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新的中国外交政策
1．上台前后的外交努力
中国近代以来每届中央政权的存在、发展和政治演进都受到对外关系的极大制约，晚清以来的历代政府无不在对外政策上颇费周章。蒋介石在建立南京政府之后，其外交政策较以前几届统治者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自李鸿章主政晚清外交以来，外交政策上多倾向于俄国，间杂对日本的仰仗，而蒋介石上台之后，则从原来的亲俄远日转为亲英美的外交政策，这其中既有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也有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基本可以分为建立初期，以及对日斗争的“苦撑待变”时期，围绕着国际、国内斗争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
伴随着国民革命的胜利推进，帝国主义预感到自己的在华权益受到威胁，它们采取各种手段，恫吓、讹诈、收买拉拢、分化瓦解，直至武装干涉中国革命。1926年9月，英国制造了炮轰万县的惨案，公然宣称要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1927年初中国人民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后，英国政府感到其在华“主动权”确已动摇，外相张伯伦在议会中声称：英国不准备被挤出中国。因此，英国对中国革命干涉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美国也不甘落后，1927年初，美驻华公使马慕瑞呼吁各帝国主义国家：如果现在采取果断行动，尚能使中国不变为反对包含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敌对的苏俄代理人。很显然，美国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但此时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都没有认识到蒋介石的影响力。
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与蒋介石的接触中，日本比较早。日本当时处于经济萧条之中，币原内阁决心扭转日本经济困境，因此标榜“国际协调外交”，在对华政策上尽可能避免采取高压政策。币原外交追求的依然是实现既定的大陆政策，只不过因国内形势所迫，而不得不有所收敛。币原所以反对高压而主张分化策略，主要是他掌握了革命营垒内部报告：在南昌的蒋介石与武汉共产党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为此，日本为确保其在上海、长江以及华北的特权免受革命冲击，决定拉拢蒋介石。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克南京，英美军舰悍然炮击南京城，日本军舰没有参加炮击。蒋介石到南京后，即派杨杰向日本驻南京领事森冈正平表明蒋介石的态度，并解释说：此次事件是共产党所为，请日方保持宽恕、克制的态度。
日本和蒋介石初次接触比较默契。3月26日，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会晤了蒋介石派到上海的黄郛，矢田要黄告诉蒋介石：列强就南京事件准备向蒋提出四项条件，希望蒋“应采取主动。”矢田警告说：如蒋不能“维持秩序”和“镇压暴行”，就意味着“他和国民（革命）军的末日到来”。对此，蒋介石心领神会，28日，蒋宣布：决不以武力改变租界现状，租界问题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表示要镇压一切不规则举动，保证上海治安可保无虑。并对南京事件表示歉意，保证“决不使其扩大”，并承担全部责任。
由于当时英美摸不清蒋介石的底细，对南京事件都主张采取强硬手段。英国大使蓝普森力主警告蒋介石接受四条件，美国大使马慕瑞认为蒋是一个俄国控制下的极不可靠的领导人。在日本斡旋下，英美暂缓了武力干涉政策，蒋介石也在此过程中走入了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视线。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宣布成立南京国民政府。然而，南京政府成立时，蒋介石对其前途颇为担忧。他在南京阅兵典礼的训话中即表露了这种心境，他说：我们革命的环境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南京地位，处在上海、汉口之间，上海是各帝国主义者的根据地，时用强硬的手段压迫我们；汉口现在被共产党所占据，勾结了赤色帝国主义者来捣乱我们的后方，而地方军阀又时时向我们进攻。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为巩固南京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向帝国主义妥协。
1927年5月9日，蒋介石宣布其对外方针：一、对外不采取暴力手段；二、在适当的时候提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三、打倒帝国主义，但不是排外性质。显然，南京国民政府的对外方针对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的废除不平等条约改为在“适当时期内提议”，虽然还保留了“打倒帝国主义”字样，但与当时反外情绪作了区别。这是南京政府给列强的一个信号，虽不无权变的含义，但是至少使帝国主义减轻了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敌意。
此后不久，蒋介石就在派系倾轧中下野，为取得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加强了与各国列强的直接交往，他首先选中的目标是日本，这也是国民党的老传统。主要因为：一是蒋认为日本的对华政策直接关系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安危；二是因为在南京政府建立时，日本当局采取拉拢的策略。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离开上海，乘船东渡日本。在这期间，蒋介石先后与日本财界、政界、军界的头面人物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11月5日，蒋介石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田中告诫蒋介石不要过分急于北伐，首先在于巩固自己的地盘。很明显，田中是怕蒋介石的继续北伐会损害日本在华北的利益，但是蒋介石还是反复道出了北伐势在必行，并请求日本援助：日本有必要帮助我们早日完成革命，消除国民的误解。如果真能如此，满蒙问题也便容易解决，排日行动当可绝迹。现在和中国打交道的列强虽然为数不少，但确有紧密的利害关系的不过日俄两国。俄国在这种理由下，对中国已经有所干涉，日本没有理由进行干涉。这是蒋介石想依靠日本帮他反苏。
田中在蒋每当言及统一中国时辄为色变，反问蒋你为什么不以南京为目标，统一长江以南为宗旨，而忙着北伐呢？在田中看来，中国最好是以长江分界，一分为二才好。蒋介石由此得出了日本在这方面的合作缺乏诚意，对中国统一之进行，必将出以妨碍之行动。蒋介石在田中所暗示的威胁中没有放弃北伐的主张。
蒋介石联日策略受挫后，于是把目标转向美国。蒋介石并没有屈从日本人的意志，美国积极与蒋介石联系，指令其驻日代表与蒋直接谈判。通过谈判，双方签订了一项密约，主要内容为：美国以全力支持蒋介石在中国建立政府，统一中国；美国在中国的一切权益，蒋介石政府则竭力保障。
蒋介石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这样，原来预定经由日本前往欧美作五年游的蒋介石，于1927年11月10日回国，在派系的斗争中重新掌握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大权，并使地方各实力派暂时获得了妥协，集中力量对付奉系军阀。为了把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推向全国，蒋介石于1928年4月进行了二期北伐。
蒋介石为防止日本阻碍北伐，获得英美支持，使其能在必要时对日进行干涉，接受办理“宁案”。首先与美国政府就宁案进行谈判。3月30中美双方达成了协议，满足了美国关于道歉、赔偿、惩凶，及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等四项条件。此后英法等国也与南京政府达成内容相同的协议。
不出蒋介石所料，1928年5月1日，当北伐军占领济南后，日本进行了野蛮的武装干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阻止中国的统一。惨案发生后，南京政府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表《告日本民众书》和《告世界民众书》，抗议日本“侵犯中国之独立，损害中国之主权。”请求英美各国应充分伸张正义。在军事上，蒋介石命令各师长，各自约束部队，无令不许外出，避免与日军冲突。5月4日晚，蒋介石命令部队连夜秘密渡过黄河，继续北伐。
1928年5月10日，南京政府致电国际联盟，揭露日军在济南的暴行：“现在日本侵略行动，实已侵犯中国领土及独立，而危害国际和平。”要求国联按盟约召集理事会会议，并照知日本立即停止暴行，撤回其山东军队。12日，还致电美国总统柯立芝，争取美国同情和支持。蒋介石希望通过国际干预迫使日本停止对中国的干涉，但是他不明白国际活动也同样是以实力为背景的，国际干涉根本行不通，以国联、美国牵制日本，无非是画饼充饥，让日本撤军也是与虎谋皮，根本行不通。
1928年12月，蒋介石宣称：在我们北伐完成以后，南京国民政府最要紧的工作是外交。蒋介石明白必须与所有在华有利益牵涉的帝国主义之间确定明确的外交关系，因为二期北伐过程的背后，事实上是一场国民政府与各帝国主义基于各自利害冲突，进而通过一系列谈判相互妥协。二期北伐后，蒋介石明白是各种承诺的兑现和各种交易要进行的时期，同时也是国民政府在国外选择朋友的关键时刻，所以南京国民政府面临外交问题是繁重和复杂的。
2.“改订新约”运动
无论是南京事件还是济南惨案，在国内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国上下都在眼睁睁地看着蒋介石及其新政府如何处理这些事情。蒋介石为了弥补和纠正在处理这些事情上的不当，树立自己的领袖形象，便采取了一些新的对外政策。1927年7月，新任外交部长王正廷正式提出了与西方各国的条约期限已满，应当废除，对于没有到期的，应当解除重订。所以，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主要围绕着关税自主权和废除领事裁判权，总称“改订新约”运动。
1928年6月15日，蒋介石命令外交部发表对外宣言，声称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中国要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7月7日，国民政府《关于重订条约的宣言》提出了一个对不平等条约的处理方案：第一，中华民国与各国间条约之届满者，当然废除，另订新约；第二，其尚未期满者，国民政府应即以相当之手续解除而重订之；第三，其旧约已经期满，而新约尚未订立者，应由国民政府另订适当临时办法处理一切。这即是国民政府发起的“改订新约”运动。
众所周知，关税自主是主权国家起码的国家主权，这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特别重要，自主合理的关税政策不仅可以扶植本国经济事业的发展，而且可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鸦片战争后，中国即开始丧失关税主权，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关税税率由双方协定，中国不仅不能自主决定关税税率，甚至连中国海关管理权也为外国霸占。
这种在炮口下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既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也伤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长期以来，成为中国积贫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南京政府既为了表示主权独立，也为了增加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于7月20日宣布：自9月1日起实行关税自主。规定在5%的进口税外增加附加税，特种消费品为25%，烟酒为57%。
面对这种情况，西方国家为了保住在华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不得不考虑用新的手法和新政府打交道，而且他们准备把蒋介石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后，如果继续实行“协定关税”，既不利于蒋介石政权的稳定，也不利于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活动。
南京国民政府废约宣言发表后，马上同各有关国家开始交涉，先是分别照会条约期满国，通过双边谈判，以正当外交手续废除旧约，重订新约。经过努力，1928年南京政府先后与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西班牙五国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按照条约规定，这些国家都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日本坚决反对废除原有条约，甚至提出了延长不平等条约等无理要求，南京国民政府予以拒绝，中日交涉陷入僵局。
经过谈判，美国、德国、挪威和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荷兰、葡萄牙、英国、瑞士、法国、西班牙等国，先后与南京政府签订了关税协定。在这些关税条约中，各国都声明取消在中国的一切关税特权，承认中国有完全的关税自主权，1929年2月1日，南京政府开始实施第一个国定税则。至此，南京政府的关税自主便告实现。日本则拖到1930年5月6日才签字，最终不得不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外交活动，也是一项重要的经济举措。就其成果而言，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运动前后经历了三年多时间，就整个修约运动的历史来讲是短暂的，但却是整个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来看，比之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时期的修约运动确有明显的成果。主要表现在，通过关税自主运动，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统一了海陆关税，降低了出口税，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高了国民政府在国标上的地位。
就其局限性而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国民政府刚成立不久，其实力有限，中国国家地位在国际上并不很高，这样导致国民政府与各国签订的一些新的关税条约之中仍然保留着帝国主义某些特权，南京政府与各国列强之间的互惠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互惠，而且中国海关的行政大权在一定程度上仍旧为外国人把持。
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另一项重要的外交活动便是废除领事裁判权的问题。“领事裁判权”最早产生于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章程规定，如果英国人和中国人发生诉讼事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草案，发给管事官（领事）照办。”
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也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根据这些条约，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享有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特权。他们在中国犯了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只受本国驻中国领事法庭的审判，中国政府不能过问，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领事裁判权。它不仅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法制，也是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维护其既得利益的法律保障，而且大大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南京政府在同各国签订友好通商条约和关税条约后，便提出了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1929年4月27日，南京政府外交部分别向当时在中国仍保留领事裁判权的英、美、日等国的驻华使节发出照会，要求废除领事裁判权。各国对此很是不满，但也没有直接反对，而是采取了拖延手法。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放弃全盘交涉的计划，而着重个别谈判，以期达到目的。
1929年5月8日，南京政府照会英、美、法、荷、挪、巴西等国，提出收回租界的上海临时法院，废除领事裁判权，另外成立由南京政府管辖下的中国法院。1929年11月25日，南京政府电令驻美、英公使，请该两国政府派员来华商讨撤废领事裁判权办法，仍无结果。不得已，南京政府表现出了一定的强硬态度，12月28日，南京政府发布命令，宣布自次年元旦起，“凡侨居中国之外国人民，现时享有领事裁判权者，应一律遵守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依法颁布之法令规章。”在这种情况下，列强无法继续装聋作哑，只得面对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