就把他赶上岸了。
在船上，经常在甲板上站立，遇到不少熟人，知道好多逃亡难友都到香港买票上船，好在他们并没有遇上海盗，在香港也上了岸，未被拘捕。但在船上相见，不敢多接近。到汕头又上了一批难友，特别是见到三军政治部李书信同志，见我衣单，一副狼狈相，偷偷地给了我一些衣服、鞋袜，还给了我几块银圆零用。他未曾参加南昌起义，后来到汕头本想找部队参加工作，可到汕头后，起义军早已撤离，于是就从汕头乘轮过上海回老家（湖南），在船上和我不期而遇，还雪中送炭，我真是十分感激他。他是三军政治部一个科级干部，我在武汉参加九届学生代表会时，见到他，他已经离开政治工作穿上战士衣服，拿枪当兵。不知怎的，又离开队伍，来到汕头，可能又是遇上倒霉事了。
船到上海，听候海关检查，舱泊在黄浦江口。我们为了安全，和有些人一样，花钱搭了小舢板船上岸。上岸后，我们四个患难同伴，便分手各奔前程。就此，结束了三个多月的南征生活。“英雄城上扬义旗，武装革命火星起。投军从戎意志豪，愿乘长风飞万里。”随军南下兵败流亡，但革命意志尚存，志未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