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认为人的知识（理念的知识）是先天固有的，并不需要从实践中获得。他认为，人的灵魂是不朽的，它可以不断投生。人在降生以前，他的灵魂在理念世界是自由而有知的。一旦转世为人，灵魂进入了肉体，便同时失去了自由，把本来知道的东西也遗忘了。要想重新获得知识就得回忆，因此，认识的过程就是回忆的过程，真知即是回忆，是不朽的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这就是柏拉图认识的公式。他还认为，这种回忆的本领并非所有的人都具备，只有少数有天赋的人即哲学家才具备。因此，他肯定地说：除非由哲学家当统治者，或者让统治者具有哲学家的智慧和精神，否则国家是难以治理好的。这种所谓“哲学王”的思想即是他理想国的支柱。
《理想国》作为柏拉图的代表作，内容涉及他的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伦理、教育、文艺、政治等，但主要是探讨理想国家的问题。柏拉图认为，国家就是放大了的个人，个人就是缩小了的国家。人有三种品德：智慧、勇敢和节制。国家也应有三等人：一是有智慧之德的统治者；二是有勇敢之德的卫国者；三是有节制之德的供养者。前两个等级拥有权力但不可拥有私产，第三等级有私产但不可有权力。他认为这三个等级就如同人体中的上中下三个部分，协调一致而无矛盾，只有各就其位，各谋其事，在上者治国有方，在下者不犯上作乱，就达到了正义，就犹如在一首完美的乐曲中达到了高度和谐。
柏拉图死后，他所创立的学园由门徒主持，代代相传，继续存在了数世纪之久。但学园派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仍是柏拉图这位开山鼻祖。
集大成的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是柏拉图的学生，他的父亲是马其顿王国的宫廷医生。亚里士多德18岁时，就被父亲送到当时着名的柏拉图学园，在那里他学习了20年。由于他勤奋刻苦，涉猎广泛，很受老师柏拉图看重。
可是，柏拉图又说：“要给亚里士多德戴上缰绳。”意思说，亚里士多德非常聪明，思想敏捷，不同于一般人，不加以管教，就不能成为柏拉图期望的人。亚里士多德很尊敬他的老师，但是，在很多问题上，他又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见解。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在学园里，亚里士多德经常和柏拉图争论，有时候，会把老师问得答不上来。他不同意柏拉图把真实存在看成是“人的理念”的唯心观点。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树就是树，由种子长成，结出果实。离开实实在在的树，仅仅是头脑中的树的概念又有什么意义呢？
后来，亚里士多德终于抛弃了柏拉图的许多唯心论观点。他认为，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是永恒的，不是靠什么观念产生的。先有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三角形状的东西，然后在人们头脑中才有三角形的观念。代数和几何的定律是从自然现象中抽象出来的。他还认为，生命和世界都在运动，没有运动就没有时间、空间和物质。这些都具有一定的辩证法观点。但是，当亚里士多德碰到一些解释不了的现象时，就把老师的一些唯心论的观点搬出来帮忙，因此常常被弄得自相矛盾，在唯物论和唯心论这两种观点中摇来摆去。
柏拉图死后，亚里士多德离开学园。从公元前342年起，他给当时的马其顿王国王太子亚历山大当老师。亚历山大继承王位后，亚里士多德来到雅典创办了吕克昂学园。
在教育方面，他首先提出了对青年学生必须进行“智育、德育、体育”三方面的教育。并且提出了划分年级的学制。他主张，对7岁到14岁的儿童，国家应该为他们办小学，让他们学习体操、语文、算术、图画和唱歌；对14岁到21岁的青少年，国家应该为他们办中学，教他们历史、数学和哲学；体育是为培养强健的体魄，德育是为了培养自尊心和勇敢豪放的品格。这个学校是古希腊科学发展的主要中心之一。亚历山大国王十分支持亚里士多德办学，据说先后提供了800金塔兰（每塔兰约合黄金60磅）的经费。亚里士多德在学园里建立了欧洲第一个图书馆，里面珍藏了许多自然科学和法律方面的书籍。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后，雅典人激烈地反对马其顿的统治。有人告发亚里士多德曾做过亚历山大的老师，当局准备将他逮捕。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及时得到消息，帮助他们的老师逃出雅典，去亚里士多德的故乡优卑斯亚岛的卡尔喀斯城避难。第二年夏天，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在凄凉的境遇中死去。
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科学还处于胚胎时期，亚里士多德孕育了这一胎儿并使它降生。希腊人之前的文化都是用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自然界的每种神秘变化的，到处都是神的作用。亚里士多德的光辉成就之一就是以宽广的胸怀和勇气把科学组织成一个有条不紊的庞大机构。
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文明中思想界、哲学界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成为影响西方的最重要的理念。不管是政治方面、道德方面、思想方面，后人都从他们的想法里获取指导，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论的借口。
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他们的哲学思想被后人用作向封建势力进攻的武器。这三位哲学家，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具有源头的地位。也可以说这三位哲学家是对西方文明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希腊民主制的开创
民主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形式，最早出现在希腊，以雅典民主政治最为典型。
梭伦、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是雅典奴隶主阶级民主政治的奠基人。他们首创的“公民”、“公民权”、“公民大会”等政治规定，至今还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雅典民主政治是指以公民大会形式行使职权的政治制度，其开始于公元前594年，正式确立于公元前506年、结束于公元前4世纪。民主政治在古希腊持续了200多年，他作为希腊精神最伟大的创造之一，其民主政治的精神，对西方近、现代民主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已分裂成很多派别，相互斗争激烈。经济上广大贫民被贵族的高利贷、土地兼并、债务奴隶制逼得走投无路，被迫起来与贵族展开经济斗争。同时，受贵族剥削较轻的上层平民——工商业奴隶主也参加了斗争。政治上贵族长期独揽大权，广大贫民受着非人的迫害，连富裕的工商业奴隶主也没有权利，所有的平民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又与贵族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正是在这种水深火热、斗争激烈的情况下，广大下层平民于公元前594年准备好了暴力改革。贵族们见此吓得魂飞魄散，不得不勉强同意平民支持的梭伦出任首席执政官。
梭伦任职后，立即进行了重大改革，从而使雅典民主政治得以开始。
梭伦出身于贵族，后来破落经商。他富有智慧，具有杰出的才能，集商人、诗人、哲人、军事家、改革家、卫国英雄于一身，深受平民的欢迎和拥护。他的政治观点与工商业奴隶主的一样，反对贵族的独断统治，要求改革，是新兴工商业奴隶主的重要代表。
梭伦在公元前594年任执政官时进行了重大政治改革，是世界史上着名的一次改革，史称“梭伦改革”。它给雅典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民主光辉。
梭伦改革虽然实质上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改革，但是，它是建立在经济改革这一根本基础之上的。其中经济改革的内容主要是：首先，颁布了最重要、最有名的“解负令”，规定平民所欠的公私债务一律取消，所有债契全部作废，释放因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平民，赎回被卖到国外做奴隶的平民，永远禁止人身奴役和买卖奴隶。“解负令”像一颗耀眼的明珠，驱走了贵族经济上残酷统治的黑暗，给广大平民带来了光明，特别是废除了平民最痛恨的债务与债务奴隶制，使广大下层平民的经济状况一下子有了改善。当然，从中获得最大好处的是工商业奴隶主，他们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其次，梭伦又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对外贸易发展的重大措施。例如，规定父亲必须教会儿子一门手艺，否则儿子可拒绝赡养父亲；大力鼓励外籍技工迁居雅典；改革度量衡、币制。这些措施都有力地保证了工商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工商业的发展有了很强的技术保障，大大地加快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梭伦的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有：
废除贵族政治上的世袭特权。雅典公民按财产资格划分四个等级，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第一等级是每年收入达500麦斗者（每一麦斗约5253升），称“五百斗级”，任执政、司库及其他一切官职；第二等级是收入达300麦斗者，称“骑士级”，除不得任司库外，其他政治权利都可享有；第三等级是收入达200麦斗者，称“牛扼级”（有牛耕田者），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是收入小到200麦斗者，称“日佣级”，无权担任官职，只享有其他等级都享有的充当陪审法庭陪审员的权利。这一改革内容结束了氏族贵族的寡头政治统治，使工商业奴隶主阶级得以扬眉吐气，挤进了统治阶层，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同时也使广大下层平民获得了一定的政治解放。
梭伦又规定军事义务也按等级享有。第一、二等级充当骑兵，自备战马，战船也由自己出资建造并任船长，后来主要由国家出资造船；第三等级充当重装兵；第四等级任轻装步兵和战船上的水兵桨手。这一改革迫使富裕阶级也出一定的人力、物力，从而减轻了国家的军事负担，减轻了对广大贫民的经济剥削，国家的军事力量也得到了增强。来自第二等级的重装兵是陆军主力，来自第四等级的水兵随着海军的发展也变得日趋重要，这样，第三、四等级的成员就成了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动力，从而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正式确立提供了强大的军事后盾。
梭伦恢复了公民大会，规定它仍拥有国家最高立法权，又赋予它决定战争、和平等国家大事、选举各级官吏的权力。这有力地限制了贵族对国家大事决定权、官吏选举权的垄断，从而使工商业奴隶主也享有以上权力，广大下层平民也获得了一点权利。
梭伦设立了新的政府机关——四百人会议，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除第四等级外，大多数公民都可参选、成为遏制贵族垄断大权的得力工具。
梭伦还制定了新法，规定除杀人罪外，其他犯罪都不能处以死刑；任何公民都有权对损害自身或他人的人提出控告；禁止买卖婚姻，保障妇孺孤寡等。这一法律有力地限制了贵族滥杀无辜的丑恶行径，使人们的人身安全、自由有了一点保障。
梭伦还建立了陪审法庭，审理公民投诉或上诉的案件，每个公民都有上诉权。这有力地打破了贵族对司法的垄断，加快了司法的民主化。
雅典民主政治开始后，走着坎坷的道路。梭伦改革虽然意义重大，但是它与贵族之间有着很大的妥协，根本没有动摇贵族的统治地位，贵族仍然压迫着广大平民，尤其是下层平民仍被残酷地剥削着、压迫着，贵族只不过是不再垄断统治大权罢了。因此，平民与贵族仍然继续斗争，并且斗争不断地升级，致使雅典政局又大加动荡。面对这种情况，梭伦也无能为力，最后引退出国。
此时，山地派领袖庇西特拉图乘机大显身手。他积极做好夺权准备，于公元前541年做了僭主，实行了僭主统治。雅典政治又进入了独裁的状况，民主政治的发展受到了挫折。但因庇西特拉图的僭主统治较为开明，所以，挫折中的雅典民主政治并没有倒退、断流，不仅如此，还得到了发展。
庇西特拉图属于农民组成的山地派，因此对农民比较关心，对其他平民的统治也较为宽厚。经济上，他帮助农民发展生产；促进工商业进一步的发展；与相邻的城邦、国家、地区关系比较友好，便利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他积极推动建筑业的发展，使雅典成了希腊建筑和雕刻艺术的中心。在政治上，他继续执行梭伦规定的公民大会、执政官选举、法律；把司法集中于城邦政府的同时，又设立了乡村巡回法庭，就地解决纷争，削弱贵族对地方司法的干扰。他还经常四处视察，解决僻远山区农民提出的问题。这一些都受到了平民的称赞，因此，虽然庇西特拉图搞了私人卫队，建了豪华宫廷，但平民对他的统治仍有口皆碑。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庇西特拉图处理国政是温和的，是宪法形式，而不是僭主的；他每事仁慈温厚，对待犯法的人尤其宽大……在他统治时期，从不与大众为难，总是致力和平，保持安静。”因此人们说庇西特拉图的僭政有如黄金时代。
庇西特拉图的统治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为它的确立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僭主政治再开明也是与民主政治相背而行的，因此，其统治时间一长，雅典政局又混乱起来。此时，庇西特拉图的儿子乘机抢夺了僭主地位。
希拉斯没有继承其父的仁政，奢侈腐败到极点，极其残酷地统治人民，广大人民不断地起来反抗，公元前520年把他赶出了城邦，他叛逃到波斯。贵族在这时又乘机嚣张起来，实行了黑暗的统治，致使雅典民主政治大大倒退。面对这种情况，贵族出身的革新政治家克利斯提尼挺身而出，领导平民与贵族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公元前508年，他在公民大会上又提出全面改革政治体制的主要纲领，得到了批准。贵族们不甘心失败，于公元前507年，联合斯巴达军逼走了克利斯提尼，继续残酷地迫害平民。广大平民又奋起反抗，贵族又被打了下去。公元前506年，广大平民又选举克利斯提尼为首席执政官。
克利斯提尼一上台，立即着手改革。首先他废除了传统的按血缘关系组织的血缘部落，建立了十个按地域原则组织的地区部落，其负责人由区内雅典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选举，一年一任，负责区内诸事。这一项改革，消除了城邦组织中的氏族残余，使公民之间的关系不再单纯是血缘关系，而变成经济、政治、宗教等多方面关系。
其次，他又从10个部落中分别选出50人，组成五百人会议，取代梭伦的四百人会议。五百人会议有着很大的权力：它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所有议题均先经其讨论；主持召开公民大会；在公民大会闭会期间负责处理国家的大部分日常政务；它是国家的行政机构，规定把议员分成10个50人的主席团，每一个主席团一年当政1／10的时间，每团抽签选出一名执行主席，行使五百人会议的所有大权，时间是一天一夜。五百人会议使每个公民都享有了参选权，充分发挥了每个议员的执政才能，防止了终身制和滥用职权，可见，五百人会议的民主化程度大大超过了梭伦的四百人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