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领导之所以聪明能干，在于他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解答。
周锦廷问自己：横岗经济发展了，富裕了，该建立个什么样的新的经济管理体制？
农村经济管理一直是个使人困扰的问题。
村子在穷困时，这十几个人，十几亩田，几十箩谷。一目了然，用不着多费心思管理。现在富了，不少村的年纯收入上十万、百万元。一动手抬腿都花得上一万八千元。倘若管理不善，不仅村民受损，而且还坑害了干部。目前横岗土地、资金资源的利用，已不仅仅是依靠生产积极性的释放，更重要的是依靠科学技术管理，依靠生产关系的不断完善。几十年的农村生活，周锦廷啥都体察过了。“大锅饭”的弊端可以诉说个通宵。然而，它连同滋长起来的共同富裕和集体意识，仍不失为传统的经济组织资源。历史上它作为单干私有的对立，有过积极的作用，也有过消极的因素。周锦廷他们并没有简单地舍弃，而是积极地利用，使之为生产社会化服务，为共同富裕服务。从而改造成经济运作的新载体——农村股份制经济。他们表达了一种历史的清醒。
我观察过，这个新载体既排斥了“大锅饭”骇人的大空，又避免了家庭个体承包滑落向个体私有的蜕化。从而有成效地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共同富裕。
1988年，这里开始推行农村股份制经济。
尽管农村股份制才刚刚诞生，有人已斥之谓非驴非马。这并不重要。新生婴儿黄疸只不过是证明他的新生而已。周锦廷曾经被人们认为标新立异的党员带头勤劳致富，经过五个春冬，不已带出了个万元镇的奇迹吗？这个被斥为非驴非马的股份制，又何尝不可以带来个明天的早晨呢！
这里人们已约定俗成：不唯书、不唯上，唯实践，唯人民共同富裕。这可以说是横岗人在改革开放中的工作信条。
我有个奇想。当你投入了对周锦廷思索底探讨时，宛如走入迷宫一样，摸着，走着，不时地困惑着……直至窥见出口的亮光，心情豁然开朗。这才明白自己摸索过了的一道曲径。
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会理解周锦廷。
周锦廷在横岗富裕起来之后的耽忧出现了。
一个自然村的出纳挪用了二万五千元，很长时间都未有发现。事发之后，他把钱已用光了。起诉逮捕他吗？他说只有命一条。家人再三求情给他个机会向亲友借讨，凑够赔款数归还。
一个村的村长拍板了个项目，贷款一百五十万元同某县的文化站，兴建一座电影院。对方是个皮包公司，没钱投入。只图捞了个工程施工项目骗钱。到发觉时，影院已施工得不伦不类。结果被人骗了。此外他负责兴建个鸡场，预算二十万元，结果用去了四十万元。事发之后，询问银行为何这样轻率给他贷款呢？银行答曰：他村长出面，盖村的公章，且村里拥有二十五间厂房可充当抵押。我们当然放心。
还有……
村民理所当然地不满意了。有的向镇上投诉，问题疑点不少，但查无实据。有的确实问题成堆。有的由于透明度不够，引起村民疑虑重重。这一来，上上下下，消耗了镇上不少精力。每年例行两次的农村清理帐目，岁岁履行，费时不少。但终未得到根本的解决。况且，工业发展了，创汇商品农业发展了，土地的合理利用显得很重要。尤其在土地不断增值的机遇上头，人们又普遍地接受和运用着货币—资本—增值的公式。原来起过积极作用的，土地家庭承包的分散零星经营，已不适应发展现代化生产的需要。比如有的农户人力都投人工厂里去，土地雇工经营，有的干脆出租，有的放着干等开发……而现代工业和创汇农业的规模用地，却一直被胶粘着拖不起脚步。这些都要求赋予个相适应的出路。水到渠成！
人们渴望着经济的民主管理。这已成为人们对集体经济共同富裕底凝聚力的一个热点了。
在农村，民主要有个制度去落实。经济民主是个管理制度的实体。这个实体就是农村股份制经济。
村民的祈求是这样通情达理。他们要求公开村的经济开支、赢利和亏损；要求监督干部，防止贪污受贿，挪用侵占集体财物。因为家大业大了。有的村年纯收入一百万元，人平达一万元。你想想，村民岂能不关心呢！何况眼见着这个雪球越滚越大。
历史把周锦廷他们推到了改革的前沿。
农村股份制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
镇党委通过了在横岗农村推行股份制经济的决定。争论是少不免的。疑虑也是少不免的。各抒己见，求同存疑。唯实践，唯共同富裕罢！
村下面却出现了一道绿色的小河。村民万分拥护，雀跃相告；干部疑虑重重，忧心忡忡。无非是权力小了，方便少了，麻烦多了。一句话，自己说了算的日子结束了。有个村干部很坦率对我说，“今后我只好请你到我家里吃饭了！”我笑道，“好呀，廉洁嘛！”股份制还未实行，已感到其存在的威力了。
镇党委清醒地让大家议论，权衡得失，斟酌利弊。愿意实行的便动手。不愿意的可缓一步再计议。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然而，人们看得很清楚，周锦廷是非贯彻股份制不可的了。他这个人看准了就放手干，一干到底。人们相信他。眼见着开放十年，镇上几件大事他都做对了。谁敢想，1967年前一个贫穷僻疏的小圩镇，马路竟要预留四十五米宽呢？有人骂他疯了！他说：“非留不可。”曾几何时，眼前出现了一道上下四车道的一级公路。当人们舒舒适适地漫步在宽阔的大道上，却又情不自禁地说，“如果再留宽一点就更好了！”
有的镇干部问道：“现在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又要来个股份制？”周锦廷说，“道理大家都讲过了，你多想想便会明白。”
我问过周锦廷，“你为什么这样坚决推行农村股份制？”
他想也没想说，“当领导要时刻为群众干部着想。”停了停说，“我看股份制有三大好处：生产发展，共同富裕，干部廉洁。它同上层建筑是相适应的。”
周锦廷他们在制订农村股份制章程时，尽量简化到通俗得一目了然的程度。比如自然村股份制，村成立股份公司，将集体资产按原值核定折成股份。全部股份30-40%为集体股份，60-70%为村民股份。凡本村村民均具股东资格，劳动力每人一股，半劳动力半股。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制，董事会3-5人，由股东选举产生。股东代表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凡公司重大生产、经营决策、年终分配方案，均经股东大会通过。公司工资分配及年终分红方案，需分别报行政村委和镇政府批准。公司每季度公布帐目一次。月结股东可按月查询。同时还规定公司每年分红，要在当年经营总收人中扣除生产费用、干部管理人员报酬及上缴国家税金、贷款本息还款及10%的固定资产折旧的福利基金之后进行。
此外，镇成立会计服务公司，审计所和财务办公室，对村股份公司的经济财会管理给予指导监督。公司会计由镇服务公司调配安排。
这样，有章有目。有章可循。透明度高了，经济决策民主了。村民也放心了。
周伟安副镇长和我到新波圹村看过。见了董事长邓唐洪。村里22户人家陆陆续续地建了新房。他仍住在旧房子里。平房，一进三间。红砖地板湿浸浸的。在光线稍嫌暗了点的墙壁上，贴着村股份公司月结。上门看报表的人不多。他朝我说，起初来看的人络绎不绝。后来公司每户送去一份，免得来回跑了。董事长文静平和，三十来岁，黑黝瘦削的脸庞看上去显得老成。他原先是镇食品站的职工。村里缺人手。有本事的男性多跑到香港去了。经济帐目也零乱。村里要他回来，声言绝不亏待。
他想过，妻子在工厂，他回去在村里的港商厂当个厂长，兼管村里的事也还可以。盛情难却，便辞职回来村里。回来后事情可多了。村里的工厂、菜地、种养业要安排妥当，工作量颇大。还有贷款也未归还。村长、会计、财务几乎全都挑在他身上了。适逢镇上推行股份制。这可好了。他同干部商量，立即推行。在农村，透明度高了，村人放心，啥事都好办。他征得村民同意，集资建厂。一下就凑了二十万元。又把土地统一规划，以适应规模经营。年终结算当然有赢利。股东们看见了公司的前景，纷纷提出先清还60万元欠贷款，轻装前进。这一来，股份制第一年分红每股才210元。然而，股东们还是高高兴兴。去年，股份分红近3000元。
由于经济民主，管理得当，人心舒畅了。有的去了香港也回来村里搞种养，还把多年的积蓄都投了进去。一家团聚，住得宽宽绰绰，吃的新新鲜鲜。村股份公司第二年每股分红一千多元，第三年分红三千元。何乐而不为！我问，“回家里过得怎么样？”他说：“我在这里当股东，在香港打工，你说那个好？”他坦率地给我算了一下，年收入比香港还高出了许多。香港工资高，但扣除了房租、伙食和车赞，所剩无几。更不用说朋友应酬了。
谈到股份制的好处。邓董事长说：“村干部好当，开会人齐，计划生育上了轨道，社会公德风气都好了。”说到麻烦事。他说：“出嫁的不肯搬走，去了香港的要回来，嫁了出去的申请迁回来，还有招郎入舍也时兴了。”
这回重访。邓董事长已乔迁志喜。新居照惯例三层洋楼，琉璃瓦檐口，瓷片贴墙。室内陈设当然属现代新潮之作了。
“我是村里最后一个住上新屋！”董事长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