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10日接近午夜的时候，柏林大学对面的菩提树下大街广场上火光冲天，大约2万册具有世界声誉的德国和外国作家的作品付之一炬。
曾经沧海的今日读者，也许以为2万册书微不足道。把别的城市同样景象里烧的书加上，就不止2万册了。
威廉·夏伊勒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中引用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在焚书现场说的话：“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
这次焚书发生在希特勒当总理后约4个半月，它是一个象征，一个信号。
1933年2月27日发生了国会纵火案，第二天希特勒就利用此事，使兴登堡总统签署了一项“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规定为了预防“危害国家的暴力行为”，可以“在相反规定的法律限度以外”，“限制个人自由，限制发表意见的自由，包括出版自由；限制结社和集会自由；对邮件、电报、电话进行检查；对搜查住宅发给许可证件；发出没收以及限制财产的命令”，等等。所谓“危害国家的暴力行为”，是指希特勒捏造的共产党威胁，其实真也冤枉了共产党；当时德共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曾把社会民主党当作主要政敌，形成对纳粹党的实际支持。
1933年3月23日，德国议会通过所谓授权法———《消除国家和人民痛苦法》，拱手把立法权力交给了希特勒。这项法律规定内阁制定的法律由总理起草，“可以不同于宪法”。
从这一天起，希特勒成为全国“合法的”大独裁者。
接着，在纳粹的大事记上，就是以焚书为标志的文化纳粹化，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把德国文化纳入纳粹的控制之下，不得越雷池一步。1933年9月22日，设立由戈培尔掌管的统一的德国文化协会，下设美术、音乐、戏剧、文学、新闻、广播、电影七个协会，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从事这些职业的人都必须加入有关协会，服从管理。因“政治上不可靠”而被开除出会或拒绝入会的人，生计也就被剥夺了。“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
谁是“国家”呢？当然首先是希特勒、戈培尔，然后是他们的“文化”爪牙们。每一本书或者剧本的手稿，都必须先送戈培尔掌管的宣传部审查，经它认可后才能出版或者上演。
德国戏剧协会主席是个名叫汉斯·约斯特的失败的剧作家，他曾公开大言不惭地说，凡是有人向他提到“文化”这个字，他就想掏出左轮手枪来！———原来是一批仇视文化的“文化”官员。
每天早晨，柏林各报编辑和地方报纸记者齐集宣传部，由戈培尔或他的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在1934年内有一个时期，戈培尔和阿曼（纳粹的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都要求不要把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一位鲁莽的周刊编辑埃姆·韦尔克把这话当了真。他指责说，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使得报刊干巴巴。他的《格鲁恩邮报》立即被勒令停刊3个月，他本人则被戈培尔撤职，送到集中营去了。
戈培尔亲自主持的焚书大典是得到过狂热的学生们的合作的。德国从小学到大学，很快就纳粹化了。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被奉为“教育方面的绝对正确的指南星”，所有教师都得宣誓“效忠和服从阿道夫·希特勒”。
在科学方面，有个亚琛技术学院的威廉·缪勒教授在《犹太人和科学》文中把发明相对论的爱因斯坦当作“头号恶棍”。柏林大学的路德维希·皮勃贝克教授，认为爱因斯坦是“一个外来的江湖术士”。莱纳德教授则说“这个犹太人”的“犹太物理学是一种幻觉”。于是他们大搞其“德国物理学”、“德国化学”、“德国数学”了。
1934年8月，兴登堡去世，军队支持希特勒把总理、总统、三军统帅集于一身，第三帝国进入全盛时期。这时德国经济复苏，失业减少，在一次公民投票中有90％的人表示接受这个恐怖的独裁政权。
希特勒从1933年焚书到1945年焚尸———据《简明布列颠百科全书》，希特勒和情妇自杀前“两人遗嘱死后均火焚”———不过12年。从1945年至今，又是4个12年过去了。虽于历史的长河只是一瞬，我们毕竟经历了很多，相隔60年的时间和千万里的空间，回首希特勒焚书的前前后后，多少看得会清楚些。希特勒者，固一世之枭雄也，而今安在哉！
1983年5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