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每年都要回家一两次，辗转几千里，让他牵肠挂肚的不仅仅是年迈体弱的母亲，还有难以割合的乡情。他是个遗腹子，苦难与生俱来，像结伴而来的孪生兄弟一样伴随着他的成长。但苦难却没有在他心里留下伤痛，因为故乡的上空，乡邻们给他的温暖总是比寒冷早来一步。
他每次回家，都是一套简单的行装，坐着客车，一副从容淡定的样子。
回到这个偏僻的小山村，他立即是儿时玩伴的朋友，是长辈眼中乖巧的孩子。他蹲在乡邻的热炕头儿上，一大屋子的人，喝着大碗儿酒，说着知心的话，那么随和，那么融洽。
他该是个有出息的人，村里的人这样断定。马上就有人持否定态度，哪有有钱人不讲排场，总是这样低调回乡的？想想也是，问他，他只是笑笑说：“混得还不错，自己干，自己说了算。”真是谜一样的人。
谜底是在几年之后被揭开的。村子里此时已家家有了电视，一个村民偶然在转换频道时捕捉到了这张熟悉的面孔。那个山村的夜晚一下子沸腾起来。所有的眼睛都聚焦在他的身上。年近四十的他，衣着光鲜，诙谐又睿智地面对记者的采访。
村民们惊讶地张大了嘴。那个再熟悉不过、寻常百姓家的孩子，竟会是一个卓有成绩的董事长和着名慈善家。
电视里，记者问他：“你做公益事业，通常都是‘隐姓埋名’，就像在网络上聊天选择隐身方式一样，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他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问题，却调侃道：“没人相信‘天上会掉下馅饼’，而我偏偏遇上了两次。第一次是我考上市重点高中。那晚母亲和我正为学费唉声叹气，就听院子里‘扑通’一声，有人扔进一块‘黑石头’，再一看石头上绑了个纸袋儿，里面是一沓儿厚厚的纸钞，面额不等。母亲和我数了一遍又一遍，竟是367元8角。忘不了，怎么能忘昵？同样的幸福回放，是在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
他说：“花开无语，但花的芬芳早已沁人心扉。山村人虽然是贫穷的，但那种给予的方式却是最富有、最尊贵的。不求任何回报，不给受施者丁点儿压力和难堪，是最人性的关怀。如果你的给予是真诚的，又何必去张扬？”
村民们恍然大悟，那些困扰了他们多年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疑团，在这一刻全都化解了。村里建小学的赞助费，张家孩子治病收到的汇款等等，竟然都是他所为。
每一个鼓励的眼神，每一个善意的微笑，每一次真诚地伸出自己的援手，其实就是在播撒美好的种子。当时我们可能不经意，但再回首，你走过的地方已开满爱的鲜花。
