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第一个发言，坚决反对迁校。他的主张得到了吴作人、叶浅予等知名艺术家的支持。尽管音乐系主任赵梅伯力主迁校，但附和者寥寥，最后他只好一个人乘飞机悻悻地走了。
后来，国民党当局给艺专汇来巨额应变费，并申明用做南迁费用。徐悲鸿决定钱照收不误，但校不迁，把这笔钱分发给全校师生，购买粮食衣物，同时留下一部分，作为护校的资金。
竺可祯是蒋介石的小同乡，又是国内知名学者，蒋介石为劝其去台，可真费了心血。一天蒋介石正与汤恩伯商量上海防务，忽见蒋经国走了进来，蒋介石迫不及待地问：“竺可祯找到了吗，嗯？他什么时候到我这里来？”
“竺可祯住院了，我说领袖召见他，他说有病走不了。”蒋经国回答。
原来，蒋介石从毛人凤的报告中，得知已有不少名人“失踪”了。他估计这些人多半是被共产党请去了，或者投奔共产党去了。考虑到今后的政治影响，他不能不罗致一些人才。譬如竺可祯这位浙江大学校长，在知识界中颇有声望，他想劝竺到台湾去，以扩大影响。
“你亲自去找他。你们不是很熟悉吗？就说我的意思，要他到台湾去办教育。还有，你劝劝他，不要书生气十足，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是先甜后苦，先拉后打的。”“是。”蒋经国答应后，驱车赶往医院。
“竺校长，我父亲派我来转达他的意思。”蒋经国询问了竺的病情后，开门见山地说。“什么意思？”竺可祯间。“请你到台湾去办学校。”“谢谢你父亲的好意。我看不必去了。”“为什么不必去呢？”
“大势已去，在台湾你们能维持多久？”竺可祯也是开门见山地回答，“我看国家总要统一的吧，自古已然。”
蒋经国心里有点火了，但仍然平静地说：“竺校长，时局决非如此，你还是到台湾去办大学吧，当教育部长也行。你我知交，我是决不会对不起你的。”
“我看你也不必到台湾去了，你留下来吧！”竺可祯当着蒋经国的面，居然说出这样坦率、掷地有声的话来。
蒋经国一下站了起来，冷冷地说：“人各有志，你不愿走，也不必劝我！”说完，拂袖而去。
蒋介石为了能尽可能多地网罗人才，送到台湾去，还在重庆两次亲自去请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到台湾去。
1948年国民党政府改组，原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辞职，各派系都想争夺考试院长这一空缺。蒋介石一连三次打电话给张伯苓，想把他请出来担任考试院院长。
张伯苓那时候常患头晕病，南开校友景大夫给他诊断，张的血管有老年性硬化现象。张的夫人和景大夫都劝张不要去南京，还是留在南开大学好。
张伯苓乃致电蒋介石，表示辞谢，自觉难以担负此重任，婉请蒋谅解。蒋介石又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张伯苓，信中说：“行宪后，把教育部划归考试院，请先生为全国教育事业着想，再多尽一份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张伯苓向蒋介石提出几个条件：同意担任考试院长3个月，南开校长一职还是兼着。蒋介石自然一口答应，派张群北上去迎接张伯苓。
在南京担任不久的考试院长，天津解放了，张伯苓只得躲避到重庆去。
人去楼空，孑然一身，形影相吊。张伯苓耐不了这种凄情与寂寞，就想方设法辗转地把在天津的夫人和儿媳接到重庆。他听夫人讲述天津解放后的情况，便决心在重庆作长期居留的准备，不想再担任什么考试院长这种空头职务了。
这样一住就是十多个月。这十个月来，形势变化更大，整个华东地区都已解放，现在只剩下风雨飘摇的西南了，连不可一世的蒋介石也逃亡到重庆来了。
蒋介石到重庆，知道张伯苓避居在沙坪坝，就驱车直赴沙坪坝津南村拜访。
蒋介石当然知道张伯苓同周恩来的关系。他认为，这样一位在教育界有影响的人物，决不能落入中共之手，要把他弄到台湾去。所以他一见张伯苓就非常恭敬、非常恳切地说：
“张老先生，还是请你回去担任考试院长吧。”
“蒋先生，你来得正好！”张伯苓见蒋介石叫他回去，就推托说：“我年老多病，正想辞去考试院长一职呐。”
蒋介石见张伯苓口气如此坚决，知道再劝说也无用，就起身告辞：“这事慢慢再说吧，再说吧。”
过了几天，张伯苓在寓所里午睡刚刚起身，蒋介石已经径自走进来了，亲切地问道：“老先生近来身体可好哟？”“还好，还好。”张伯苓敷衍地说着。
“最近，我将飞回台湾，”蒋介石把来意说明，“老先生是否离开重庆，跟我同机去台湾？”蒋介石的言辞十分恳切，态度也显得很和蔼。
可是，张伯苓始终低头不语，不加回答。蒋介石坐在对面，也不好说话。室内出现了难堪的沉默。
张夫人见到这尴尬局面，就毅然打破僵局说：“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作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就叫他辞职吧。”
“退休？”蒋介石苦笑了一下，又不能断然拒绝，只得悻悻地说：“老先生要退休，就到美国去休养。夫人、儿子和孙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吗？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一切生活上的安排和费用，都由我给想办法。”
“我们的3个儿子都在北方，”张夫人有些尴尬地说：“我们哪里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更舍不得他的南开学校，蒋先生，你叫他辞职吧。”
张夫人这段情词恳切地要求，说得蒋介石无话可答。蒋介石又沉默了一会儿，不得不起身告辞了。
张伯苓默默地将客送到门外。蒋介石在大门口又站了好半晌，两人相对无言，心中各有心事，又不好明言。
最后，蒋介石向张伯苓点头告别，紧了紧身上的大氅，反身跨上汽车。不知是神思恍惚，还是心烦意乱，上车时不小心，额头竟撞在汽车的门框上。
卫士和司机吓得面如土色，都不知该怎么做才好。
张伯苓夫妇也连忙上前关切地问：“撞得怎么样？”蒋介石捂着额角，紧皱着眉头，半晌才应道：“不，不要紧。”
回到林园，蒋介石又气又恼，心中感到非常懊丧，埋怨自己真不该屈尊，去迁就这个老夫子。自己额角还无缘无故撞了一个疱，真是越想越气，恨不得对张伯苓拿出一点硬的来，狠狠发泄一下自己心头的气。
他思索了一下，还是把火气压下去了。他抖抖索索地抓过毛笔，在一张公文信笺上写道：“兹批准张伯苓先生辞去考试院院长职务。”写好后，他套上信封，交给蒋经国说：“你亲自送去，交给张伯苓，并且再告诉他：我给他留下一架专机，他几时想走就几时走。”蒋介石确实给他留下了一架飞机，可是张伯苓一直没走。
1950年6月，张伯苓为其得意门生周恩来接至北京，不久，又返回天津，得以安度晚年。于1951年去世。
三、惜别溪口
1．南京被占
蒋介石引退离开南京之后，当天飞到杭州，第二天在陈诚和汤恩伯的陪同下到溪口家，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隐居生活。但他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统筹国民党的军政要务，布署、指挥长江防卫便是其主要的一个内容。
早在1948年底，蒋介石在江南和大西南各地新建了15个编练基地，计划用一年时间编练成200万新军。淮海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逼近长江，蒋介石不得不将编练新军期限缩为半年。
谁知道人民解放军连半年时间也不给，当人民解放军发出最后通碟时，除了台湾孙立人、四川罗广文、江西张发奎等四五个编练基地有点实力外，其他如王敬久、张雪中、欧震、黄杰、陈铁、钟纪、孙元良、胡琏、李弥的编练司令部多还是些空架子，不是编练司令不努力，而是壮丁难抓，勉强凑起几个营团，一时看管不严，连人带枪一起拉走了。没有人拥护国民党，没有人相信国民党能够打败共产党，谁都不愿意为国民党效命了。
由于兵少，蒋介石把长江划为三段：从九江的湖口往西到宜昌为一段，划归华中白崇禧；从湖口往东到上海为一段，划归京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宜昌以西为一段暂且由宋希濂管着。湖口以东是重点地段，全长1500多华里，总共18个军75个师45万人，平均一华里仅300人，湖口以西更少，10个军40个师25万人。
整个长江防线115个师70万人。平均一个师6000人，比正常编制缺员2/3，这些缺员师都是屡战屡败之后重新补充起来的，战线长，兵力少，战斗力弱，怎么打仗？蒋介石指望编练司令无望，发出话来，以各种方式招兵买马，不论何人，能拉起1万人队伍者委以师长，3万人马委以军长。
有个自称原国民革命军师长的人响应，蒋介石破例亲自召见，此人漂悍粗犷，当着蒋介石的面痛斥门户派系之弊，说他本人就是饱受派系倾轧之苦，不得已才退隐湘粤山中，十余年来身在山野心在党国，广结湘粤桂边志士，无时不思报效党国，近闻“共军”猖撅气焰过甚，实在忍无可忍，这才出山请命。蒋介石问他有多少人，答曰1万，又说只要有枪有炮有被服给养，10万人马招之即来。
蒋介石非常高兴，即批银元10万、枪支1万，要他编一个师，领军长衔，以后扩建随报随批。俞济时觉得有点蹊跷，提醒说是否先做些考察，蒋介石说：“一望而知，这个人不是那种说大话而不务实际的人，能在我面前痛贬吾党弊端，很难得的。”一个月过去，粤桂边毫无消息，后来俞济时一问才知闹了大笑话。那个“国民革命军师长”原来是个土匪头目，积了一大笔钱在香港鬼混，听说蒋介石招兵，酒后与人打赌，竟然得逞，腰缠10万银元和用1万条枪支变卖的钱回到香港逢人便说：“缺钱花吗？找老蒋去，大方得很咧。”
遵蒋介石的旨意，顾祝同、汤恩伯把防御重点放在东段，东段的重点放在京沪段，而京沪的重点在沪。
一些将领认为过早地把力量集中京沪段对全线防御不利，一旦共军从薄弱处突破，迂回过来，是很危险的。但很少有人公开提出不同意见，一则确实兵力分派不开，再则这是蒋介石敲定的，谁也不愿意违逆上意。但作战厅长蔡文治肩挑重任，有话不能不说：
重点防京沪段是有必要的，正确的，现存的问题是上游三个重要地段——芜湖、荻港、安庆兵力太弱，倘若共军以弱兵攻京沪段而以强兵攻上游要点，从芜湖、荻港、安庆突破，挺进纵深、迂回浙赣线，从侧后包抄京沪，则形势严峻。
汤恩伯说蔡文治的意见在理论上是对的，但是在实际上只能按现在的计划分配兵力，因为他们的力量就这么大，不能平均分配，轻重颠倒。他搬出蒋介石来：
委员长对此早有周密考虑，我们就是要在京沪决战，敌在京沪段渡江，我们就灭敌于江中，若从上游突破，迂回包抄京沪，那就灭敌于陆上。上游渡江能否得逞且不说，渡江后向纵深挺进迂回浙赣线，地形复杂，不利运动，接近京沪谈何容易，敌若接近京沪，我们就在京沪决战中歼灭之。
就在国共北平和平谈判开始的第二天，蒋介石在溪口召见参谋总长顾祝同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要他们汇报长江防务情况。顾祝同说：“关于长江的设防问题，根据总裁的决定，把长江防线划分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共25万人，湖口以东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共有75个师、45万人。我们已经拟定了京沪杭战区的作战方针，请总裁裁定。”
“很好。”蒋介石看过之后，笑着说：“这才是我们治国的根本大计。至于和谈，只不过是争取一点儿时间而已。”“是的，总裁。”顾祝同继续汇报说：“我们的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的防御方针，坚守淞沪，以空军优势支援之，然后以淞沪为桥头堡，作为待机进攻的跳板。关于具体方案，请恩伯谈吧！”
“是。”汤恩伯报告说：“根据总裁批准的作战方针，我们决定长江防线的指导要项如下：一、共军如由镇江、南京段下面渡江时，应以机动部队阙汉骞的五十四军、胡长青的第九十九军突出歼灭之。如不奏效，第一绥靖区顾锡九的一二三军，王克俊的第二十一军，王秉成的第五十一军，由镇江沿公路和铁路逐次抵抗，直到退至上海。海空军全力协助地面部队，以确保淞沪地带。二、共军如由皖南渡江时，张世希的第七绥靖区的第六十六军、二十军和刘汝明的第八兵团各部应独立作战。曹福林的第五十五军，于兆龙的第九十六军、刘当珍的六十八军应伺机反扑。如不奏效，应适时退出皖南，以确保浙赣线的安全。首都以东部队，应确保长江，钱塘江三角地带，不得已时再退守淞沪。三、共军如只从下面渡江时，各部队应根据上述两项布置指导作战。”
“你们这样布置是可以的，”蒋介石说，“不过，共军是狡诈多变的，江面上有何安排？”“有的，我们已经抽调了林遵的海防第二舰队的二十几艘军舰和六十几艘炮舰巡视江阴、南京、芜湖和重庆地段的江面，用炮火封锁江面，防止共军突然渡江。为了保险，我们还派了东南军政长官部的技术总队负责在江面敷设水雷，安放水底雷和漂浮雷，在河滩上大量埋放地雷，共军纵有千军万马，也要叫他寸步难行。”
“很好。不过不能掉以轻心。”蒋介石说，“长江自古以来就是天险。曹操83万人马大败于赤壁。我军将士应有当年刘备、孙吴的破曹精神。”蒋介石呷了一口茶又问到：“新兵训练有新消息吗？”
“报告总裁”，顾祝同说：“国防部根据领袖的指示一共设置了14个编练司令部。计划在3年中，把在前线失利的零碎部队重新整编恢复起来，使目前已削弱到只剩下100多万的正规军，重新扩充到350万到500万人。目前已经建立番号，正在进行补充和编练的新军有37个军和2个师。”
蒋介石这一天没有骂人，对顾祝同和汤恩伯的汇报表示满意。最后他发布指示说：
长江防务和新兵编练是当前两项最重要的工作，望大家一定要抓紧进行。长江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天险，绝不能让共军过江，这对党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大事。目前战局虽然对我不利，但只要守住长江，我们手里再有二三百万军队，就可以和共军进行新的决战，就有信心收复江北的失地！望诸位振奋精神，精诚团结，为党国出力！
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为迅速摧毁国民党统治，一面通过和平谈判进一步揭露国民党阴谋，一面指示人民解放军加紧战斗准备，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敢于反抗的一切国民党军队，并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在总前委统一指挥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协同下，准备渡江作战，解放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及苏南、皖南、浙江地区，歼灭该地区之国民党军，捣毁国民党统治的老巢。
1949年4月1日，以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国共双方代表在北平开始了和平谈判，中共为了达成停战协议，曾一度推迟了渡江战役发起的时间。但双方经过艰苦的谈判，仍无法达成协议，直至4月20日，国民党谈判代表仍然拒绝签订和平协议。
4月2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向各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和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