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推行《土地法》，蒋介石于1931年春在内政部下设中央地政机关筹备处，各省也相继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地政机构，同时设立以肖铮为首的地政学院，专门培训地政专业人员，深入到农村各地开展土地改革。南京政府的土地改革措施主要有两项，其一是“二五减租”，其二是“土地陈报”。实行“二五减租”的目的还在于弄清全国土地的数量。对此，蒋介石认为中国土地如果实行清丈之后，田赋收入，比较现在可望多20倍，即每年可望收入20万万元，这对国家财政大有裨益。
1934年1月，国民党中央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土地陈报案，交行政院核办，行政院公布《办理土地陈报纲要》及要点说明，并规定该项工作为各级党部主要工作之一，责成各县乡官吏负责监督，造籍登册。但是，此项工作遭到了大土地所有者的百般阻挠。以江浙地区为例，江苏省在全国率先成立“土地整理处”，但土地陈报工作遇到重重阻力。浙江省推行上地陈报工作一年余，耗资300余万元，动员12万余专职人员，而成绩极不理想，最后只完成省耕地面积的17%左右。各省大致如此，土地陈报耗费巨大，各省纷纷陈请取消。
南京国民政府自1930年制定《土地法》到1936年正式推行《土地法》，其间虽在局部地区试行，但总的来说，效果不是很理想，其中原因是很多的，主要是地主阶级的阻挠以及地政人员的素质很差，使得土地改革无法深入下去，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土地改革也就不了了之了。
2．新的财经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连年用兵，军费不断增加，财政赤字日增，为支付巨额的开支，国民政府采取了许多新的财政经济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大权一直掌握在四大家族手中。1928年初，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1928年10月15日，南京方面宣布改组中央银行，拨出两千万元金融公债作为资本，宋子文任总裁。中央银行具有独占性质，职权包括铸发国币、发行兑换券、经理国库、募集公债和存放债。
国民政府成立后，就关税自主问题与各国进行谈判，经过协商，国民政府关税得以有小幅提高，成为稳定财政的重要保证。
改革税制。主要是改革盐税和废除厘金制度，实行统税制。中国年盐税自1913年成为善后大借款的担保后，不断增加，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收回了盐税行政权，并对盐税制度也进行了改革。1931年实行了新盐税法，统一盐税，每公斤一律征国币5元，从而大大增加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盐税收入，盐税已成为当时政府财政收入一个极为重要的来源。
废除厘金制度，实行统税制，是南京国民政府采取的又一项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措施。中国的厘金制度始于清咸丰年间，即地方政府在所属区域内的水陆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对过往的商品征收税金，税率一般为1-5%，厘金是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设，以后成为常税，也成了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源。由于当时中国地方性经济比较强，并相互独立，各地关卡如林，使得商品在流通中被多次征收厘金税，即重复征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就严重地阻碍了商品流通和民族经济的发展。1928年12月，财政部召集苏、皖、浙、闽、赣五省裁厘会议，决定裁撤厘金。
裁撤厘金以后，只征收“特种消费税”，特种税只针对指定的几种商品收税，这不仅消除了厘金的弊端，而且使得国库收入每年减少约八百万元。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南京国民政府又决定开征统税。所谓统税，即一物只课税一次，课税后此物可以通行全国不再收税。
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的“裁厘改统”政策，裁撤了大批厘卡，便利了商品流通，活跃了社会经济，节省了很大一部分行政开支，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宋子文、孔祥熙等一改北洋政府时期由地方政府征收的旧习，规定由中央政府征收，从而避免各省、地、县，甚至区、乡、保毫无节制的摊派，使得田赋收入失控的局面，避免历来出现的一方面民众负担太重，一方面中央政府收不到钱的局面。
（面值1元的法币）
改革币制。30年代，中国的货币制度相当混乱。具体表现在：“发行渠道多”，清廷、北洋政府、国民党政权、地方实力派、大财团和大银行，都可发行货币；“货币品种多”，品种繁多是当时中国货币的一大特色，有历史上流行、通用的白银，有中央政府发行的钞票，有地方实力派发行的纸币，有财团和银行发行的代金券；“民众受害深”，货币混乱，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严重影响商品流通，影响民族工业的发展，加重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巩固和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1935年，南京政府已成立八年，官僚资本企业和民间企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市场比较成熟，经济的发展呼唤统一的市场，统一市场的必备条件是统一货币。杂乱的货币已无法适应市场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工商业的发展又为币制改革、取消杂币、发行新币提供了经济基础。此外，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逐个翦灭了地方实力派，地方与中央的联系不断加强，国际环境也有利于蒋介石进行币制改革，英、美等国纷纷表示愿意帮助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并欢迎中国加入他们各自的货币体系。
1935年11月4日成立“发行准备委员会”，准备发行新的货币——法币。由孔祥熙任主席，宋子文、陈光甫等为常委。“发准会”实际上成为币改的领导、执行机构。在南京政府的22年历史中，在重大经济决策上，只有1935年的币制改革是较为成功的。
币改的顺利进行是由多方因素所促成，最主要的是南京政府和孔祥熙、宋子文等准备充分。除此之外，币制改革也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形势最好的时候进行的，而且很好地适应了社会对统一货币的心理需求。
通过币改，南京政府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大权，民办、地方银行和地方实力派不再拥有货币发行权、储备权，仅存有营业权，使得许多民办、商办的地方银行发行的钞票，一夜之间被取消流通权利，成为四大银行的附庸，永远失去了同官僚资本、银行抗争的能力。使得地方当局无法再闹财政独立，大大增强南京政府的政治控制权，有利于蒋介石对全国的统治。
此外，币改客观上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显然，方便、统一货币的出现可以加快商品流通，扩大经济活动范围，促进全国的物资交流，加速统一开放的市场的发育。币改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实业界人士增加投资，中国的经济建设出现了继洋务运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之后的第三次经济建设潮动。
3.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1935年4月1日，蒋介石在贵阳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要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8月8日，蒋介石又在成都通电全国，列举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八条纲要，即“振兴实业”、“鼓励垦牧”、“开发矿产”、“提倡征工”、“促进工业”、“调节消费”、“流畅货物”、“调查金融”。
1935年10月10日，蒋介石正式发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及其实施》，作为运动的指导文件。该文主要内容为：阐发“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之关系”。在蒋介石看来，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新生活运动“着重于道德与精神方面为主，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本。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为民生的、生产的，着重于行动与物质方面为主，实为新生活运动之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指全国各业总动员，以提高国民之生产与消费能力，增加输出，减少输入等的一种普遍之运动。倡导这一运动的原因在于必集合政府人民各种公私集团一切之力量，而后始能推行尽利也。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总目标为尽人力、辟地利、均供求、畅流通，以谋国民经济之健全发展。
蒋介石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及其实施》一文，取自他9月14日在峨嵋军官训练团之专题讲演《国父遗教概要》中的一部分。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经济建设的主导思想就是在不改变所有制的经济格局下，建立和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求得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这也就是蒋介石的“治本救国”，蒋介石倡导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真实动意是在日本侵华企图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希望通过建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充实他控制政治局势的经济实力，即用“建设统一”来保障他的“政治统一”。
经济工作，历来在国民党内是由政治委员会负责其纲领和政策的设计和制定，由行政院负责实施。而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发表经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并立即组织其实施。1935年11月，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的国民经济建设纲要更为国民党今后根本方针之一。
1936年7月4日，在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总会，隶属实业部。接着各省市又成立了相似的分会，以推进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发展。其“主要任务是就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展开宣传，就如何着手解决问题，展开宣传；并对其他公私团体在计划，统计资料的搜集，技术人员的训练，及已受训之技术人员如何与就业机会配搭等方面，提供协助。”于是，一场全国规模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随之全面推开。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国经济建设方案》，一系列的经济建设措施纷纷出台，加快了经济建设步伐。总的来说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视财政金融、交通运输、工业建设为重点，投入的财力、物力最为厚重，成效较为显著。
4．四大家族的形成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通过各种政策和措施，建立了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资本集团，这个官僚资本集团是直接利用国家政权的势力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除了一部分为个人所有外，大部分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出现，这一官僚资本集团不仅奠定了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而且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1927年以前，四大家族并没有多少财产，蒋介石与陈果夫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当过经纪人，宋子文在上海做过股票生意，孔祥熙在山西、天津开过裕华银号和祥记公司。这些人除孔家原是山西的土财主，拥有一些资财外，其他的资本实力并非十分雄厚。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成为党政军首脑，宋子文和孔祥熙轮流担任财政部长、行政院长，陈果夫、陈立夫交替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控制党务，他们开始逐步积累起巨额财富，发展官僚资本。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集团的形成，是从控制金融事业开始的。为贯彻蒋介石的政治理念和施政纲领，宋子文、孔祥熙等经济决策者的主要决策就是建立由四大家族控制的全国银行系统。
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成立了中央银行，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名副其实的中央银行，以金融公债2000万元做资本，并以中央政府名义授予该行以经理国库、发行钞票、经募内外债等各项特权，由宋子文、孔祥熙先后担任中央银行总裁。此后，宋、孔便以此为基础，逐步实现了对全国金融的垄断。
宋子文首先是看准原来北洋政府的两大金融支柱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先是强行命令二行由北平迁往上海，然后又强行加入交通银行200万元，取得了一定的股权。到1928年10月26日和11月26日，分别公布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条例，规定中国银行以经理汇兑国际货币为主要业务，并有权发行兑换券和钞票、经营存放及协助进出口等。交通银行则负责建设、工商贷款及一般业务，这样就把两行纳入南京政府的金融体系。直到1935年间，南京政府发行1亿元金融公债，其中2500万作为官股加入中国银行，官股超出私股500万元，中国银行就被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集团所有，宋子文当上中国银行董事长。同时，宋子文和蒋介石又拨出1000万元作为官股加入交通银行，官股占55%，交通银行也落入南京政府手中。
在四大家族中，陈氏兄弟控制的银行是中国农民银行。农民银行始建于1928年7月，在陈果夫的支持下，由江、浙两省政府先后创办，1935年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负责对农村输出中、短期贷款。在南京政府的金融体系中，宋子文还特设两个金融机构，即“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邮储局、信托局，简称为“四行二局”，成为官僚资本的六大支柱金融机构。
蒋介石十分欣赏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等人的行为，对他们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建立起颇具规模的官僚资本感到分外满意，这为他的政治、军事行动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经济来源。
四大家族进而控制一批具有相当实力的私营银行，例如改组兼并了新华信托银行、江浙财团的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及中国实业银行。
四大家族兴起的另外一个渠道就是蒋宋孔陈通过发行公债，举借外债，垄断军火贸易兼并民族资本等方式建立起了庞大的官僚资本集团。发行公债是宋子文建立官僚资本、聚累军费的重要手段之一。从1927年到1934年间，南京政府共发行公债14.61亿，7年间的发行量达两年的政府财政净收入。公债主要用于支付内战军费，而四大家族如此热心发行内债，则是因为能带来巨额利润。承销公债而得利的主要是银行，而中、中、交、农四行又是承销公债的垄断者。按照惯例，承销公债的折扣是五六折，还本付息时则按票面全额计算，因此除去手续费、劳务费等支出，承销者能获纯利三成到四成之间。7年间的内债，南京政府实得8.09亿元，以四行为主的承销者获利达6.52亿元，如果加上票面利息，数字更为惊人。
借外债和借内债一样成为蒋介石、宋子文等建立官僚资本的重要手段。由于蒋介石执政不久，西方对这位新的代理人处于考察阶段，因此在贷款、援助上较为吝啬，宋家成员为改善蒋介石在国际上的形象作过努力。宋子文任财政部长的6年间，主要是美国出面给蒋介石一点恩赐。在1931年至1933年间，便以各种名义向南京国民政府贷款近1亿美元。美援数目不算大，可对当时急需解燃眉之急、釜底等薪的蒋介石南京政府来说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