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顾准赋闲数月后，在1952年6月，华东财委主任曾山约顾准谈话。谈话当中，曾山对他过去的工作作了肯定，并传达组织上的决定，分配他到正在筹建中的华东建筑工程部任办公室主任。从此，就组织系统而言，顾准离开了他工作多年的上海市。
其时正是解放初期，作为东方大都市的上海，百废待兴，工厂停产，大批工人失业，生活用品匮乏。而逃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却唯恐毁得不够，屡派飞机滥炸，妄想彻底毁掉上海，震惊世界。1952年4月，华东局根据中央的决定，组建华东军政委员会建筑工程部，部长李人俊，副部长有贺敏学（贺自珍之兄，曾任上海防空司令）等人。
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全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中央决定从全国抽调六个正规师转业为建筑工程部队。华东三个师的建筑工程部队，有两个师（建筑第五师、第六师）开进上海，受华东建工部领导，承担上海的基本建设任务。根据华东局决定，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这两个师成立联合司令部，贺敏学兼任司令员，李人俊兼任政委。他们肩负的任务是指挥这支新组建的不带枪的部队，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打一场让上海市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漂亮仗。
贺敏学以敢于负责的精神，力排众议，毅然拍板决定：从社会上招聘建筑专业人才。在半年时间内，战士们通过速成培训，掌握了三级操作技术，连以上干部在技术人员带领下也很快掌握了工程管理技术。当时面临的最大任务是建造总造价为五千亿（旧人民币，下同）的工人住宅（上海人俗称“二万户”），并要通过这批工劳的建造，建设一支能够支援到外地去的基本建设队伍。就前一任务而言，1952年3月上海市税收达三千亿，加以“五反”运动后的巨额退赔，市场购实力相当萎缩，针对这一情况，同时也为了解决一部分长期以来工人宿舍的严重不足。就后一目的而言，翌年（1953年）就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起步之年，东北和关内京汉路以西地区，将有一批重点工程要兴建起来。
工作展开后，贺敏学经常走街串巷，视察市容。他实地察看的不是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物，而是被战火毁灭的废墟，或是一些建筑简陋、年久失修的民房。他的足迹还亲抵让广大市民苦不堪言的石库门房子。他很快向华东军政委员会，并向中央汇报了改造棚户区、承建工人住宅的意见和方案。得到批准后，经集思广益，决定分两步实施对棚户区的改造：第一步先在沪北曹杨地区，规划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并借此锻炼出一批有经验的工程兵；第二步在市区铺开六十万平方米新工房建设。
为加快棚户区的改造，建设好工人住宅区，贺敏学从部队中抽调一批工程兵，再招收一些闲散在社会上的失业建筑工人，共计两万余人，组建成立上海工房工程处，由一位师政治部主任负责。建国前，上海在全国现代化房屋的建筑量雄踞前茅，从而建筑工人和建筑技术人员相对集中。当时的设想是，与其零星招聘到外地集合成建筑队伍，还不如在上海通过建筑任务把他们组织起来支援外地。
顾准在华东建筑工程部办公室主任的岗位上工作了一个月左右。该年7月，“二万户”工程设计完成，即将进入施工阶段。这时，华东建筑工程部决定设立“工房工程处”。据顾准回忆：“我请求去搞这工作，获得李人俊的同意，尤其得到华东财委曾山同志的大力支持，就担负了工房工程处主任的职务。”
华东建筑工程部工房工程处，是在曹杨新村的工棚内成立的。曹杨新村位于上海西北角，是1951年兴建工人新村，工房工程处成立时，曹杨新村这一批工程还未最后竣工，所以这个工程单位也一起并入华东建筑工程部，工房工程就是在这个工程单位的基础上建立的。同时，从市建筑工程处、商业部、公共房屋管理处等单位的施工部门及其他单位抽调了一批技术人员。顾准多年后还“记得在工房工程处工作的主要工程师有汪受衷（1964年建工部的总工程师）、陆文照、吴民孚（这两位1964年在茂名，那年春节正好在北京来过我家一次）、王壮飞、张中亮和一个党员工程师周勤文”等人。
顾准考虑到，工房建筑基地比较分散，分布在五个区域：一是曹杨新村，接近曹家渡；二是控江新村，位于杨浦区（接近沪东旧租界的一个大片区域）；三是日晖新村，在沪南日晖港附近（现属徐汇区）；四是真如新村，靠近真如车站（现称上海西站，今属普陀区）；五是天山新村，在长宁区。所以分设上述五个基地。
由于曹杨新村工程未了，具备现成的工地设施，所以新工房先在那里开始建造，工房工程处也就设在这个工地上。不久，该处就迁到控江新村，这是出于控江新村工程量相对来说最大的考虑。
在大家的努力下，曹杨新村按期竣工，新式里弄房子、煤气、坐便式水冲厕所，这些在当时都是很少见的。安排进来的第一批住户是当时上海市评出的1002户劳动模范。中国工人阶级住进了为自己建造的新村，谱写了上海城市建设新的一页。曹杨新村竣工后，其他三个建筑区各设小规模的基地办事处。
由于当时这批“二万户”工房，全部采用二层立贴式结构，即用木材构成房屋构架，用砖砌外墙和间隔墙，这是我国传统的建筑结构，所以需要开设木构架加工厂，组成各工种的施工队，采用流水施工法进行施工。
为了科学合理组织施工，顾准变外行为内行虚心向工程技术人员学习。他与几位工程师商量决定了施工设计方案，考虑到建筑材料的运输量巨大，要有较好的道路设施，所以施工程序是先沟渠、筑路，然后再建工房，避免重复劳动，节省施工便道。当时施工几乎全部手工劳动，机械化程度很小，但因为施工中广泛应用了分工协作，劳动效率大大高于小规模作业。
在日常工作中，顾准为了及时解决工地上的各种实际问题，他和大家一起吃住在临时的工棚内，实行现场办公。他还深入到各施工现场，悉心观察各种情况，及时提出改进劳动方式，改善生活条件的合理化建议。在上海市卫生局的支持下，顾准首创性地为各建筑工地设置了医务室。医务室中设有十几张病床。建筑工人大多数是临时工，顾准便以行政手段，将这些临时工编成相对固定的施工队，实行民主生活制度，这样，既逐步改变了建筑工人中的游民陋习，也便于进行现代化大规模作业的调度和管理。顾准曾经说过，在企业管理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和刘少奇完全合拍的见解”，即抓规章制度，抓管理，抓效益等等。各个工地上的工程师和建筑工人，都亲切地把顾准看成真正的“工程指挥员”，而顾准则打算在建筑工地长期干下去。
这年8、9月的一天，顾准忽然在工地上接到市委通知，陈丕显要找他谈话。顾准如约前往。陈丕显代表组织，了解顾准对撤职处分的意见。顾准如实地说：“我感觉十分突然。”
陈丕显说道：“市财委、市财政局和税务局的运动，现在进入了思想建设阶段，市委决定你去这些单位作检查。”顾准表示执行市委的决定。可是后来如前所述，事情却杳无音信。
1952年冬季，华东局派张文韬、赵毓华来到工房工程处，协助顾准领导工人群众进行了民主改革运动，使“社会主义企业秩序”真正建立起来。
1953年，是中国国民经济由恢复走向发展，开始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也是“一五”计划开始实施的第一年。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与总任务，随即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许多新部，由于地方缺乏组织管理能力，故增设机构以加强中央集权。1952至1953年之间，中央各部增加到四十二个。建筑工业部成立于1952年的年底。
在此前后，华东地区有大批干部上调中央，报上发表了华东建工部部长李人俊调中央燃料工业部的任命。1953年1月，中央建工部副部长周荣鑫（后曾任教育部部长）到上海，决定建筑五师配备工程技术人员担负长春第一汽车厂的施工，又决定华东建工部的汪季琦、金瓯卜和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调中央建工部工作。
周荣鑫在沪期间，特地找顾准谈了一次活，告诉他：中共中央组织部已决定调顾准到建工部任财务司司长，汪璧也同时调去担任处长。这次谈话后，顾准就将工房工程处的工作移交出去。
由于竟日操劳，顾准得了急性肺炎，便住进华东医院治疗了约一个月。春节以后，顾准夫妇俩安排好家小，便离开上海，赴北京任职。
二
1953年3月，顾准痊愈出院，到了北京。他先上中央人事部报到，接待他的正是1944年在延安时会计培训班负责人章夷白同志。章夷白告诉顾准，中组部对他的工作还未最后确定，让顾准先在招待所住下，听候分配。
顾准事后才知道，当时中央建工部虽已决定让顾准当财务司长，但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却有意让他到中财委工作。由于工作未定，顾准只好耐心等待。
这样，顾准便给自己放了一个月的假期，用以排遣心中多日的郁闷。在一个月中，顾准没有和建工部联系，只是与汪璧两人一同游览故宫、天坛、北海、香山等京华名胜，并蛰居在招待所内埋头研修精深的高等数学。
不到一个月，建工部得知顾准抵京的消息，就派建工部财务处（尚未建司）的张怀萱（他是顾准在上海立信会计夜校时的学生，很早就到了延安，原在中直机关生产单位搞财务工作。中央建工部最初就是以中直机关生产单位的班底为基础组建而成的）到招待所拜访顾准。他见到顾准以后，得知人事部说工作未定，就当场和中财委秘书长范子久联系，最后便确定了顾准到建工部。
自此不久，顾准就到建工部正式上班。当时的建工部部长陈正人、副部长万里等，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新来的财务司长。
当时建工部的业务还有待于开拓，其直属的设计施工单位不是很多，全国大部分基建队伍分属各大区的建筑工程局，所以顾准认为建工部财务司的机构设置应以“精简上层、充实下层”为原则，有效地开展工作。
建工部财务司当时的正副司长有三人，即顾准、雷峻山和朱端绶，整个领导班子非常和谐。顾准对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朱端绶同志十分尊重，朱端绶是老革命家熊瑾玎的夫人。熊瑾玎（1886—1973），与毛泽东同乡，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后任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和湘江学校教务主任。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新华日报》社熊瑾玎是个总管家，人称“熊老板”……朱端绶为人热情周到，她不仅支持顾准的工作，平时也十分关心顾准的日常起居，顾准夫妇其时住在灯市口一带。顾准是个善于交朋友的人，他和在北京工作的许多熟人，如陈家康（外交家）、龚饮冰（外贸部领导）……都时有来往。他们夫妇调来北京后的生活并不寂寞。
建工部财务司领导层几个人共事一年半，彼此配合默契，合作很愉快。顾准常常告诫自己：“不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做不利于团结的事。”
司内工作虽然比较和谐，也是容易应对的。但是，顾准以为，应该而且可以深入基层去调查研究建筑企业的经济核算问题，还可以制订建筑企业的会计制度。与此同时，顾准由于在上海工房工程处时期有过一些接触，对施工组织感兴趣，所以，他就准备下基层，接触实际。
这时是1953年，全国最大的重点工程是鞍山钢铁厂。是年夏季，顾准受部领导委托，带领有好几个司局参加的一个综合调查组到东北，在沈阳、哈尔滨调查建筑施工中编制计划和执行计划中的问题。顾准一行到鞍钢时，就去参观了大型钢铁企业的现代化施工。顾准还向鞍钢的一位苏联专家探讨“金属结构工厂”的技术组织，并会同数位设计人员到东北某地一个军需工厂商量工程设计。
在东北建工局，顾准受到了局长隋芸生、副局长刘云鹤的欢迎，并参加了该局召开的财务会议，对财务工作发表了重要见解。顾准回京后，还曾到北京建工局去指导工作。
建工部首任部长是陈正人（1907—1972，后曾任江西省委书记），于1953年1月到任。副部长万里（1916—，“文革”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职）是西南调来的。副部长还有周荣鑫（原中财委副秘书长），在陈、万两位部长未到任前，由他负责建工部的筹建工作。
陈正人部长到任后，比较倚重万里，这样建工部工作搞得有声有色。1953年8月，中央在京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这一总路线，全国人民是衷心拥护的。
1954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这条总路线。这次全会还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通过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随后，建工部召开了一连串会议揭发陈正人、万里参与高、饶阴谋的活动（后获平反），其实陈正人、万里与高、饶之间只是正常的上下级的工作关系，他们根本不是反党集团的成员。当时的斗争确有扩大化和过火的现象。
在这不正常的观念的导向下，顾准又与陈永清（建工部办公厅主任）、孙敬文（城市建设局局长，后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秦仲方（设计局局长）等四人，被诬为是“陈正人派”的“四大金刚”，这是实在没有根据地乱套帽子。据顾准自述：“我到部以后，一向不参加部内任何派别斗争，我和财经会议及其后的高饶反党阴谋活动绝无任何瓜葛。”事实也确实如此。
对这些不实之词，顾准当然嗤之以鼻，并愤然予以反驳，说了一些牢骚话。后因确无实据，也就不了了之。在此前后，顾准曾向建工部党组和中组部提出复查“三反”中被撤职的请求，却遭到驳回。中组部通过建工部党组，对顾准答复了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这时的顾准已心灰意冷。1954年春夏之交，建工部党组批给顾准去庐山休养的假期，作为对他的安抚。顾准已被围攻得头脑发胀，正想调整调整心态，便毫不推托地接受了休假——这是他建国后第一次休假。顾准赴庐山途中，特意在上海停留数日，回愚园路家中看望孩子们和母亲。家人和他分别已经一年，得此机会团聚，老老小小都十分高兴。顾准对长时间离开孩子，没能很好地照顾他们十分歉疚，便在离开上海时，给陈毅写了一封信，一方面问候和汇报，一方面要求陈毅帮助，把他的一个孩子，送到条件较好的市委机关托儿所。顾准回到北京才知道，陈毅返回上海后，收到他的来信十分重视，立即嘱咐有关干部负责解决此事。嗣后，陈毅又专门叮咛秘书打电话给在上海市府工作的陈敏之，了解顾准孩子入托一事是否已完全办妥，还有什么问题？而这时，陈毅正打点行装，准备进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真诚的关心和照顾，使顾准感激不已。
顾准在庐山平静地休假一个月。他穿着一身浅色夏装，在大树林前和其他疗养干部、护士的合影照片，面容略带忧郁和沉思。
8月初，顾准回到北京。这时，陈正人已实际上离开建工部（不久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部务由万里副部长代理。在此不久，万里组织了一个班子到河南洛阳去筹备洛阳拖拉机厂等三个大型企业的施工，参加者包括顾准、城市建设局长孙敬文等。
他们到达洛阳时，早先预定担负洛阳拖拉机厂领导工作的原华东工业部建筑公司负责人陈去非已在那里等候。
万里与顾准一向关系良好，他很欣赏顾准的学识、智慧和才能。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万里郑重询问顾准——是否愿意在即将成立的建工部“洛阳工程局”工作。这是当时一个重要的职务，体现了万里对顾准的看重。对此，顾准回忆说：
我读过卡达也夫的《时间啊！前进》，我认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有机会战斗在建设第一线是光荣的，我满腔热情地同意留在洛阳工作。不过，我同时提出，我是在三反运动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我不能当工程局的第一把手，我只能做一些协助的工作。万里也同意我的意见，他说中南局已经考虑要王焕宇（原中南局秘书长，1962年前后是建工部的人事司长，后因癌症去世）来这个工程局负责，决定我任第一副局长。我连北京也不再回，就这样留在洛阳工作了。
当时洛阳工程局共有正副局长五人，除王焕宇和顾准之外，还有华东调来的陈去非（1964年调回上海建工局）、中南调来的建筑部队的卢师长和政委吴兴。就人员的地区来源而言，这个局的人员是由华东和中南两个地区的精兵强将组建起来的；就建筑力量的成分而言，它包括部队和建筑公司两者；就领导关系而言，它既直属于建筑工程部，又受中南建筑工程局领导，也受中共洛阳市委领导。
为了加强局内各处力量，中南局调来了一批地县级干部，他们既有学习的任务，逐渐熟悉业务，也有完成工作的任务。
当时洛阳“一五”期间投资兴建的三大厂分别为拖拉机厂、矿山机械厂和滚珠轴承厂，这三个厂的设计都由苏联设计院负责。三个厂的筹建单位，由中南局和河南省委调集干部来负责。由此看来，洛阳工程局虽然规模不大，但内外关系还是较为复杂的。
顾准的身份是第一副局长，在他个人理解，如果按照当时学习苏联的风尚，正副职的分工也仿照苏联建筑企业中的办法，那么他的职责便是指挥施工。
虽然顾准不是科研出身的工程师，但他有过施工工地的经验，又可以依靠总工程师蒋以铎（原华东工业部建筑公司总工）的帮助，他可以放开手大胆搞这项工作。
顾准住在简陋的单人宿舍，没日没夜地忘我工作着。洛阳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自东周以来，九朝天子在这里建都。我国四大艺术石窟之一——北魏、唐代修建的龙门石窟，珍藏着诸多佛教文物的东汉白马寺，以及三国的关羽墓，唐代的白居易墓等等都建在这里。顾准怀着对古代灿烂文化的尊敬，四处参观并了解情况后，颇为疑惑。
“对于主席选定这样一个地下到处是古墓，处理颇困难的地方来建设工业，很不理解。”他暗想。
然而，顾准是一个刚受过重大处分的人，不宜多讲话，便把疑惑深藏在心里。在他指挥下，在力图绕开文化古迹的情况下，展开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
在那火红的1950年代，洛阳的物质生活极其艰苦，中西部的气候饮食，也和上海、北京有很大差距。这些都使顾准难以适应。但是，顾准忘记了生理上的一切不适，热火朝天地投入到建设工作中。通过干部工人齐心奋斗，一个崭新的工业基地，渐渐出现在洛阳新区。
顾准的干劲十足，但是，事与愿违，不久就出事了。顾准追述道：
按照苏联制度，设计院不仅负责工厂的工艺设计，厂区总平面设计和房屋建筑设计，如何施工，也要由设计院作成施工组织设计，建筑企业只能依照施工组织设计组织施工，绝不能因地制宜，自定施工方案。洛阳三厂，连同它的职工宿舍，构成整整一个新城市（即当时洛阳的涧西新市区，它和旧城相隔金谷园、西宫等好大一片区域，据说现在已经完全连成一片了）。根据我在上海工房施工的经验，施工的第一步，应把这个新市区的主干道路和重要公路首先修好，这样，厂房舍施工中大量建筑材料的运输，就可以利用这些道路，使运输畅通，也可以节省施工便道。又，1954洛阳工程局开建的时候，厂房设计尚未完成，已经集中在那里的施工（建筑部队和建筑公司）如能抓紧时间完成准备工作，可以加速厂房图纸到达后的施工进度。至于宿舍工程，迟几个月开工，多做准备，避开冬季，既可免除冬季施工，对整个工程也全无影响。可是，这两点全未做到，而且都出了事。
顾准的设想其实是从实际出发，符合客观规律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工作上的被动局面。
首先是洛阳市委书记李立，坚持要在1954年这一年完成宿舍施工的一定工程量，顾准则不以为然，李立的做法“其实不过是为了表示一种形式主义的‘工作成绩’”。
由于这项宿舍工程开工已在10月前后，北方冬季来得早，施工就需要大批保暖材料——草子。工程局调度主任石某，不够细心，没有觉察到需用草子的预算表上多写了一个“零”，使预算数字比实际需要一下子多了十倍。顾准也没有察觉到这个错误，就把这个数字上报市委转省委，请河南省生产水稻的几个县赶制调运草子，结果可想而知：造成了积压与浪费。
其次，在顾准的主张下，动用了建筑部队的一个团，在是年冬季修筑了厂区的道路。这样一来，就大大触怒了一向因循守旧的在施工组织设计中负责施工运输的苏联专家。他认为他们负责设计的施工道路还没有最终定稿，顾准就不应“贸然筑路”。
对这件事，这位苏联专家一直耿耿于怀，在北京建工部里开会时还大发雷霆。不过这次新任部长刘秀峰把他顶了回去，没有随便附和他来指责顾准。
至于前者，即“草子事件”，顾准确实负有领导责任，早在1954年冬季，他已在洛阳市委的会议上作了检查。至于在局内，因为调度室主任石某刚转业不久，才干这项工作，所以顾准绝不归责于他。相反，却是把失察的责任，由自己一个人“包了下来”。
这件事出了不久，万里调离建工部，任新组建的城市建设部部长。顾准是由万里安排在洛阳的，这时新的领导对顾准的个性不够了解，容易造成误解。
后来，刘秀峰部长来洛阳，宣布顾准调离洛阳工程局，调长春建筑公司一位副经理杨某来接替顾准的工作。在这次谈话时，刘秀峰部长对顾准说：
“你来洛阳，原来大概是打算有所作为的”——这句半是嘲讽半是质问的话，对顾准刺激很大。
那时正值盛暑，顾准听了刘秀峰这番话时，眼前一阵漆黑，几乎栽倒。
回京之后，顾准痛定思痛，向建工部党组提出进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要求，刘秀峰同意了他的请求。
这样，顾准便离开了待了两年左右的建工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