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根据现存史料，顾准是在1961年11月初，被宣布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虽说早在1959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就已下发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但是那时正是反对彭德怀的庐山会议刚开过不久，正是阶级斗争更进一步加紧之时，所以只给少数右派摘帽以及特赦一批在押犯人，只是昙花一现，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点缀。
时间进入1961年与1962年之交，已经渐渐从大跃进造成的困难中走了出来，可以冷静地总结一下这几年的经验教训了。就在这前后一段不很长的时间里，政治空气相对比较宽松，对于1957年的一些提法不再坚持了，开始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顾准问题的解决，绝非偶然。根据薄一波提供的材料，我们可以知道：“在1959、1960年两批摘掉约9.9万人的‘右派分子’帽子的基础上，从1961年起，又分批摘掉了一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到1969年，已先后五批共摘掉约30多万人（其中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右派分子’帽子，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得到初步安置，从而解决了他们的一些困难，重新发挥了他们的特长。”
至于顾准摘帽的过程，是这样的：1961年秋天，中科院干部局廖处长（女）找顾准谈话，了解顾准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经过。顾准如实说明了太平沟坝址争议等有关问题。接着，干部局的唐副局长，又找顾准了解了他当年的工作情况和近来的思想状况。11月初，中科院办公厅的郝主任正式通知顾准，经院党组讨论，决定摘去他的“右派”帽子，但是按照有关规定，不予恢复党籍。
不久，院部就为顾准召开了约有四五十人参加的摘帽会议。在院部精心安排下，到会的大多数是院办公厅和院劳动生产办公室的人员；而顾准原单位综考会，只有两三个代表参加。组织上宣布了为顾准正式摘帽的决定，并肯定了顾准这几年“改造自新”的成绩。顾准作了即席发言。他对党给予的格外宽大表示衷心感激，并决心继续改造反动思想，努力做一个好公民。于是，摘帽会议圆满结束。
顾准到底有没有改造好？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按我的思想实质来说，1961年至五月，我远没有达到摘掉右派帽子的水平。”其实，顾准根本不准备从原来的立场偏移出去。他早就想过了，他今后还要以逆水行舟的勇气，在那条孤独而充满荆棘的路上走下去！这是真理和他订下的契约。顾准带着一大摞笔记、文稿和书籍回到家里。他站在欢迎他的家人面前，既像自言自语，又像郑重声明一般，大声说道：“我不反对‘三面红旗’？胡说八道！我就是反对‘三面红旗’！”多年以后在尘埃落定时，他的儿子顾逸东回顾说：“父亲显然希望，起码有几个人能知道他的真实思想。我至今还记得父亲那天在家里说这句‘黑话’时，庄重的神色和冷峻的口气。”
顾准摘去帽子，意味着他已经回到了人民内部（在新中国，习惯用语“人民”，在政治概念上专指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社会成员，不同于以国籍划分的“国民”）。院部安排他在劳动生产办公室上班。该办主任张明远让顾准闲散了两个星期，便派他去清河饲养场和天津宁河县黄庄农场，协助进行会计与伙食工作。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在冰雪消融的解冻气氛中，人们的脸上都有了喜色。3月的一天，正当顾准从黄庄返回北京休假时，顾准的老战友、著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满脸笑吟吟，特来百万庄拜望。顾准见到久违的孙冶方，简直喜不自胜！两人相见甚欢，感慨良多。
这时孙冶方早已调离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担任所长。他已经在恶劣的大气候中为“价值规律”奋战了五年，这位1923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人，曾大无畏地表示赞同彭德怀的观点。他坦诚地说过：“一步登上共产主义的青天”，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认为所有制不断升级就能飞速奔向共产主义，那是唯意志论。他并多次在会议上大声疾呼：“这些年来，许多工厂不讲成本，不讲价值规律，上缴利润很少，还有企业靠救济过日子。如此下去，怎么得了？我们应该大声疾呼：为社会主义创造利润！”
孙冶方这次登门探望顾准，便是要请顾准出山，重返经济研究所，参与对恢复时期经济工作的重大理论研究，为重提价值规律，调整经济政策出大力。老战友的关心信任与大力提携，使顾准心里暖流回荡。他欣然接受了孙冶方的邀请；回经济所也正是他心中最大的梦想。顾准和孙冶方促膝畅谈后高兴地觉得，他们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仍然相当一致。他激动地向孙冶方表示，非常愿意助一臂之力。
孙冶方经过四处奔走，大力呼吁，不久便帮顾准办妥了调回经济所的报批手续。院办公厅郝主任和生产办张主任，分别通知顾准，不必再去黄庄农场，现在就可以一边休息，一边办理调回经济所的人事手续。郁文也代表院部与顾准谈了一次活，勉励他回所后努力做好经济理论研究工作。于是，顾准正式结束了长达四年的农村、农场劳动生活。
在孙冶方等人的关心下，1962年5月，已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顾准，再度进入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
孙冶方非常欢迎顾准的到来，将他安排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为他提供十分优越的科研条件，给他的任务是会计研究。几年后在“文革”中，顾准写自述时说：
我现存还清楚地记得，五月上旬那一天来所见孙冶方报到，谈话完毕后到政治经济学组，然后陈德全同志把我带到四楼31号，告诉我这是给我准备的单人办公室，把钥匙交给我的时候，我是多么高兴。来到经济所搞会计研究，并不完全合乎我的理想。可是这是经济所，是六年前我企求进来、已经进来，因为不想当所长而不得不离开的“和尚庙”或“神圣殿堂”，几经曲折，到底还是进来了。这里是研究工作的环境，它比我前四年抓时间读书的环境多么不同！这不过是第一天的感受。在这间办公室耽的时间愈长，这里的优越性愈为明显。政经组的同志热诚对待我，我在这间办公室里一天工作十小时以上，除了人民大学找来的一些会计书籍和期刊而外，我还埋头读了几本这里那里借来的、前所未见的经济、历史著作，译熊彼特的书（按：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就是这最初的一、二个月中动的念头。大约一年以后我的单人办公室取消了，和李泽中同志合在一间办公室里（根据“文化大革命”中从大字报上看到的材料，我猜测这是五反运动中批判孙冶方右倾情绪以后，孙冶方、邝日安为了改正他的过分优待我这个摘帽右派的措施），我对此完全不以为意，两个人合用一间办公室，仍然是多么安静优越的研究环境，我在这里还是每天工作十小时。
孙冶方是一位懂行的、知人善任的专家型领导，所以他为顾准提供看来优越的科研环境和工作环境，并不出于私人的感情，而是他懂得顾准的价值以及顾准思想的重要性。在当时乃至今天仍然是国内社会科学最高殿堂的经济所，顾准的心情是舒畅而愉悦的，对此，他十分感激孙冶方，毕竟这里与下放劳动的农村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有人在“文革”中说顾准在经济所“心情舒畅”，确亦如此。
顾准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埋头工作，决心在会计研究上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时，“想利用这个环境来继续自己的探索，但是这是一个人进行的探索，探索不成熟，不想去影响别人”，并要“在经济研究上作‘刍荛之献’”。因此，顾准重返经济所的两年半时间中（1962—1965），并未局限于会计研究，还作了大量的经济研究。如顾准所述：“初期，我花了一年时间，翻译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又经济所的环境，决不是在农村劳动抓业余时间来读书时那种孤陋寡闻状态，这里可以读到外面无法买到的期刊《译丛》、《动态》，可以读到学部的《外国学术资料》，可以读到哲学、历史、国际经济方面的各种期刊和资料，还可以读到外文期刊，还有机会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仅以政经组的学术讨论而论，在扩大思路方面的好处，就是闭门读书时期无法想望的。这样，在经济所，我恢复了和实际经济的接触，恢复了和经济学界的接触，尤其在后期，即1964年内，我又搞起经济研究，写了价格讨论会的两次发言稿，写了内部研究报告《粮价问题初探》等。”
孙冶方主持经济所的一段时间内，所内的学术空气开始活跃起来，相互争鸣，敢言人未敢之言。就拿孙冶方本人来说，他的经济研究能够切中时弊，提出诸如“生产”、“流通”、“分配”、“利润”、“折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他恳切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只讲费用不讲效果，或只讲效果不讲费用。”孙冶方一再主张在学术讨论中应该“求异存同”，争论双方应该互相找差异，不断提高科学水平。
顾准与孙冶方对当时政治、经济形势与问题，看法非常一致，与下放到该所的“特约研究员”张闻天也有交往，因此，后来风云突变之时，有人阴谋将张闻天、孙冶方、顾准一起打成“反党联盟”，这是后话。
对于这段历史，顾准的学生吴敬琏的记忆中是这样的：“1962年他被‘摘掉右派帽子’之后，由于他的老友孙冶方的安排，回到经济研究所，分配在政治经济学组工作。这时顾准的思想已经变得很成熟。他后来说过，1952年在上海被免职时，思想还是相当正统的，只认为是被个别人挟嫌报复，并没有想到在制度上有什么问题。后来当了‘右派’下放劳动，接触了农民，看到他们与城里官员过的天差地别的生活，联系到党内生活中出现的种种不正常的现象，才有了一个认真的反思，逐渐意识到政权、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存在一个‘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我那时自认为属于力求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自我改造的知识分子，根本不理解他的想法。他那时主要搞自己的翻译，跟我们也不太往来。”“据我观察，他和孙冶方是生死之交，孙冶方对他是非常尊重的。所以只要孙当所长，还能保护他。这段时间顾准主要的兴趣是读书，搞翻译。他翻译了好些书，比如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这本书就是那时翻译的。不过这种状态只持续了一年多时间。1964年夏批判孙冶方一开始，首先就拿孙的老朋友开刀，一个是骆耕漠，一个就是顾准。拿他们开刀的目的，是想说明孙的朋友都是叛徒、修正主义分子。”
吴敬琏先生此番话，真实反映了孙、顾两人的知遇情义，在孙冶方的支持下，顾准到经济所后，勃发了旺盛科研劲头，孙冶方甚而动员他带研究生，并且积极帮忙与商务印书馆联系，确定由他翻译熊彼特的书。顾准通过翻译，不仅提高了外文水平，实际也是他的“探索”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他曾作过如下回顾：
当孙冶方帮助我和商务印书馆约好译熊彼特的书以后，我确是日以继夜地干——八月份在海拉尔休假的一个月，我也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我的外文水平本来不够翻译这本书，译稿反复修改二、三次，可是我硬着头皮干下去。我认为，译出一本书，通过翻译中的推敲，可以大大提高外文水平。我记得，《美国总会计师制度》和熊彼特书译稿都曾退回修改，修改中看到自己误译之外，“不胜汗颜”。但是，误译后再经修改，印象特别深刻，更加有助于外文水平的提高。顺便说说，在译了熊彼特书以后，1967—1968年译琼·罗宾逊和约翰·密尔，工作质量和速度确实大大提高了。至于译书以后，阅读外文的速度大大提高，当然更为明显。
从笔者接触的材料发现，顾准翻译熊氏一书，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用他自己的话说：“1963年前我回避参加经济问题的讨论，并不是说我停止了在经济方面的‘探索’，翻译熊彼特就是进行这项‘探索’的主要途径。”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熊彼特被人视为是学识最为渊博、思想倾向最为复杂的人物，他是在马克思逝世那一年来到人间的，同年诞生的还有凯恩斯。在思想的深邃和著述的丰盛方面，熊彼特是凯恩斯所无法企及的。由顾准翻译的熊氏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自刊行到他逝世的八年中，共发行了十三版，可算是他的著作中最畅销的一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将自动趋向社会化，不会永远活下去。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将“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不断创造新的结构”，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企业家的创新职能将使“经济进步日趋于非人身化和自动化”，于是，企业家终于活不下去，“自动地出现”社会主义。当然，对一个资产阶级学者来说，他所谓社会主义，只是由中央机构直接控制生产和分配的一种组织形式。
熊彼特的这一“创新理论”在西方也被人非议，在当时社会主义的中国，也不可能受到青睐。加上顾准译竣此书后，于1963年底交给商务印书馆，1965年即将印付之时，顾准又被再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就只好告吹。直到“文革”结束后，于1979年正式出版，此时，离顾准逝世已有五年。
顾准选择和翻译熊氏之书，不能不受到他思想之中有益成分的影响。对此，顾准本人毫不讳言，翻译以前，商务印书馆要求写出比较全面地介绍作者生平和学说的文章（介绍文章刊载在《动态》上），为此顾准读了熊彼特的几本著作。翻译一本书等于精读一本书，熊彼特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都对他起了某种的启发作用。此外，顾准本来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很不熟悉，对此书的翻译成了他进入该领域的入门课。
在经济研究所的两年多期间，顾准除读书、翻译、进行会计研究之外，还积极参与所内外的学术活动。
顾准曾坦率地流露过1962—1964年在经济所时期的一部分“活思想”。他说过，1956年初进经济所时对于“神圣殿堂”的敬畏之念，并且还有“怕教授”的想法，1962年以后也在逐步减少。即使大部分时间埋头搞会计，他也以相当时间来积累文献知识和提高外文水平。就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懂得，“教授们”唯一可以炫耀自己的也不过是这些东西，至于把这些东西作为工具，运用这些工具来解决当前的和当代的问题，那他们不过是“书生”。不要以为这是顾准的自负之言，以顾准的学术素养和思想成果，足可以说这样的话。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在炼狱中诞生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替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挽回了面子。正如蔡翔所说：“在那一代中间，我真正敬仰的是顾准，那个在个人的屈辱中作着伟大预言的先知。”
重返经济所，顾准除了上述积累文献和提高外文水平等外，对现实社会生活还是十分关心的，并由此促发了他参与经济学术争鸣的积极性。他对当时《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以及其他一切调整，是竭力拥护的。他说：“在连续发表‘九评’和‘九评’以前的几篇文章以后，我甚至还认为，通过这几年的试验，我们在经济政策上也摒弃了照搬苏联那一套的教条主义的做法（或用如张闻天所说的‘拿来主义’），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独立走我们自己发展经济道路的具体表现。因此，我认为像以前那样的回避一切是自外于党，是错误的，应该积极作‘刍荛之献’。这种想法，还曾写在1964年5月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一篇发言稿中。”
因此，顾准打消种种顾虑，对现行会计制度提出改革的建议。1963年夏季，会计研究暂告一个段落后，他就热心于其他各项学术活动。如他自己所述：
1963年夏北京经济学会的学术讨论会，我除了参加会计组的讨论，旁听企业管理组的讨论而外，也旁听过一、二次政治经济学组的讨论……该年夏秋，孙冶方的《折旧报告》，我积极响应过，写过一份书面意见。其实这份书面意见不过是“即兴之作”，写作时间不过花了一天。以后也曾按孙冶方的《折旧报告》，我积极响应了这次号召，第一次积极表现是政经组讨论这个报告时，我的极其激动的发言。
顾准在政治经济学组讨论周扬报告的讨论会上的发言，大意是说要出现一个学术上群星灿烂的局面要有条件，像我们现在这样束手束脚，能够出现群星灿烂的局面吗？说得十分在理。
还是在顾准重返经济所之前，1960年11月中旬，中央决定，让由于庐山会议而蒙冤罢官的张闻天到经济所当“特约研究员”。所谓“特约”云云，无非找个单位安排一下，但张闻天却认为只要能有事做，就行。他在1961年1月20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中央已分配我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一个特约研究员。我觉得这正合我的心愿。我现在一方面参加研究所方面一些经济问题的研究讨论，另一方面，阅读一些有关文件与书籍，最近还想读一读《资本论》，然后再准备出去做些调研工作。自知年老力衰，能力有限，思想方法上有问题，在这方面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但仍愿努力为之，无负于一个共产党员应负的责任。”正是据以这种信念，张闻天以宽阔的胸怀、坚强的意志，不管环境如何变化仍能泰然处之。他乐于做一个潜心钻研的学者。张闻天先是参加由孙冶方主持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工作，并注视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62年他到南方三省一市作了两个多月的调查，同时认真阅读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著作，回京以后，撰写了题为《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送给党中央。
与顾准非常相似，张闻天有一个很好的读书习惯，就是开卷动笔。他的思考和感受，通过“读书笔记”记录了下来。有些就某一专题写成的文章，他也称之为“读书笔记”。1964年2月，他的议论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新经济论文以“读书笔记”的名义，交经济所政经组座谈讨论，顾准与孙冶方、骆耕漠等人参加了座谈会。顾准认为，张闻天在该文中实际是提出了“新价值规律”——积极倡导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搞自由竞争。会后，顾准利用春节假期，赶写了一篇发言稿，对张闻天的观点进行补益，用顾准的话说，“在鼓吹市场经济方面比他（按：指张闻天）走得更远”。
在这次政经组的座谈会之前，顾准早在前一年，即1963年春节政经组在北海举行的聚餐会上，与张闻天结识。这次见面后，他们经常在一起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侃侃而谈，在一系列重大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上，顾准与张闻天、孙冶方的观点十分相似。他几次参加了“读书笔记”的讨论会，三位杰出的理论家同一群经济所的研究人员相聚一堂，共同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这堪称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1964年5月，在政经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会议上，顾准读了一篇预先写好的发言稿《体会》，强调当前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并指出应当研究以至学习德、日、法、意诸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经济的经验。值得玩味的是，顾准在这份《体会》中将毛泽东提出的“农轻重”方针理解为“和平主义的发展经济的方针”。这篇发言稿，受到孙冶方的重视，并拿去作为参考。时过不久，在另一次会议，顾准对有人根据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理论观点来批评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颇不以为然。当即他便被诘难，孙冶方在会上为顾准辩护，告诫批评者：“不要匆忙给人家戴上修正主义帽子。”
孙冶方不仅对顾准十分同情关心，而且对其他同志也是如此，他在经济所从来不抓“阶级斗争”，从来不整任何同志，尽力保护那些受迫害的同志，坚决抵制阶级斗争“扩大化”。孙冶方具有顾准同样的人格魅力，他与顾准是“生死之交”；他与张闻天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在经济所，他竭力从生活上、精神上给张闻天以温暖与照顾，在政治上坚持支持张闻天的正确意见，直到一起被诬为“张、孙、顾反革命集团”。
1964年5月，当时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1904年生，笔名余霖，著名经济学家）给经济所送来三篇价格论文。顾准参加所内组织的论文讨论会，他在发言稿中，强调需求在价格决定中的重要性，主张实现市场经济，主张采用“资金税”来局部代替现行的工商税。
6月，顾准在另一次价格讨论会上，还主张提高粮食和煤炭的价格，降低人民币的对外汇率，理顺我国的物价体系。从当年6月起，顾准又花了两个月撰写《粮价问题初探》内部研究报告。他的这些做法，是针对当时物价和经济工作的。
据当时物价部门的权威薛暮桥回顾：
物价工作涉及各部门、各地区、各个不同行业以及国家、企业和职工之间、工人和农民之间、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方方面面的实际利益，因此，在确定具体的价格政策时，经常会出现不同意见，需要由全国物委来统筹协调。对于稳定与调整并重的物价政策，也有不同的认识。
我对大家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商品价格，不能不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尊重价值规律，合理调整价格，才能有利于发展生产，扩大销售，形成合理的市场供求体系。
物价调整中难度最大的是解决农产品价格，主要是粮食价格的购销倒挂问题。粮食购销价格倒挂，除增加国家财政补贴外，在农村还引起很大矛盾。……根据这种情况，我建议，在1964年首先提高农村中返销粮的销售价格，提高到购销拉平……在提高农村中返销粮的销售价格后，由于城市粮食的销售价格没有提，又发生粮食城乡倒挂（粮食销售城市低于农村）的不合理现象。为此，我又建议，提高城市粮食的销售价格至购销拉平，把提价的收入作为粮价的补贴，加到工资中去，实际上是调整物价的同时，要对工资进行相应的调整，这又是一个新的课题。
这些追述性文字，大致体现了薛暮桥在60年代的物价思想，其中与顾准的观点有何联系，抑或有何分歧，在此摘录顾准当时的原始记录：
1964年5月，在经济所组织的讨论薛暮桥（余霖）的三篇价格论文会议上的发言稿中，强调需求在价格决定中的重要性，鼓吹市场经济，鼓吹用“资金税”来局部代替现行的工商税。
1964年6月，在另一次价格讨论会上，又鼓吹提高粮价煤价，降低人民币对外汇率。
1964年6—8月，写作《粮价问题初探》一文，并为孙冶方出谋划策，要他重视工农产品比价问题，建议成立粮价小组等。
现在，顾准的上述文章留存下来了，2002年1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顾准文稿》（陈敏之、顾南九编）收录了题为《粮价问题初探》的论文。
二
1962年5月，顾准应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的邀约，担任会计研究任务。到所不久，他即开始这项工作。
鉴于会计这一门学问，即使到了共产主义时代也用得着，而当时又面临着提高和改革的形势，顾准虽然脱离会计工作已届二十年，但他对会计理论和技术早已熟烂于心，驾轻就熟，一旦重新进行会计理论与实务的研究，他广泛涉猎中外会计文献，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开展学术研讨活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顾准在短短两年中，结合多年来实际工作经验，理论联系实际，立志编著一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计学巨著，计划写七篇，后来只完成了《会计原理》、《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两书（顾准逝世后于80年代初正式出版），终因遭到政治上的第三次横逆和“文革”的冲击，而不得不中辍，成为令人遗憾的残篇。
来到经济研究所的最初几个月里，顾准首先与财政部会计制度司取得联系。因为这个司的班底，基本上还是1949年东北招聘团通过顾准招聘的安绍芸、杨纪琬等人员，所以彼此都比较熟悉。安绍芸（1900—1976）于1957年4月以党外人士身份被任命为第一任司长，他全身心扑在新中国的会计事业上，1957年8月，积劳成疾，脑血栓致使半身瘫痪，离开了工作岗位。此时，会计司的日常工作由副司长杨纪琬主持。
在财政部，顾准受到了杨纪琬的热情接待。杨纪琬向他介绍了当时全国会计工作的基本概况、沿革变化。据杨纪琬后来回顾，5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需要不断完善企业会计制度，拟定成本核算办法，等等。同时，会计工作还遇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是来自传统习惯的影响，一是怎样对待向苏联学习。这些问题，都颇费周折。对此，顾准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
《顾准自述》告诉我们：“那二个月中，我还参加了财政部召开的，讨论谢某（忘了名字）力主‘废借贷用收付’的学术讨论会，见到了正在北京写会计教材的上海经济所娄尔行、厦门大学葛家澍，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会计教研室的赵玉珉等人，取得了和会计学界的联系。”
对于这段经历，当时任职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后来已是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博士生导师的娄尔行介绍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应财政部邀请，参加了由部组织领导的《会计原理》教材编写四人小组，四人一同住入财政部招待所过集体生活，为时半年。”
而顾准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的办公室与财政部招待所相距不远。这个时期，顾准与娄尔行曾多次相互走访。娄尔行在上海虽然也以会计研究为主要任务，但开展研究，颇多困难。所以他们两人的交谈，主要是就怎样开展会计研究交换了看法。
娄尔行还记得，从交谈中得知，顾准正对会计的若干基本问题，作系统性的研究。他举出了一些初步的构思，征询娄的看法。
1962年前后，有某银行职工谢氏在社会上大量分发其自费印发的“内部研究报告”，否定借贷记账法，建议财政部废除借贷法，改为采用他创造的“科学”记账法。为此，财政部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听取谢某的口头说明，公开征集各方面的意见。教材编写四人小组成员也都参加了研讨会。于是便有了进一步接触顾准会计学术思想的机会。
顾准在会上与娄尔行相邻而坐，屡次向他递条子，提出会计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即使是向朋友提问的条子，他的措辞也是写得生动、风趣而又尖锐的。我感到，他把握问题重点的能力较强。”谈论得最多的是资金和资金运动，因为其时资金运动论在我国学术界占有优势地位。
在娄尔行的印象中，顾准的思维非常活跃，富有启发性。有一次在讨论资金时，他突然提出常见于西方会计的资金来源与运用表，追究该表所列的资金，在概念上是否与资金运动中的资金概念相等；倘有区别，区别何在等问题。这张表，在我国当时的会计实践中，早已销声匿迹，一般实务工作者未必面临过这样的问题。而顾准津津乐道，兴致勃勃地与娄尔行探讨，足证他治会计学功力之厚实。
据娄尔行回忆，顾准对于资金的性质和含义，首先是从宏观经济角度出发加以考察的；然后进入微观经济领域，形成关于资金的概念。所以，他的思路和当时大多数会计学者之纯从微观经济出发不同。这不仅跟他当过财政部门的主管（纵然为不久）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出于他治学态度的严肃认真。同时，他谈到资金，还频频联系“基金”加以探讨，探讨会计学何以需要两个概念并存，以及它们之间的异同等问题。总之，顾准对手上研究的问题，绝不轻易放过，草率下结论，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而后已，说明他具备一个研究人员所应有的优秀素质。
娄尔行在这里的回忆只是他们两人交往一些片断，在此前后接触仍频。顾准后来去沪考察，又与娄尔行促膝交谈，互为启发，多有获益。
顾准还通过中国人民大学的赵玉珉教授，向他了解我国现行会计制度的原本，即苏联四五十年代的统一会计制度介绍过来的过程，它的理论根据，以及人大会计教研室当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通过他借阅了不少美国的会计文献。
在大量的阅读涉猎之余，顾准编译了《美国总会计师制度》一文，交《译丛》编辑部，这篇文章的发表，曾得到孙冶方的关照。
顾准的会计研究，是从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进行了大量调查走访来开始的。这时候，顾准打算深入基层考察会计工作的实际运作情况。他想到上海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地方，师友众多，企业熟悉，到上海做这项工作，容易取得必要的帮助。所以他就在5、6月份间向所长孙冶方提出建议，到上海去一次。
孙冶方当即同意了顾准的这一建议，但孙冶方主张他先熟悉一下所内的环境和气氛，在所内待上一段时间再走。这样，顾准于当年9月去了上海，其间还去海拉尔度了一个月的休假。
顾准的上海之行，从9月至12月，总共花了四个月。在此期间，他见到他的老师潘序伦。其实早在一个月前，即1962年8月，潘序伦夫妇参加上海市委统战部组织的赴外地参观活动，来京住在前门饭店。他的女婿管锦康（现为天津财经学院教授）告诉了顾准这个消息，顾准专程去饭店看望潘序伦。同行的还有高云樵（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周信（上海市驻京办事处），都是当年立信补习学校的同学。这次见面，当是1952年分手后的首次晤面。
9月，顾准出差一到上海，便去潘序伦寓所拜访。顾准向老师开口要些会计书籍。潘序伦私下非常喜欢自己的学生，就推说：
“我现在根本什么书也用不着了。”
潘序伦说着就让顾准就他家中所存的书自己随便挑选。于是，顾准共挑了二三十本书，都是上海解放后两三年间他搞会计研究时置办的。后来，两人又多次会面，潘序伦积极支持顾准搞会计改革的研究工作。在上海，顾准还见到娄尔行等人，娄尔行后来回忆说：“……先生趁他来上海调查研究之机，多次上潘兆申教授家中，或来我家进行三人间的讨论。这种讨论，事先不定主题，兴之所至，自由展开，既有争论，也有相互补充，各自不存戒心，没有顾虑，颇多启发，颇能得益。”
据顾准自述，上海之行，孙冶方为他给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和宋季文开了介绍信。调查的安排是由上海市财政局副局长顾树桢负责的，市财政局和统计局各派一个助手帮助他工作。顾准觉得，由于安排稳妥，“加上上海各厂会计人员都知道我这个人，调查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四个月的上海调查研究工作，很快便告结束了，顾准自认收获不小。他觉得从上海调查中可以发现，从现行会计制度的技术结构来说，证明苏联40—50年代这一套会计制度的根本用意，是服务于国家财政系统监督控制企业流动资金的要求，因而大大限制了企业会计本来可以发挥的多方面的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企业经济管理和会计实践上的要求。他在调查中又获悉，“净产值”的计算，虽是统计系统的任务，但是离开会计账目，就无法把净产值计算出来，因此初步研究了企业内部统计系统和会计系统的工作关系。
上海之行的前后情况诚如顾准所言，还是比较顺利的。这次顾准还将母亲一起带到上海探亲，住在大姊家。返京后，他即写了一个简单的调查报告。此后因为赶译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他把会计研究暂时搁了下来。
这年年底，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的于光远，以讨论厦门大学教授葛家澍为高校文科教材委员会编写的会计教材的名义，召开了一次会计讨论会，前后历时约一周。于光远在会前请人直接在电话中通知顾准出席。对于此事，顾准的记忆是：“这一周，我全部时间参加了会议并住在编写文科教材的集中场所，即1955—1956年我住过的中央高级党校的学员楼里。于光远在这次讨论会中，鼓励活跃讨论的气氛。会后写成了报导，发表在《经济研究》和《会计》这两份期刊中。会上，他还发动到会人员写信给财政部的吴波，建议成立会计学会，并暗示陈云同志对会计研究十分关心，还公开告诉大家，这次讨论会的经过，他都随时径直向陈云同志汇报。这次会议中，我和杨纪琬等人有激烈的争论，我坚决反对把企业会计仅仅限于为‘资金会计’。不过那时我的论点还很模糊，也还没有从企业管理的实践上说明我的主张。”由此可见，会计在顾准等人眼里，不仅要考核资金运动的发展变化规律，而且要发挥其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会计是一门科学，同样也是生产力，推动社会的进步。
这样看来，在60年代初期，作为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之一的陈云同志理所当然十分看重会计研究和会计工作，他不仅从理财角度，更着眼于国家经济建设。顾准自忖，中宣部后来批准他撰写的《会计原理》列入经济所的重点科研项目，恐怕是陈云同志影响的结果。因为早在40年代延安时期，顾准就在陈云主持的西北财经办事处的会计训练班上任教，两人是熟悉的。陈云后来还曾想留顾准帮他搞会计工作。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未成现实，但顾准内心对陈云一直是十分感念的。当然，于光远同志也功不可没。
顾准经过上海、东北调查，又参加过文科教材讨论会和北京市经济学会的会计组的讨论，顾准的观点已经初步形成了。他从获得的实施苏联会计制度的第一手资料（包括苏联专家马尤洛夫《会计核算原理》一书）中，感到从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能同意苏联这一套制度，于是就着手写《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一书。
顾准的《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简称《理论问题》），先后有三稿，1982年公开出版的为第三稿。
《理论问题》第一稿成于1963年11月前后，二稿完成于年底。1963年至1964年岁尾年头，经济研究所在正副所长孙冶方、邝日安主持下，组织了一系列学术汇报会。其中讨论《理论问题》的会计讨论会，约请了北京市高等院校会计教师和首钢等财务会计部门的负责人参加。根据顾准本人的回顾，这次讨论是以第二稿为依据的。会上既有人热烈地表示赞成，也有人坚决反对。会后，他对第二稿大改，于1964年3、4月间写成了第三稿。经过他的请求，邝日安写信给财经出版社，请他们考虑出版此书。财经出版社对于出版该书大约既有所顾虑，又不愿使顾准觉得过分难堪，于是慨然免费为他打印了约二百份，供他分发讨论。打印完成于1964年。
远在上海的娄尔行也收到了这本书。事后，他追忆道：“1964年，先生写出了他对会计学的初步研究成果，命名为《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打字油印，厚厚一大册。承先生不弃，寄我一册要求提意见。十年动乱的岁月，不久开始，可惜很想仔细阅读的一厚册，我仅粗略翻阅一过。在那个时候，更不可能同他交换意见了。此稿于‘文革’后，在1982年正式出版，这也是先生在其坎坷的人生历程中最后为会计理论界作出的宝贵贡献。”
现在问世的《理论问题》一书共有九章。其实，顾准在完成了第三稿后，又准备进一步修改。据遗稿所附修改计划，他拟将上述九章，修改为十一章。
顾准自1963年下半年起，与写作《理论问题》一书的同时，开始了《会计原理》的著述。原拟撰写七篇，由于卷入“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事件”而被迫中辍。
关于这部书写作的指导思想，顾准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1962年开始接触企业会计实践的时候，我同时也接触了高等学校中会计教学的某些状况，突出地感觉到，无论在大政学方法上，那里都弥漫着一种从苏联“拿来”的极端恶劣的教条主义学风——学制长，课程多，课程内容繁琐重复，而且严重脱离实际。会计是一种工具、一种方法，必须在实际操作中才能掌握这种方法，也必须在实际操作的训练中，逐渐掌握贯穿其中的为数有限的原则。因此，会计系设置的课程，应该以偏重实际操作训练课程为主，其他课程尽量少设，应该引导学生从实际操作训练中熟悉了的数据中去理解高一级的经济概念。现行学制的课程既繁杂重复，会计这门主课又一样偏重概念，忽略实际操作的训练。写作《会计原理》一书，就是有助于会计教材和会计学制的改革。
顾准的《会计原理》主要介绍了借贷复式记账，企业会计的账户体系、凭证、账簿体系等，并对这些内容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同时对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会计界所提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讨论，也提出了看法。
潘序伦1983年10月以耄耋之年为该书作序，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这遗著虽属残卷，仍可独立成篇，编写方法也与众不同，以他一贯的严谨学风，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层层剖析，逐步深入，独创一格而不拘泥于习俗。例如：主张利息应列入成本，应从利润中支出；用数理矩阵方式，来说明复式簿记恒等原理；对借贷记账法和收付记账法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又如对成本计算，应区分大中小企业，分别采用永续盘存制或实地盘存制，从实际出发，加以取舍；如此等等。许多有关会计理论和实务的问题，均具有独到的识见。”1984年该书以《新编立信会计丛书》的形式由知识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
顾准在经济所进行的会计研究，及其上述两部书稿，可以称为姊妹篇，虽然均未终篇或最后定稿，但其理论的价值不可忽视，至今依然闪烁着理论探索的可贵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